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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预见源于精通历史

      □林劲松

      龚茂良和秦桧俩人都拥有科学预见能力,威力无比。

      《宋史》说: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汴京失守,二帝幸金营。二年二月,莫俦、吴自金营来,传金帅命推立异姓。留守王时雍等召百官军民共议立张邦昌,皆失色不敢答。这就暴露了金妄图灭宋的野心。那时秦桧为御史台长,为了宋金两国的利益,发表政见,上劝和书,劝宋金议和,继承和发展了汉唐时期的和亲政策。在那时,秦桧就能科学预见宋朝中兴:“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虽兴亡之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决废立哉?昔西汉绝于新室,光武以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盖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秦桧传》)很不简单。他呼吁金统治者正视这一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要和平,不要战争,早日与宋签订和亲条约。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久,金兵就被北方义军打得抱头鼠窜,擄走徽钦二帝,逃离了东京。这年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发表施政方针,对王安石变法仅仅“停罢青苗钱”,其他不提,这就等于他基本上肯定了王安石新法,经济上继续实行农工商并重方针政策。这是在发表宋朝中兴宣言,让全国上下有了个共同奋斗目标。你看,宋朝中兴真的出现了!

      秦桧是这样,龚茂良也是这样,富有科学预见性。《宋史》说:“张浚视师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靖康之祸,在于致疑。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除监察御史。”

      “景德之胜”即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当机立断,派人和辽谈判,于十二月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宋、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在北伐战争中,宋军大败,连张浚都摇身一变,变成为投降派,要宋孝宗去跟金国求和。但是,龚茂良却认为宋真宗的和亲政策可以救宋朝,那就是首先要强军,要备战,只有立足于足食、足兵,取信于民,才会有宋朝立足之地。所以,不要急于求和。

      灵不灵?威力无比。2004年底,拙作《龚茂良与宋孝宗》一文中说:“龚茂良的决策,宋孝宗仅仅采纳了一些,就大见效,加强战备,注意发展社会经济;对于谈判,不是妥协而是据理力争,到次年十二月十六日甚至于还颁布诏书,派遣王抃出使金国,到谈判桌上照章办事。《续资治通鉴》说:‘制曰:比遣王抃,远抵颖滨,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怜彼此之无辜,约叛亡之不遣,可使归正之人,咸起宁居之心……’比宋高宗时口气硬了。

      ”结果呢,据《宋史》的《孝宗纪》记载,王抃出使金国,据理力争,按宋孝宗的指令办事:1,由原来的君臣关系改变为叔侄关系,皇帝之称正了;2,改岁贡为岁币,由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减为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岁币减十万之数实现了;3,地界如绍兴之时;4,约叛亡之不遣,让他们安居乐业。所以正月十七日,“以王抃使金有劳,加五官,抃由是见知于帝”。

      秦桧和龚茂良所拥有的科学预见武器威力无比,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生而知之的吗?也不是!他俩的科学预见源于勤奋好学,精通历史。例如,张浚,之所以会动摇宋高宗的和亲政策,就因为他不懂得历史。据《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八记载:“帝锐意恢复,浚乞即日降诏幸建康。帝以问史浩,浩对曰:‘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敌退则论赏以邀功,敌至则敛兵而遁迹,至快一时,含冤万世。’及退,诘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复辨论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其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浩曰:‘胜、广以锄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机会,且谓金人至秋必谋南侵,当及其未发备之。帝然其言,乃议出师渡江,三省、枢密院不预闻。”在这里,“恢复”即收复失地,恢复宋朝后期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原必无豪杰”是说金在中原的统治没有政治危机,不存在陈胜吴广式人物,所以,宋孝宗北伐不是时候,所谓“待我兵至为内应”只不过是张浚想当然而已。在他看来,北伐战争就像吃顿饭那么容易,宋孝宗哪能不会上当受骗?结果,轻举妄动,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了大灾大难。

      而且,宋真宗的和亲政策经过龚茂良一总结,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那真是好政策。是战是和,由对方自己选择。那时,辽军被他打败了,吃了亏,要求议和。宋真宗当机立断,签订了和议,还给对方一笔相当可观的经常性经济援助,让辽统治者其后坚持和亲政策,不敢轻举妄动。有了宋真宗的经验,强军就成了要首先完成的硬任务。只有足食,足兵,取信于民,宋军才会无往不胜。所以,北伐战争一年以后,宋金力量对比发生了可喜变化,不用动刀枪,就可以从谈判桌上得到想得到的东西。相反,要是溃不成军,那就别想签订和议,因为人家要趁机一口把它吃掉。这叫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凡此种种说明,中华民族有着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经验丰富,供人去学习,去研究,去传承,去发展。作为后人,龚茂良更加善于传承,一是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充分肯定,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强军,富国强兵,强调得十分及时;二是给金国继续“断奶”,相当可观的经常性经济援助因北伐战争而停止了,战争结束了,不急于谈判,继续断奶,给他们重大的经济压力,尝一尝经济落后的苦头。到了后来,金世宗也只好尊重宋孝宗的意见,签订了新的宋金和平友好协议。从中可以看出,经济是基础,相当可观的经常性经济援助是国家实力强大的具体表现,是宋大国外交的一个特色。近现代有些学者,视宋真宗、宋高宗等人为投降派,那是因为对宋朝行之有效的大国外交,缺乏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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