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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年

      □朱祖厚

      小时候,我问母亲我的出生年份,她说不知道,只说“你属鸡”。我问她:“你哪一年和父亲结婚的?”她回答说我们和某某夫妻“伦理同庚”。我感到惊讶,母亲没有上过学,竟然会用“伦理同庚”这四个字。过去莆田民间说法,女人生孩子“一手撑铺岑,一手撑棺岑”。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孩子,是母亲最惊心动魄最辉煌的人生事件和时刻,因此铭记了我们四个兄弟和两个妹妹出生的农历月份和日子,年份倒是无关紧要。

      那时大多数人是文盲,民间没有使用公元纪年法,但是人们需要在时间和人事坐标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确定自己的人生位置、高度和价值,方有更大的信心往生活的更深更远处前行。他们无法说出年份,就用事件名称来记事。这好比用象形文字来取代年份数字。

      我从小听老一辈说戚继光在黄石和林墩打倭贼的故事。他们说“戚继光打倭贼‘时节’”,我也从未想去了解到底是哪一年。百度一下,原来是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听到的故事唯一有具体年份的是光绪廿八年,莆田“老鼠瘟”(鼠疫)蔓延得特别严重,很多人家死光绝户。有些瘟疫发生在历史的荒山野村,了无痕迹。

      过去无论鼠疫还是霍乱、天花等瘟疫,莆田民间都称之为“坏光景”。人们说“大瘟爷船”下锚在有死人的房顶把死人的魂捉走,然后起锚又去下一家。小时候,“大瘟爷船捉”是老一辈的口头禅,有时是恶毒,有时是调侃,但更多的是作为习惯了的纯粹插入语,无任何意义,这都视语境而定。老家村里有一个典故,说那年“坏光景”,某某人一家死了好几个人,他当时是十多岁的少年,死了没有人收埋他的尸体,两三天后忽然起死回生,活了过来。有人问他死后情形。他说:“我在大瘟爷船上偷拿了‘柴夹’(莆田话,劈柴刀),被他们发现从船上推下来了。”他少年家庭贫困,不识字,老实巴交,沉默寡言,解放后还入了党,后来活到六十多岁。他自己和听的人都说不清是哪一年中了瘟疫。

      我查阅了网络上的《莆田历史大事记》:民国16年(1927)霍乱大流行,单莆田城区3天内就死亡100多人;民国18年(1929)莆田县鼠疫大流行,七步、郊东两村800多人口中就死亡300多人;民国29年(1940),莆仙两县霍乱大流行。莆田城厢中秋节一天就死亡104人;仙游城关街无行人,死者不计其数。我的一位亲族长辈就是在民国三年中了鼠疫去世的,抛下寡妻孤女,才23岁。

      从土改开始,就有了集体记忆,开始以政治事件为纪年依据。人们不知道土改分田是在1951年,只说“土改那一年”。随后是“普选那时候”。那是新中国的民主尝试,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乡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每一户一个人代表,拿着分到的豆子,投到写着候选人名字的盒子里。不认字的由工作组成员介绍哪个盒子是哪个候选人的。这个时候开始,政府规定各家各户每年把一定数量的粮食卖给政府,这叫做“统购”。

      老家人们称呼土改后那一段时期为“土改了(liǎo)”。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农民们兢兢业业经营自家的土地,农忙时雇用短工,生活逐渐丰裕。不久上级要求土改后分到土地的农民成立(农业)互助组,我小时候就感受到互助组里各个家庭之间友好互助的美好人情。之前各家自耕自给自足时期就被称为“单干户‘时节’”。“互助组”的持续时间很短,大约1954年起,互助组合并为“初级社”,全称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走集体化道路了……

      这个时候叫“初级社‘时节’”,不久,就遭遇到粮食严重短缺的1955年。那时叫“粮食恐慌”,但是老家农民们对此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过渡荒。他们常说“过渡荒‘时节’红薯豆渣都没得吃”。同年政府规定土地集体化,“初级社”就升级为“高级社”。到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人们称为“公社化”。

      时间如鸟儿飞过天空,不留痕迹。人生没有年份数字,艰难凄惨和幸福温馨只以事件名称雕刻在心头。一代代村民,虽目不识丁,温婉之中自有智慧与坚韧在,岁月便把人生酿成了瑰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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