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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外

      □林春荣

      01

      界外,在莆田人生活中时常会碰到的一个词,也许没有什么莆田人不知道这个词,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真正的含义,为什么叫界外?既有界外,肯定也有界里。这个词又从何而来?

      界外,在莆田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置,也是经济领域的位置,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位置。

      从我们小时候就有界外这个概念,并且知道过青山脚南边靠沿海的地方就是界外。界外在我们最初的印象中,是贫穷落后,是生活艰难,那里没有水田、稻米、米饭。只有旱地、靠天吃饭,地瓜干、小麦,没有山脉、溪流,只有大海、滩涂。而且在我童年的生活场景中,为数众多的“沿海人”,肩挑着丰盛的海产品穿过田埂与风雨,或叫卖、或物物相换。由此可见“沿海人”生活的艰辛。

      1986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界外。沿着莆田往文甲的公路穿越过笏石和忠门半岛。当时的忠门人尚未发财,一层瓦屋随处可见,不时也会看见界外最普遍的石屋,四周的墙体是石块砌的,连屋顶也是用条石拼凑,石门、石窗,还有雕堡般坚固的厕所。屋前屋后的田地,大部分已种植地瓜、花生、大豆,偶尔也会挖池塘,面积细小的水田,成熟的金黄的稻穗格外醒目。这是我对界外地带曾经最直接的印象。这个印象是那样的生硬,那样的深刻,一直印刻在我的记忆上。

      1992年夏天我从北高经笏石、横穿过东峤、埭头,看见的界外有着更深切的苍凉。只有东峤公路两边的木麻黄,生机蓬勃地覆盖了乡村明显的贫穷,一丝丝、一排排矗立着农村的活力。而这一带的民居,更显破旧、那些石屋也更多。那些并不辽阔的田野,总是被一座座的石屋分割着,显得更细碎。只有一些河渠里的流水丰满地流动着,让人感受到村庄的生机和温暖。

      界外,在莆田有着更多复杂而辛酸的记忆,有更多让人不敢回忆的凄凉。

      02

      界外,在莆田是历史的分界线,也是地理的分界线。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政府为统一中国,扼制台湾郑成功集团反清复明活动,实行“截界迁居”“坚辟清野”的政策,妄图从经济上斩断郑氏政权的军需补给。

      此时莆田虽是清政府统治的疆域,但莆田人骨子里那股汉族英雄主义的精神从不泯灭,时时处处不断起义,给清王朝带来不尽的麻烦。尤其郑成功部队一直在莆仙一带活动,引起清庭的极大不满和愤怒,对莆田实施严厉的“截界”政策。

      截界的路线,以壶公山、青山、天马山南侧至岸屿为界。包括北高、笏石,灵川、枫亭大部分,东庄、忠门、笏石、东峤、埭头、平海、南日、湄洲岛全部。沦为界外的村庄达七百多个,几乎占全县的三分之一。当时的界外森林茂密,人丁兴旺,其人口约占莆田县一半。而且沿海的一些港口、集市、海产品市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习惯,也得到周边一些府县群众的心理认可。

      而这一切繁华的乡村,沿着一条高高耸立的界墙,开始毁灭了。界外居民内迁入界内,界外田园、庙宇,房屋、树木,尽数被摧毁或烧毁。许多人世世代代居住的美丽的家园化为焦土,远离于消失之中。所有繁茂的草木,宽阔的碧波盈盈的池塘填没了,连绵在沟渠与池塘边的田野抛荒了。一个个生机盎然的村庄从此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中。

      界墙为界,私自出界者处死。清兵立即布置,筑界墙,立界碑,一里一座垒,并设营哨。如此严厉的政策逼迫着数以万计的沿海居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同时兵乱、天灾、瘟疫,以致人口大量死亡。

      莆田县人口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的148756人,锐减至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的61361人。

      正如清朝陈鸿祚《莆变纪事》所记:“壬寅(康熙元年1662年)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平遗,逃亡流窜,遍地哀鸿,不可收拾。为以甲辰(康熙三年1664年),乙巳(康熙四年1665年),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之内外死于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于巷无居人,路无迹者。而招安‘贼’伙,又复横加欺凌,土著残黎,又无一聊生矣。”

      莆田生员郭风喈的诗歌《截界行》,形象、生动地描写截界后莆田人的生活场景。

      黑风吹沙砾,白雪蔽前川。

      昨夜府帖下,附海尽弃迁。

      官军来驱迫,长吏气难延。

      限期出乡井,眼见焚屋椽。

      亲属骇相对,号泣但呼天。

      忍料举族去,恻怆辞祖先。

      妇女哀路旁,牛豕散广阡。

      暮投树下宿,朝坐草头餐。

      人生不如草,倏忽见摧残。

      回首望故里,惨淡无人烟。

      豺狼窟我冢,狐兔走我田。

      壮者身何托?老幼命难全!

      饥寒更转徒,他邦孰肯怜?

      界外,已经是一个历史上的词汇,也是一个地理的词汇,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始,莆田沿海已经成为清廷对付郑氏政权的战场,烧光、毁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对当时郑氏政权的军需补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也给界外人民带来了深深的灾难。更是莆田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从此直接改变了莆田发展的轨迹。

      尽管当时清政府也采取一些应急或妥善的政策,以解决迁界居民生产、生活的困难。但当时界外迁移的老百姓大多数“谋无生策,乞食无门,卖身无所,辗转待毙,惨不堪言”。

      历史慢慢地有了一点可喜的转折,清政府顺应着人民的呼声,调整了部分政策,以安抚生活极其困难的老百姓。

      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二月,界外展出数里,准许民众在其上建屋、耕地、捕鱼。

      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又把展出界外五里的居民迁入界内。

      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三月,准许民众展界复业,将界外荒地的十分之七归民众,十分之三归郑经的降兵耕种。

      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沿海全部复界,准许民众在界外居住、耕种。

      残酷而又激烈的截界行动,在中国东海沿海告一段落,在莆田历史上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句号。

      03

      界外,从此成了莆田人文化生活中一个艰难的词语。这个词语凝聚着莆田人的泪水、饥饿、流浪,甚至死亡、甚至毁灭,也渗透着我们祖先的命运轨迹、甚至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兴衰荣辱。有的已远离了莆田故土,远走在广东、海南、广西等地,有的已消亡在迁徙的路途中。

      三百多年的风,并没有吹干迁界留下的泪迹,三百多年的雨,并没有洗去迁界留下的伤痕。界外,在三百多年以后,我们仍闻到这一词语的身上血腥的味道,凝重、浓烈、绝望,这人世间一切不幸的悲伤,似乎都渗入这个词语的内心。

      界外,虽是莆田人非常熟悉的词语,却不知它能改变莆田人的集体记忆,能改变一代又一代莆田人的集体命运。虽然界墙早已消失于时间的远处,已在莆田大地上无影无踪,但它已是一堵无形的墙,坚硬地耸立在此后莆田人的生活之中,深深地挡住了我们远眺的目光,因为界外界里的自然状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也有了明显的区别,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社会共识,就像另一堵社会之墙,耸立在我们永恒的记忆上。

      也许我们该放下痛苦、放下回忆,在每一个春天,去种植一棵棵会长大、会茂盛的树,让这些树重新葱茏我们的家园。也许我们该放下不幸、放下悲伤,在每一个秋天,去开凿疏浚每一条沟渠,每座池塘,让亚热带的雨量,停滞在乡村和田野的某个角落,让村庄重新回归江南水乡一样梦幻般的生活。

      界外,也许会遥远成一行诗歌,在莆田人心灵的天空,深情地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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