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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化村传奇

      (一)神秘的“村谣俚语”

      漫步囊山村,已看不到能与村史直接关联的只字片语,只能从已传承几百年的琼山村、境的追忆,窥视其历史文化之一斑。那世代流传而又无人能释的村谣俚语,倒成了反映该村历史文化的一种侧面佐证。

      在囊山村的巷里(汉利),若是探问本村的历史渊源,不管是老一辈的尊长,或是中年的汉子,他们都会告诉你,本村先民的故事,谁也讲不清了,只记得有一种世代相传的说法:“先出巷里,后出囊山寺”;“败了囊山寺、兴了咱巷里”。

      村谣俚语的描述,表面上似乎颠倒了囊山村与囊山寺的建置次序:始建于唐光启二年(886)的“囊山慈寿禅寺”成为“后出”的,而清顺治十八年(1661)冬,从“界外”忠门琼山、港里等地内迁囊山散居的先民,倒是“先出”的?其实,山兜先民所口传的,正是从囊山寺几百年间兴败衰落的史实,揭示出“败了囊山寺,兴了咱巷里”的内迁历史背景与迁移年间的记忆。流传几百年的村谣俚语,也是囊山村史的一种永恒记载。

      莆田的地方史志,总是伴随着优美的民间传说,二者相依相伴,共存了上千年。扯不断,理还乱。作为莆田境内的名山名寺,囊山与囊山寺同样存在着这种民间神话的传奇色彩。

      唐时,囊山的范围并非局限于囊山寺周边的地域,而是包括着位于林坂的“佛之山”(亦称佛日山)与南埔的九峰山。若论山势“酷肖悬囊”,那“佛日山”更是惟妙惟肖。明代,囊山、九峰、龙潭隶属延寿里(下辖涵头市与冲沁、新港、黄港、塘北、下林等9个村庄)。民国22年(1933),囊山随村归属莆田二区九峰乡(下辖南埔、山兜、林坂、刘庄四村)。

      囊山,古称“伏虎山”。至今囊山村那些年届九十的尊老,均称囊山为“虎之山。”只要站立本村“庆寿坛”石埕,即可看到囊山极顶酷似一只硕大凶猛的伏虎,俯卧于“天元岩”东侧,威猛之状令人惊心动魄。唐乾符三年(875),56岁的妙应禅师于伏虎山初建庵堂时,即名“伏虎庵”。二年后,申报地方政府,改庵为院,立名“延福院”。唐光启二年(886),历经十年筹备,67岁的妙应禅师决意扩建延福院,报经泉州奏请朝廷后,赐额“囊山慈寿禅寺”。

      栖隐伏虎山禅修建寺的妙应禅师,民间尊称“伏虎祖师”。而位于城西三里的“石室岩”,亦因伏虎祖师的栖隐禅修而得名“伏虎岩”。尔后,伏虎山的妙应祖师即被神化为:因伏虎而“得二虎出入相随”,尚有“虎溪”“虎亭”的传说衍生。

      究其原因,大凡信仰于宗教的民间信徒,在宗教活动的过程,都得把教主的生平,附会上一些脱离现实,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传说,在宣扬其无边法力的同时,借以衬托出他们的神圣伟大。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于《中华佛教发展史》中即曾举例:释迦牟尼十四、五岁时,即能驯服野象,不但只手掷象出城,且能立即接置于地。挽弓射箭,直穿百里之鼓。七岁从学,十四岁已精通天文地理、祭祀占察及世间艺文百科;既然,十四、五岁的释迦牟尼能驯服野象,那年届古稀的妙应禅师,自然亦能驯服猛虎二只为自身的坐骑。至于那以肉食为主的二只猛虎,何以为生?信徒们那是绝不会去深究的!

      “囊山慈寿禅寺”的赐额,据说也是颇有来历的:“王审知为祝其母寿诞,奏请唐朝廷晋升为寺,并赐额囊山慈寿禅寺”(《古囊名刹》)。“光启二年(886)闽王审知改名慈寿寺,俗称囊山寺”(94年版《莆田县誌》)。寺院能与王者沾光,当然可喜,那怕是一首诗或者一个字,都能增加许多辉煌,其缘金的收入,当然产生“水涨船高”的效应。只不过,此时王审知的处境,似乎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光州固始县,有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世代务农的三兄弟。唐光启元年(885)正月,王家三兄弟跟随以王绪为首的五千兵马渡江到福建,行至南安,在王潮的鼓动之下,王绪被扣后自杀,将士即拥王潮为主帅。光启二年(886)八月,王潮攻下泉州后,被保荐为泉州刺史。六年之后,王潮以彦复为都统,王审知为都监,历时年余攻下福州城。唐乾宁三年(896)升福州为威武军,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

      王潮执政四年,临终遗命:三弟王审知继承之。唐主即以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并封琅琊王。封闽王,那是后梁开平3年(909)四月的事情,囊山寺建寺已二十三年了。囊山建寺,奏请朝廷赐额之时,正值王潮率军攻占泉州城,囊山慈寿寺只是泉州下属莆田县的一座普通寺院,依律报批即可。再者,若以“慈母寿诞”赐额,泉州治所,名寺多多,况且战事在前,事关王氏家族身家性命,此时即使是“慈母寿诞”之时,关注囊山寺的建置,可能性似乎不大!从宗教的角度观察,以“慈”、“寿”为寺额的寺院相当多,也是相当正常的。

      囊山寺从唐光启二年(886)建寺至北宋景佑初年(1034),保持了150年的鼎盛时期。僧众达千人之多,形成一处寺田几千亩,田租米谷每年超过数万石的庄园寺院。也曾一度被政府选用为驿站,以接待来往于福厦漳泉,官员差役的歇宿换马。随着南来北往的信息沟通,囊山寺逐渐誉满海内。尤其是全县唯一的“十方丛林”,其以平等之心接待四方佛子香客的规制与公请诸方高僧名宿任职的选贤祖制,使囊山寺虽是历经几百年间的盛衰兴败,但其“十方丛林”的性质却一直传承至今。

      南宋后期,囊山寺渐趋衰落,到了元至正三年(1343),住众仅剩几位实无去处的老弱僧人,空守着几间倾圮不堪的堂舍度日。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至宣德八年(1433)的三十五年,是囊山寺呈现恢复,重光的时期:“辟斋房(僧舍)三百多间,僧众千人。”尔后虽是起落不定,但毕竟也算是维持了一百来年。谁知世事难料,囊山寺会遭到连续三次的大灾难,特大人为的浩劫给囊山寺带来灭顶之灾。明嘉靖十五年(1536)秋,连日飓风为灾,地处海滨的江口、福清一带,受害尤甚,冲沁村绅士姚某极力散布:飓风乃囊山寺辟支佛作怪为灾。并呈文县衙拆毁囊山寺,数日之内,寺毁过半;十八年后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谣言兴起福清,台风之夜数以千计的福清民众蜂拥囊山寺,毁墙揭瓦,寺院受损更甚;延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倭贼之乱,兴化府城破民亡,数以万计,所有寺院更是难逃其劫,勉强度日的囊山寺不仅库房烧掠一空,僧众亦伤亡不少。在前二次劫余残存的殿堂僧舍,亦被焚毁一尽。三次天灾人祸,历时26年,饮誉海内的百年千众丛林唯剩一阁一钟楼。明未清初,虽然时有修建增置,但昔日的辉煌已不再重现。

      清顺治十八年(1661)冬,清廷诏令大规模迁界,以忠门琼山、港里为主连同沿海其它区域的“界外人”,先后陆续迁移至已是满目荒凉的古囊山麓。“败了的囊山寺”,夕阳西照,几位衣裳破旧,病弱消瘦的老僧,斜倚着断墙残壁,反复叨念着几百年前谁也不相信的,已相当遥远的囊山寺传说。枯黄杂乱的棘丛荒草,偶尔惊飞的小鸟,使小寺庙的凄凉增添了许多。面对败落的囊山寺,联想离别故土与安家兴业的艰辛,身居山兜的先民感伤不已。

      囊山寺自妙应禅师开山至清初的八百多年,寺产时有递增衰减,以明弘治期间(1488-1505)地方政府登记在册的寺田尚有:“八十一顷九十亩,岁征粮米四百一十八石”。历经兴废变异,寺产不断散失递减,而上缴的岁征却依旧不变。自清雍正七年(1729),囊山寺即一再呈文,请求“豁免空额赋债,依实田亩计赋。”拖延了150年,直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在“敲鱼重振古囊山”的通源和尚多方努力,与江春霖名士奔波之下,总算是取消了“空额税赋”。

      每当囊山寺趋于衰败,僧人无法维持生计,变卖部份寺产时,囊山村先民总以省吃俭用钱财,从租种寺田到零星购买,历经几百年的艰辛累积,先民们逐渐兴置一些“抠自牙缝”的小产业。世事沧桑,兴败难料。那留存于民国四年(1915)重建的土地庙墙头上,至今还回响着先祖的警示:“土地传先祖,原为孙子居。苟非我族类,尺寸不让诸”。

      清顺治十八年(1661)冬,山兜先民从“界外”迁居囊山时,囊山寺已名存实亡,唯留废墟遗址一片。直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通源和尚“重振古囊山”,在涵江商贾民众合力之下,重建大雄宝殿再现丛林风采之时,囊山村先民已定居“巷里(汉利)”二百二十年了。故此,囊山村有:“先出巷里,后出囊山寺”与“败了囊山寺,兴了咱巷里”的村谣俚语了。

      (二)唐代禅修圣迹——天元岩

      “天元岩”是晚唐邑僧妙应祖师禅修的一处千年圣迹,位于历史文化村囊山村之囊山南麓半山。妙应祖师有“辟支佛”之赞誉,其栖隐禅修的岩穴,亦就有了“辟支岩”之称。

      几千年之前,伏虎山(唐时雅称“囊山”)发生过一场极其激烈的山体活动,大量的山岩巨石从山巅顺势倾泻而下,于半山缓冲地段,累垒递积,神工鬼匠形成长达百余米的“百廿间”、散布范围数十亩的“九瓣莲花岩”(亦称“隐莲”)、莆田境内唯一“虚敝可容数榻,旁有八石负之,玲珑如窗棂,然间有小竅径寸,时迸异香,前有二巨石对立如门,右有石高广可五丈”的天然岩穴。

      禅宗僧人,行为简朴,终生苦行维命,潜心修持。身着“百家布条衣”,一钵一笠,蒲团芒鞋,即可走遍天下名山拜谒名师。妙应祖师是一位优秀的苦修者,杰出的释家弟子,深悟身心性命之体用,认为“道”在眼前,就在平常日用之间,即心即佛,无须向外求法!在其一生之中,足不出邑,遍访境内名山,栖隐筱塘岩、紫霄岩之后,最终选址莆境唯一适宜于静心禅修的伏虎山岩穴为终身禅修之处。

      囊山寺从唐光启二年(886)移址重建之后,妙应祖师除法堂说法,安排寺务之外,均于后山岩穴,数日不食,独坐禅修。时人无不赞誉“辟支岩乃囊山寺第二方丈室。”

      沧海桑田,世事难料。曾有僧众千人,寺产田租数万石的“十方丛林”竟成满目凄凉,唯有一阁一钟楼的破败寺宇。清顺治十八年(1661),一支来自沿海忠门港里等地的“界外人”,迁界至囊山山兜落户。历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败了囊山寺,兴了咱巷里(汉利)”,寺产的变卖,山权的易主,兴败迭替,清乾隆期间,“辟支岩”所在的山体经营权,已归属“山兜”先民所有。

      清光绪十一年(1885),涵江街道失火,通源和尚积极参与“敲鱼救火”,深受感动的涵江信士决意协力“重振囊山寺”,重建大雄宝殿。但开山祖师的禅修圣迹已一去难返了。“辟支岩”的丧失,使千年丛林囊山寺显得欠缺而不完整。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通源和尚决意于寺后孤岩“僧帽石”凿孔布椽,铺砖盖瓦,在岩体之外,搭盖一间能遮风挡雨的人工“辟支岩”。

      如今,此处虽是杂草丛生,断墙残壁,岩体上残留着椽孔与“辟支岩”油漆字迹,却也不失成为游人缅怀当年通源和尚历尽艰辛,重建禅修古迹的一片苦心。

      佛家“辟支岩”转属“山兜”先民之后,乡老合议,决意奉祀当时风行莆田全境的“监雷御史张公圣君”。从此之后,山兜的龙潭,张公府,成为当时莆田北洋地区著名的“祈雨地”。每逢干旱之年,总有“乞雨”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往半山“天元岩圣君仙师府”祈求张公“降雨法旨”,再到龙潭烧化,并往潭内抛石,催唤行雨。

      民间热烈的奉祀、祈求,取代了佛子独身修持的深幽。历经几代人的淡忘,“辟支岩”悄然淡出历史,消逝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天元岩”则以其独具特色的信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虔诚信士,俯伏膜拜。

      “天元岩”的名字绝不是捡来的

      伏虎山“辟支岩”是一处由三大巨岩搭叠而成的天然岩穴。早在秦汉之时,即有此岩,原为山间猛兽蟒虫穴居之地,自唐末妙应祖师开化禅修,才有“辟支岩”之称。于清乾隆期间成为山兜先民产业。佛家的清修之地,成为民间祈雨、问卜、求签的“天元岩”。百年不断的香火,导致了民国初期的修缮与三一教“古囊祠”的初建。

      在民间,一直流传着:天元岩的名字来自拾得一枚古钱的年号。

      莆田著名的宗教史研究者杨美煊前辈在其《古囊名刹》中,说道:“第一天然巨洞之前,有一座民国初年才创建的道教神庙,据说当年清基时,得一枚古钱有‘天元’字样,因而立名‘天元岩’。”

      莆田市三一教协会秘书长陈先生对天元岩则有更具体详细的描述:“在福建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曾在天元岩活动,还留下了作为历史依据的‘天元通宝’铜钱一个。……民国初,涵江集奎曾姓富翁创天元岩时,在挖基中,发现了一枚罕见‘天元通宝’铜钱,因此取名为‘天元岩’。……1938年古钱家丁福保编著的《古钱大辞典》书里就收有一枚‘天元通宝’。著名古钱鉴定大家,上海市钱币学会主编孙仲汇、胡薇合著的《古钱币图解》书里也收一枚‘天元通宝’(与丁氏版别无有异),径3厘米、空0.7厘米。这是天地会起义军所造的钱,它代表天地之物,天地会在囊山天元岩活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夏天》2015第四期)

      值得一提的是:至今为止,在晚唐妙应祖师禅修的圣迹内,从来就没有发现过古钱“天元通宝”的实物。至于名家编著的钱谱,图解中刊载的“天元通宝”古钱拓片,乃是一种覆盖全国性的,中国历代古钱资料的汇总。更无任何迹象可以说明“古钱辞典”与“钱币图解”的拓片实物,乃是来自福建莆田涵江囊山村的出土。

      在中国的历史上,确有唯一的“天元”年号,一个苟延残喘的朝代年号!

      1368年7月,元蒙顺帝自知大势已去,主动放弃抵抗,撤回蒙古草原(朱元璋因其尚能“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为“顺帝”)。8月徐达进军大都(北京),元蒙统治结束(自元昭宗元年<1371>起,史称“北元”)。

      “天元”(1379—1388)是北元脱古思贴木儿的年号,也是元蒙政权撤回草原老巢苟延残喘十七年中的最后十年。于北国草原深处,风雨飘摇之际执政的末代帝王,不可能铸造流通全国的货币。毕竟大明帝国的“洪武”货币已统一流通全国十二年了。贸易市场不可能接纳“伪政权”的货币。更谈不上会有“伪币”失落于古囊山巅,深埋于地下542年后被后人所得,为“天地会在囊山天元岩活动,提供可靠的依据。”

      囊山村“天元岩”,既无古钱实物出土,何来以其年号刻石岩额?因此,“在挖基中,发现了一枚罕见‘天元通宝’铜钱,因此取名‘天元岩’”的说法,纯属是一种来自民间传说的附会!更不能为天地会在囊山天元岩的活动提供可靠的依据。

      囊山村青云庙——一处被遗忘的宗教文物

      青云庙,自明隆庆四年(1570)创造至今,已近450年,期间虽然历经变异,却一直是山兜先民民俗、信仰的活动中心。

      2004年秋,青云庙历时二年的修造,正式告竣,其“捐建芳名碑”序文中,可看到庙宇的初创年代为“明隆庆四年”,奉祀的神祇乃“黑白二将与白牙将军”。

      莆田自嘉靖期间,历经倭乱、抗倭,于隆庆、万历间,各地纷纷立碑造祠,以缅怀奋力杀敌,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忠勇将士。明隆庆四年,江口应诏创建惠德祠,奉祀抗倭名宦福建巡抚谭纶、总兵戚继光、知府易道谈及知县莫天赋。深受倭患,导致寺毁僧亡的囊山寺僧众,深感抗倭将士的无量功德,积极筹款,在周边民众的齐心协力之下,于宋末位于龙潭坑南向的“延寿堂”遗址,创建了奉祀抗倭献身的名将黑大人(孔兆熙)、白大人(白仁)与普救众生的观音大士。正是这处不起眼的小庙堂,却曾是驻锡过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说法、莆田宗教史上东渡日本传禅第一人的禅修之地。

      传承于民国22年(1933)的手抄本,青云庙东厢房的楹联:“佛法相符同一位,丕著显迹庇千家”。正殿二侧楹联是“青云扶宝殿,黄檗显琼山”、“黄檗威巡灵万古,青云德泽庇千家”。青云庙库房之中,尚存一方“竹毅黄檗”的匾额,表彰缅怀栖隐此处的超元禅师东渡日本,开创九州一代禅风的艰难与刚毅不拔的刻苦宗风。年届古稀的陈仪生前辈回忆道:“十几年前,修造庙宇整理旧物时,曾有一竖匾,书有‘大清’、‘昭和’的字样,其它的已记不清了。”

      更有意思的是:大殿正中“九使爷”的头上,一直高悬着一方告竣时囊山寺赠送“妙应明精”的大挂匾。青云庙佛道和谐相处的特色。在莆田的佛寺、神庙中,确不多见。

      一、莆田东渡传禅第一人

      囊山村青云庙,是莆田宗教史上东渡日本传禅——超元禅师的栖隐之处。超元禅师,字道者(1598-1662),莆田人,又称南山超元。早年出家涵江国欢寺,曾驻锡囊山寺学禅(明末清初,青云庙前身“延寿堂”乃是囊山寺产业),尔后又回国欢寺禅修。

      明崇祯八年(1635),37岁的超元,即南行参学求法,其足迹遍及闽南各地名寺,先后于南安小雪峰,九日山延福寺、厦门南普陀及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等。最终于漳州南山寺参谒行弥亘信,随侍学禅多年,得其法印,后主南山有“南山道者”之誉。

      唐宣宗大中三年(848),闽人希运于渔溪黄檗山出家,后至江西百丈山参拜怀海禅师,得传心印后,即往高安黄檗山传禅,世称“黄檗希运”。弟子义玄(山东曹州人)于大中八年(854),开法于河北镇州“临济院”,乃“临济宗”开宗祖师,有“临济义玄”之称。

      北宋初,“临济宗”转入闽中后,又分创为黄龙、杨岐二派。宋嘉熙(1237-1240)间,于囊山寺传法五年的“孤峰德秀”,就是杨岐派下的第八代法嗣。囊山寺自宋至清,历代住持皆属临济法嗣(清末曹洞宗的源智任囊山寺主持,那只是一个例外)。

      漳洲南山寺的行弥亘信,乃临济宗第31代费隐通容的法嗣,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主持隐元隆奇乃法门师兄弟。因此,隐元也是超元的法叔。有此特殊的一层同宗佛缘,超元于赴日之前的十余年,曾多次往返黄檗山,并于万福寺住锡说法。

      清顺治六年(1649),年已五十的超元,应日本九州长崎崇福寺之邀,于该寺出任主持。四五年之后,移锡九州平户普门庵、集云庵三、四年,被尊为“开山祖师”。超元是莆田佛教史上,名僧东渡传禅第一人,也是开古囊僧人出国传禅先河的开拓者,比黄檗山万福寺的主持隐元隆奇(日本“黄檗宗”的开创者)的东渡,还早了五年。

      从莆田佛教史专家杨美煊先生《古囊名刹》搜集的超元赴日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出超元的东渡十分成功,取得日本佛教界的高度评价,有“名声之噪,不亚唐僧”的赞誉。趋集超元座下学禅的日僧佛子不可胜数,尔后成为日本著名的禅师即有三十多位。“崇福门庭若市,一派昌盛繁荣”,“禅师来朝,天下英雄荟萃,群贤毕集,在佛教史上留下千古芳名”。

      日文《禅宗史研究》对超元于日本禅宗史的贡献评价是:“道者超元来朝,我国禅界所受影响不可低估,无论是他律方面,或是自律方面,在江户时代的各种禅风中,堪称独具一格,他是隐元的先行者,传播明风之禅,给后来隐元的来朝,创造了多少有利条件”。

      超元回国的时间,大约清顺治十五年(1658),是年60岁。回国时,囊山寺已发生重大的变故,寺院经济已大不如前,寺破僧弱(壮者,四散而去,唯剩老弱僧众),为了维生,寺产大量变卖流失。面对每况愈下的现状,超元只有返回故山国欢寺栖身。清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二十六日,首次东渡的一代高僧于国欢寺示寂,年64岁。

      二、明礼部左侍朗手书的庙额

      囊山村青云庙现存:明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黄起有手书的“青云庙”匾额一方。钤刻“黄起有印”、“东里人”、“降尔□    福”篆章三枚。莆田境内,保存有明代人手书,钤刻私章的庙额,并不多见,这是一件难得一见,集人文、书法、宗教于一体的历史文物。

      黄起有,字应似,号改庵,生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莆田城内东里人,“黄滔二十三世孙黄希韶曾孙”,也是黄仲昭的五世孙。起有少时即聪明博学,能诗善文,尤精草书。“善草书,苍秀轩翔,绝得古人笔法,世人争珍之。”

      明崇祯元年(1628),年届40岁入京赴试,得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崇祯十七年(1644),56岁的起有以“詹事府左庶子”之职奉使江西。当年四月二十五日,京都失陷,崇祯君吊死煤山寿皇亭,大明灭亡。

      起有闻讯,即携母回归莆阳尽孝。尽心奉事,寸步不离。母亲去世之时,起有年近七十,痛哭流涕,犹如孩童。守孝三年之后,即热心于家乡慈善公益之事,但有慕名求书撰文者,无不尽心允应,先后书撰《天后显圣录序》、为截界迁建于城内洞桥的“平海卫学”序碑勒石、《重修木兰陂记》、《重建梅峰钟楼序》及仙游《重建敕大中三会寺碑记》等。

      书法家的篆章,往往带有各具特色的个性特征,“绝得古人笔法,世人争珍之”的起有手书庙额,之所以能如此完好地于囊山村保存了几百年,其最大的原因是山兜民众的尽力爱护所致,虽然高悬于大门额的“青云庙”挂匾,只能模糊地看到章痕印迹,但董事会的老人们,都会神秘地告诉你:“只听先辈们讲,那是一位大贵人的手迹,具体是什么人?几百年来,谁也不知道!”庙额“青云庙”成了囊山村一方“神秘莫测”的挂匾。

      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实行“截界”政策,位于“界外”沿海的忠门、秀屿等地的部分民众,纷纷背井离乡,携家带口迁居于囊山山兜。经过几年的安定,清康熙四年(1665),山兜的先民,决意于荒废的延寿堂遗址,筹建老家鳌城山奉祀玉皇大帝的青云庙,使子孙后代能“回首梓里,思其所自。”同时,共推乡贤至城内东里,拜访一年之前为截界迁建于城内洞桥的“平海卫学”撰记勒石的黄侍郎,赐书“青云庙”庙额。亡国之恨、对沿海百姓惨遭迁界之祸的无限同情及先祖(黄妙应)遗址重光的欣慰,使当年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黄侍郎,欣然挥毫,并于手书“青云庙”的同时,钤上珍贵的三方“世人争珍之”的篆刻印章。清康熙九年(1670),黄起有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三、神化的蟒蛇精与“九使爷”

      历时一百多年的演变,从清康熙四年(1665),奉祀玉皇大帝,并由黄起有侍郎书额的青云庙,成了奉祀黄檗山巨蟒后嗣三兄弟(主神“九使爷”)的九使庙。

      清代的中后期,是流传于闽中、闽南地区,最具民间宗教影响的永泰张公圣君信仰。而在张公圣君的传说体系中,与福清黄檗山巨蟒——焦莽神王斗法、封神的传奇故事。更是被发展演化为戏曲题材,而出现于广泛的民间舞台,从而促进了“九使爷”的信仰,更加家喻户晓,最终演化为民间信仰的偶像。

      现存福建省艺术研究所,以清嘉庆廿年(1815)与道光三年(1823)二残本合订的福清四本戏《九使传》唱本,保存了流传于当时的神话梗概。

      唐僖宗时,位于福清渔溪黄檗山,有巨蟒作崇,邑人刘孙礼之妹刘三娘被蛇妖焦蟒神王掳掠入洞为妻,刘孙礼万分悲痛,却又无能为力,决意至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处学道除妖。多年之后,刘孙礼毅然返乡报仇雪恨,于巨蟒洞内连杀蛇儿八人,后经其妹苦苦哀求,留下九、十、十一的三儿性命。最终在刘孙礼的督促之下,焦蟒神王决意改邪归正,偕同三子同往闾山学道。时值黄巢叛乱,梁王朱温意欲谋害李克用,李受困于尚源馆驿,焦蟒神王奉师父严命,携同三子下山,奋力拼杀,救出李克用后,合兵共征黄巢叛兵,终获全胜。事经张公圣君再三探明之后,与张天师合力保奏天庭,天恩浩荡,封赏焦蟒一家,举宅升仙为神,永享民间香火。

      历经百年演变,道家“改邪归正,得道成仙”的劝念与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劝善,逐渐形成民间信仰的文化核心。昔日的蛇妖,成了今日“得道成佛”的典范,万众膜拜的神明,甚至于最后升华为“纠察判善恶,阴阳执报应”的纠察大臣。

      或许,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人们在欢庆“重阳老人节”与“九使爷”生日之时,尚能记得首次东渡的超元禅师与为“青云庙”留下珍贵墨宝的黄侍郎。(郑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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