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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的童年

      □刘蓉蓉

      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莆田界外的一个小镇度过的。我的母亲在那里工作十几年,她一直身边带着孩子,先是我大姐和二姐,后来是我和弟弟,最后是我弟弟。孩子大了以后,就一个个回城里上学,父亲那时在城里工作。每个月母亲有四天假,她就带着我们搭四十分钟左右的公交车颠簸回城里,我就做那四天的城里人,其余时间我是个十足的界外人。

      我母亲工作的单位, 那时叫做市管会,主管市场调节和征收农场品交易税。市管会在小镇的一角,中间是一个大操场,边上有市管会的两层单位楼、食堂、宿舍以及民房。记忆中大操场有三个出口,一个通往小镇的主街,街边是各种店铺和民房,直通到镇上唯一的小学和公交车站;另一个出口通往一条以民房为主的蜿蜒小街;还有一个出口是通到大片的农田。

      外婆在我母亲十六岁时去世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从此就成了家里的重劳力,承担着照顾全家包括外公及两个舅舅的生活起居,还要打理外公做的小生意。最小的舅舅那时才三岁。外公虽然疼爱女儿,却因家务繁重,没有办法让她去读书。母亲因而只上过几个月的夜校,会一些简单的汉字和算术,所以她刚去工作时被安排在食堂当炊事员。

      那个大操场,其实就是个农贸市场,每天清晨到午后,附近的农民或商人们就在那里进行原始的货物交易,满足各自的家庭需要。母亲去工作不久,市管会的柴草交易场缺人打发票收税,母亲站在同事身后很快学会了打算盘计算税款,就顶了这个缺。此后她就在各个场轮换,哪里需要她就去哪里,后来回到城里的工商所(市管会新名称),继续打发票收税,一直工作到退休。母亲虽然没上过什么正规的学堂,但她天资颇为聪慧,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加上待人温和得体,在单位人缘很好。生活中她对子女温柔慈爱,又善于勤俭持家,把我们照顾得很好。那个年代,小镇的民风淳朴,没有计划生育,各家孩子都嫌太多,小孩子四处玩耍都丢不了。我的童年,因而过得自由自在而又不失温暖。

      农贸市场过了午后就散了。在市场的边上,靠近我们住的宿舍,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树身要有四五个人环抱那么粗,树冠像个庞大的伞,遮住一大片天。 以榕树为中心的大市场在午后就成了周围人家孩童们的活动场所。母亲常常说起她刚到小镇时的一些趣事,其中一件是,她又一次居然爬到那棵榕树上去掏鸟窝,同事们拿了一条被子在树下展开撑着,怕她掉下来。平日谨慎小心的母亲,两个女儿的妈妈了,竟也有如此淘气冒险的时候!

      有一年刮台风,大风大雨的夜里大榕树被吹到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阴沉沉的早晨,一开门看见歪倒了的大榕树,一半的根裸露在空中,可以想象那天晚上榕树与风雨抗争最后倒下的惨烈情景。我以为榕树这下活不成了,可是,靠着土中剩余的根,榕树继续活下来了。因为主树干倾斜下来,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有坡度的平台。孩子们很容易就爬到平台上,像玩滑滑梯一样滑下来,或者沿着平台爬到其它树杈上,像一只只猴子,捉迷藏,淘鸟窝,等等。歪倒的大榕树,成了天然的游乐园。 可是,孩童毕竟不是真猴子,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一群孩子照例是在树上玩耍,只听见“啪”的一声,一个男孩从高处的树杈上掉了下来,昏过去了。榕树安静了几天,耐不住寂寞的孩童们又回来了,照常嬉笑打闹。

      除了孩童们出没大市场,附近人家的牲畜家禽在散市后的下午,也会溜达过来觅食。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得了百日咳,母亲听说炉火煨熟的鸭蛋可以治好,于是每天做饭的时候,用棕色的草纸把鸭蛋包好,放在柴火炉旁煨熟。有一天,我把刚煨熟带着草纸的鸭蛋放在门口凉却,一头大猪闻到香味过来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它咔嚓一口把鸭蛋连壳带纸吃掉了。

      镇上有个相貌清秀却精神有些失常的青年人,有时也会晃悠到市场来。孩童们就会找到纸和笔,围住他让他写几个字。这个青年人先前大概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不知遭遇何故,脑子钻进死胡同出不来了。在那个年代,高考取消了,很多青年郁郁不得志。那个青年人也许就是这样不幸的一位,令人唏嘘叹息。

      除了吃饭和睡觉,小镇的孩子们是不沾家的,我也不例外。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去了镇上的小学读书,从此不再只是在市场附近游玩,而是延伸到小镇的外缘了。有一位要好的女同学家里养几只兔子,我常跟着她去水田里拔一种类似韭菜的草, 用来喂兔子。那时候孩子们是不兴买玩具的,自己做玩具。市场后面那片农田,四季种植着各种农作物。麦子长高的时候,掐一节麦秆,做成雨伞骨架的样子,可以把玩半天,或者做成小小的笛子,在田野上有一下没一下地吹。小镇边上有一个烧制各种缸的土窑。缸做好以后,放在太阳下晒干了,然后才能烧制成型。我和小伙伴去过那里跟工人要烧窑的土,搓圆压扁,中间穿个洞,晒干后做成算盘子玩,类似现在的孩子玩彩色粘土。有一次,我要到了一块土,和伙伴们欢快地跑出来,一不小心刺溜滑了一跤,压扁了好几个刚做好正晒着的缸,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要土了。

      七十年代小镇的人们是淳朴友好不设防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大概是,镇上的人们多少是相熟的。离小学不远有一个中医郎中,认识我父母,他的店里也卖草药。我那时已经认得几种草药。有一次和同学采集了一堆草药,拿到他的店里,郎中非常善意地给我两毛钱买我们的草药。在美国,学校或者童子军组织常常鼓励孩子们卖东西筹款,常见的是卖巧克力和饼干。揽到这种活最头痛的就是家长了,出去兜售不仅花时间,也有安全的隐患。有时为了省事,家长们只好互相买。我那时似乎也懂得了大人之间这种互相帮衬的情谊,为自己赚了第一笔糖果钱。

      那个邻近宿舍通往蜿蜒小街的出口处不远,有一户姓柳的人家与我父母相熟。柳先生在城里某单位工作,但是身体不太好,那些年似乎常常抱病在家。相熟的朋友戏称柳的妻子“柳妻”,莆田话与“混混”谐音。柳妻可不是混混,不仅人长得标致,而且勤劳能干,还很有爱心。她比我母亲年长,那些年一直像个亲人一样照顾着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盛一海碗,风风火火地端过来给我们。这样的邻舍友情,至今想起来都是暖心的。

      孩童时期总免不了感冒发烧咳嗽这些毛病。镇上有一所医院。小镇的人们除非是大问题了,平常一般不去医院。我们发烧的时候,若是在下班后的时间,母亲的几个同事常会结伴过来一起照看。大伙儿会去摘冰凉的香蕉叶子,铺在地上,让孩子睡在上面,再抹上“虎”油或清凉油,物理降温。另一个土方我就一直不懂为什么了。他们会找来癞蛤蟆,放在小孩的肚脐上,用一个碗盖住,等癞蛤蟆撒一泡尿了,烧多半也退了。这时的癞蛤蟆肚皮变成暗红色,大概是孩子身上的烧转移到它身上了。(作者注:没有科学依据,请勿模仿!)我们那时偶尔也去看医生,但是比较现在的小孩,真是少得可怜。长大以后遇到不少同龄人,一口灰色透明的四环素牙,庆幸自己没有吃过四环素,居然也长大成人了。

      市管会的职工们下午常常还是有些工作要做的。比如,开会,打扫市场,支援农业,抓投机倒把等等。开会和打扫市场就在家门口,其它的活动都要出门,所以叫做“出动”。母亲出动的时候,就只好把我们放在家里,交代我们有事找柳妻。通常也没什么事,我只记得一件事,后来成了家里人的笑话。大概是我六七岁左右,一天,母亲去出动了,到晚饭时间还没回来。宿舍很暗,我看母亲平常去食堂取井水的一个小水缸里有水,就生火下米做了一锅稀饭。母亲回家以后,发现我把米饭做好了,自然是非常的惊喜。可是吃着吃着,发现有碗刷的黑色小渣在里面。原来那个小水缸里的水,是上一顿洗碗的水,母亲还来不及倒掉,我就拿来煮稀饭了。我到现在还是成不了好厨娘,大概跟第一次做饭就没做对大有关系!

      七岁的时候,我上小学了。上课第一天,班上一个男同学不知怎地被老师叫到门外站着,这个小男生干脆就倒在地上撒野哭闹。那时候小镇的孩子没有幼儿园可上,而是到了年龄直接上小学。可以想象一个七八岁乡村野惯了的男孩,突然要让他安安静静坐在教室里读书写字,那得多难受啊!因为他的哭闹,我对他印象深刻。几年以后,我读初一,看到班里一个似曾相识的男生,原来就是那位同学。他那时已经成了稳重爱学习还写得一手好字的好学生了!如今,这位志向不凡的同学就职莆田市政府,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为家乡的黎民百姓服务。个人的成长不外乎家庭和社会。家庭的培养,如同营养的食物,而良好的教育环境,如同新鲜的空气,缺一不可。祖国这些年的崛起,与恢复高考、重视教育有着必然的关系。

      在小镇读书的那两年,是轻松而愉快的。常常和一群小女生结伴,嘻嘻笑笑沿着那条大街去学校。 那些同学多数是附近乡下人家的孩子,天真又淳朴。学校操场边上有棵高大的合欢树,到雨季开花时,甜甜的花香溢满整个校园。学校的老师讲课是莆田话和普通话混用,甚至以莆田话为主。三年级回到城里读书,班里许多只说普通话的部队同学,还有上课只说普通话的老师,真让我迷迷糊糊找不到北好一阵子。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我也离开家乡越来越远,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镇童年的往事就不时地飘入我的思绪。那如同大榕树一般坚韧负重、善良慈爱的母亲,纯真的玩伴,淳朴的人们,都让我不忘这人世间存留的美善。而我身上至今挥之不去的乡土地瓜味,大概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本文发表于《莆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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