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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与朱熹

      □林劲松

      蔡京是熙宁三年(1070)进士,朱熹是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二者相隔78年。

      朱熹是宋朝后期著名的理学家,著有《四书集注》等。但是,他却对宋朝历史一团漆黑,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8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在这里,朱熹夸大其词,把宋朝初期和中期的改革说得一无是处,在学生和后人中影响不良。

      相比之下,蔡京却勤奋好学,精通历史,是宋朝中期(1030-1125)三大政治家之一,《清明上河图》记载的便是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三人的业绩。

      首先,要太平,不要内战,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历史性的选择。据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说,“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李筠、李重进两人都是后周老臣、宋之叛将。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五,赵匡胤称帝,四月,李筠反叛,据有上党;九月,李重进反叛,据有扬州。俩人叛乱先后得以平息,提高了宋太祖对军队改革的信心,做出了新的历史选择,得到了赵普的共鸣。

      “顷之”即过了些时候,杯酒释兵权的历史性创造终于出现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军队改革,把石守信、王审琦等故人手中大权解除是件大事,处理得好,宋朝长治久安;一旦出了僵局,大灾大难接踵而至。所以,赵匡胤的办法和汉高祖刘邦不一样,不是大动干戈,诛杀异姓王,而是备办酒席,跟他们商量好,妥为解决。宋太祖要太平,不要内战,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同样要太平,不要内战,他们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谁也不想汉高祖诛杀异姓王的悲剧在宋朝重演。所以,宋太祖就要找他们谈心。赵匡胤说:“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郡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寝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赵匡胤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就这样,君臣谈心,愈来愈深入,到了后来,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而且这些人富有影响力,他们同心同德了,他们的军队也就有了新的忠君爱民的时代气息。所以,杯酒释兵权成为了历史佳话,赵匡胤仅仅用几杯酒就解决了刘邦花了几年还解决不好的问题。从此,宋朝建军原则纳入了尧舜禹之道的正确轨道,军队忠诚于国,忠君爱民,保家卫国,不再出现藩镇割据的历史悲剧。与此同时,在神州大地大得人心,促进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早日结束。

      杯酒释兵权是古代中国精兵简政的一次成功实践。唐代管兵者多,人民负担重。“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到处抓壮丁,最后连老太婆也不能幸免!而且还有争权夺利的玄武门之变、安史之乱等。杯酒释兵权后却另是一样,王明清《挥塵录余话》说:“其(赵匡胤)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广,平江南,前后精兵不过三十余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所以,在公元10世纪中后期,宋朝称得上是神州大地最为富裕强大的国家,杯酒释兵权结束的是五代十国分裂局面。靖康之祸,是赵匡胤死后100多年的事。朱熹要他负责,就等于认为杯酒释兵权以后,宋朝不是富裕强大,而是相反,既穷又弱。

      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太祖》)宋太祖赵匡胤好读书,精通尧舜禹之道,对子孙要求特别严格。士大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由于宋太祖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所以,宋朝成为一个好读书的朝代。《论语》、《孟子》是宋时小儿读物。宋仁宗于1030年首创启用《大学》、《中庸》为单行本,赠送给新科进士以后,小儿读物从此又增加了两本。许多人从小时候开始都读了许多书,长大后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国家和人民,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诸方面最先进的国家。12世纪初期,东京人口多达百万,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而同时期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只不过几万人,仅仅相当于宋朝的一个小邑。这是历史的奇迹!在今天,我们无不为之感到自豪。

      其次,宋朝中期的改革有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六曰厚农桑,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生产,以纠正“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现状。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1069年开始的王安石变法继往开来,实行农田水利法,数年之间,一万多座水利工程横空出世,显示了新法得人心,创奇迹。

      据《长编》卷231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于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当物力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司官详定以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市易法》,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

      根据《市易法》精神,宋朝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扶植商业,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这就充分调动了商人,特别是大商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骨干力量作用。

      效果,《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閠七月丙辰载王安石语:“今修市易法,即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开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今立市易法,即此十余户与下户买卖均一。此十余户所以不便新法,造谤议也。臣昨但见取得茶行人状如此,余行户盖皆如此。然闻茶税两月以来倍增,即商旅获利可知。”市易法实行三四个月以后大见效,茶税倍增,这说明各地商旅从新法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但是,朱熹却说“ 州郡遂日就困弱 ”,这显然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

      其三,据《宋史》的《蔡京传》记载,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次年,蔡京得中进士。在宋神宗在位时,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为王安石变法在全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哲宗亲政后,他又主动配合宰相章惇,把变法运动引向深入;1100年徽宗即位后,有意修熙丰政事,又起用了蔡京,任命他为宰相。他继往开来,把宋朝中期改革引向深入,使宋朝城乡发生深刻变化,最终把东京建设成为12世纪前期世界上最为美丽繁荣的大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之证明。

      在蔡京四辅国时期(1102-1125),有个叫做孟元老的,崇宁二年(1103)到了东京,1127年南迁,寓东京24年。离开以后,念念不忘昔日东京繁荣景象,后来写了一本《梦华录》。《序》中说:“(东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湊,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从中可以看出,在12世纪初期,东京曾经是世界上一个繁荣的城市,是中国直至世界的一个商业中心。

      在那时,“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在孟元老心目中,东京简直成了“世外桃源”!所以在历史上,蔡京被称为“太平宰相”是有根有据的。孟元老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谁不喜欢过太平安定的日子?既然那时东京那么繁荣,“太平日久”,又刚好蔡京四辅国,四上四下,所以称他为太平宰相那是恰如其分的。之所以还有“四上”,是因为人才难得,其他人取代不了,他一旦下去了,天下就要混乱。

      据《宋史》的《蔡京传》记载,在宋徽宗在位期间,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年)第一次任宰相,后经二次、三次任相,于宣和二年(1120年)“令致仕”,时年74岁。六年,“再起领三省。京至是四当国,目昏眊不能事事”,只好由儿子代写奏章,上朝面君。那时正是因为第四次辅国不了,后来终于发生了宋钦宗改弦易辙,金兵攻陷东京,打砸抢烧,擄走徽钦二帝……

      其四,《宋史》说:“张浚视师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靖康之祸,在于致疑。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除监察御史。”(《龚茂良传》)

      龚茂良是绍兴八年(1138)进士。1163年,在宋孝宗北伐战争失败、人们信仰动摇,人心惶惶之时,他大智大勇,提出了“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之决策。在那时,许多人称徽、钦二帝是“二圣”,而龚茂良却第一个站出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批判了宋钦宗军事上错误,及时挽救了宋孝宗,使他不再重犯错误,继续走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之路。龚茂良决策有功,由吏部郎官,升为监察御史。

      接着,他又清算了徽钦二帝政治上错误,进行国家政权建设。他指出:“‘崇、观、政和,小人道长,内则憸腐窃弄,外则奸回充斥,于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阙。今进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哗然,指为此辈。臣愿先去腹心之疾,然后政事阙失可次第言矣。’内侍梁珂、曾觌、龙大渊皆用事,故茂良及之。迁右正言。”

      据郑秋鉴、吴松江《蔡京史事年表》说:“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蔡京死后42年,蔡京骸骨由潭州(长沙)迁葬仙游连江里(枫亭)埔缝村。”这显然是宋孝宗办的好事,否则,谁敢出这个主意?!究其原因,是因为龚茂良那时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国家政权建设阶段,不把小人从文武官员中清除出去,后患无穷。所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迁葬的意义就在这里。

      后来,龚茂良终于把宋孝宗身边“两颗定时炸弹”挖掉了。我们常说历史研究可以兴国,龚茂良的两次决策便是一例。他和王安石一样,都是大智大勇人物。龚茂良精通本朝历史,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的进言让宋孝宗“龙颜大悦”,文武百官无不赞同,宋朝后期新的政治局面就这样打开了。所以,龚茂良成为了宋朝后期王安石式改革家。

      与此同时也说明,蔡京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范仲淹、王安石、蔡京三人最大的安慰。要是没有接班人,那他们真的都死了!而且,这个接班人不是别人,而是宋朝中兴之主宋孝宗。他弘扬祖德,无限热爱蔡京,在仙游县创建蔡京宰相墓,让蔡京荣归故里,扬宗耀祖,便是历史的见证。宋钦宗害蔡京,宋朝衰败;宋孝宗爱蔡京,宋朝中兴,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自从龚茂良出任监察御史以后,宋孝宗变得聪明多了,懂得古为今用,做蔡京的文章。说了一千个好话,不如做一个实际行动。宋孝宗正是用这个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他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决心,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蔡京变法时期是宋朝中期经济改革成就的最高峰。他还肩负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担子,让王安石所发明的农工商诸业并重的方法生根、开花、结硕果,代代相传。例如茶叶种植,宋徽宗时比以前有了发展,全国每年课茶2400万斤左右;宋朝后期,仅成都路和利州路两个路,年产茶叶就达到2100万斤,接近过去全国每年课茶的数量。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茶叶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拥有国内和世界的广大市场。到了明初,明太祖实行茶马贸易,把茶叶作为交换军马的战略物资。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农工商并重法实在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发明。蔡京于1070中进士,后来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和传人,有50多年的历史。但是1126年,蔡京却不幸被宋钦宗政治迫害致死,时年80岁。所以,蔡京之死是宋朝历史上一大冤案,让普天之下士大夫对宋统治者心灰意冷。宋孝宗让蔡京魂归故里,平反昭雪,为的是全国安定团结,让士大夫们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正因为王安石新法利国利民,所以得到了后人的传承。这里以冶金改革为例子来说明。冶铁官营始于汉武帝,王安石变法时实行二八抽分制,让冶铁私营,国家和个人都得到好处;明太祖晚年,冶铁私营,三十一取一。所以会这样子,因为随着社会发展,农工商等业对钢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要实行改革,奖励私营生产者,激励他们为国家多生产钢铁。与此同时,私营生产者担担市场风险以后,国家财政收入也就稳操胜券。王安石的算盘就是这样打的,并且还被后人所继承。

      例1金银,绍兴七年(1137),工部言:知台州黄岩县刘觉民乞将应金银坑场并依照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取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经久可行,委实利便。从之。(《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六)

      例2铁,(福州长溪县)师姑洋坑(原注:平溪里,政和三年(1113)佃户岁二分抽收铁七百斤,八分拘买二千八百斤);

      (福州长溪县)新丰可段坑(原注:同里,乾道七年(1165)佃户岁二分抽收铁四百斤,八分拘买一千六百斤);

      坑冶......政和以来,铁坑特多(如长溪至四十一所,今三十七所歇,惟四所旧坑,余复新发之类),至于今矿脉不绝,抽收拘买立数之后,民得烹炼。于是诸县炉户籍于官者始众云。(《淳熙(1171-1189)三山志》卷一四)。

      以上诸例说明,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二八抽分制度,到了徽宗、高宗、孝宗时仍然有效,坚决贯彻执行。所以,说王安石变法早就失败了,只不过是不负责任的想当然而已。

      凡此种种说明,朱熹对宋朝历史一团漆黑,他的论断根本不符合宋朝初期和中期改革的客观实际。究其原因,很有可能与他平时做学问不出力,办事不认真,说话、写文章不负责任等毛病息息相关。

      相比之下,蔡京却勤奋好学,精通历史,是宋朝中期(1030-1125)三大政治家之一。他的新法,被后来的宋高宗、宋孝宗所传承,成为了宋朝中兴的方向盘和指南针。

      所以,端正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直接关系国家盛衰存亡的头等大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2016-7-23,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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