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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农民怎么纪年

      □朱祖厚

      小时候我问母亲出生年份,她说不知道,只说“我肖鸡”。我问她你哪一年和父亲结婚的,她回答说我们和某某夫妻“伦理同庚”。我感到惊讶,母亲没有上过学,竟然会用“伦理同庚”这四个字。过去莆田民间说法,女人生孩子“一手撑铺岑,一手撑棺岑”。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孩子,是母亲最惊心动魄最辉煌的人生事件和时刻,因此铭记了我们四个兄弟和两个妹妹出生的农历月份和日子,年份倒是无关紧要。

      那时大多数人是文盲,民间没有使用公元纪年法,甚至很少说“民国xx年”。但是人们需要在时间和人事坐标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确定自己的人生位置、高度和价值,方有更大的信心往生活的更深更远处前行。他们无法说出年份,就用事件名称来记事。这好比用象形文字来取代年份数字。

      我从小听到老一辈说戚继光在黄石和林墩打倭贼的故事。他们说“戚继光打倭贼时节”,我也从未想去了解到底是哪一年。百度一下,原来是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听到的故事唯一有具体年份的是光绪廿八年,莆田“老鼠瘟”(鼠疫)蔓延得特别严重,很多人家死光绝户。查记载,涵江哆头一村就死亡400多人。多得多的瘟疫发生在历史的荒山野村,了无痕迹。

      过去无论鼠疫还是霍乱或天花等瘟疫流行,莆田民间都称之为“坏光景”,人们说“大瘟爷船”下锚在有死人的房顶把死人的魂捉走,然后起锚又去下一家。我小时候“大瘟爷船捉”是老一辈的骂人口头禅,有时恶毒有时是调侃,更多是作为习惯了的纯粹插入语,无任何意义,这都视语境而定。老家村里有一个典故,说那年“坏光景”,某某人一家死了好几个人,他当时是十多岁少年,死了没有人收埋他的尸体,两三天后忽然起死回生,活了过来。有人问他死后情形。他说“我在大瘟爷船上偷拿了”柴夹“(莆田话,劈柴刀),被他们发现从船上推下来了。”少年家庭贫困,不识字,老实巴交,沉默寡言,解放后还入了党,后来活到六十多岁。他自己和听的人都说不清是哪一年中了瘟疫。

      我查阅了网络上的《莆田历史大事记》:民国16年(1927)霍乱大流行,单莆田城区3天内就死亡100多人;民国18年(1929)莆田县鼠疫大流行,七步、郊东两村800多人口中就死亡300多人;民国29年(1940),莆仙两县霍乱大流行。莆田城厢中秋节一天就死亡104人;仙游城关街无行人,死者不计其数。书峰梧垄全村53人中仅3人幸免。也许是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年份都有疫情,所以我小时候几乎没有听到老人们特别提到“民国16,18,29”这三个年份。我的一位亲族长辈就是民国3年中了鼠疫去世的,抛下寡妻孤女,才23岁。

      从小就听说了抗战时“日本仔炸桥兜桥”,把桥头将军的头炸掉了,可就是不知道这是抗战的哪一年。刚才在网络上搜索到:民国30年3~9月,日机又多次轰炸涵江、三江口、镇前、宁海桥和仙游县城,毁民房、校舍百余间,居民死9人、伤17人。原来是1941年的事。我老家生产队队长也不识字,年轻时和村里好多小伙子一起去“走番”— 下南洋谋生。他说过他在新加坡看到当地土人要把猪肉放置到腐坏生虫子,然后围住腐坏的肉跳舞庆祝,然后把虫子收集起来吃。我问他们是哪一年下南洋,他说是“未打日本鬼时节”,也说不上来具体年份。当年一大批青年去南洋谋生,这是莆田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似乎无人重视。

      那年解放都有七八天了,村里人才知道已经“换朝代了”,但是不知道那是1949年。然而从土改开始,就有了集体记忆,开始以政治事件为纪年依据。人们不知道土改分田是在1951年,只说“土改那一年”。随后是“普选那时候”。那是新中国的民主尝试,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乡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每一户一个人代表,拿着分到的豆子,投到写着候选人名字的盒子里。不认字的由工作组成员介绍哪个盒子是哪个候选人的。这个时候开始,政府规定各家各户每年必须把一定数量的粮食平价卖给政府,这叫做“统购”。

      老家人们称呼土改后那一段时期为“土改了(liǎo)”。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农民们兢兢业业经营自家的土地,农忙时雇用短工,生活逐渐丰裕。不久上级要求土改后分到土地的农民成立(农业)互助组,我小时候就感受到互助组里各个家庭之间友好互助的美好人情。之前各家自耕自给自足时期就被称为“单干户时节”。“互助组”的持续时间很短,大约1954年起,互助组合并为“初级社”,全称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走集体化道路了。为了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初级社,还特别规定地富反坏分子和富裕中农家庭不得参加初级社,这样参加初级社就变成一种政治待遇,有资格的农民们就踊跃参社了。还规定无权参加初级社的那些家庭必须结成互助组。

      这个时候叫“初级社时节”,不久,就遭遇到粮食严重短缺的1955年。那时叫“粮食恐慌”,但是老家农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共同叫法:过渡荒(时节)。他们常说“过渡荒时节红薯豆渣(红薯制作淀粉后剩下的渣)都没得吃”。同年政府规定土地集体化,初级社就升级为“高级社”。这时候规定所有的家庭,包括地富反坏分子家庭,必须把农田和生产工具交给高级社,必须参加高级社。到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人们称为“公社化(时节)”,“公社化”一直持续到1981年分田到户。

      1958年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人们把这个时期叫作“五八化时节”了。1959年的秋天,政府发动了“五秋”运动,五秋是秋收,秋种,秋购,还有两个什么秋。由于完成征购任务后,生产队除了留种子和生产成本,粮食所剩无多,大饥荒开始了。很多人没有粮食吃,饿成水肿病了,我父母也是,皮肤上一摁一个凹陷。那一年的“五秋”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成为特定的纪年名词了。猪母们(老家人们把母猪叫做猪母)当然就更惨了,瘦骨嶙峋,走起来像一副猪骷髅在扭动着。其后十几二十年期间,如果有人很瘦,人们就会说:你怎么瘦得像五秋的猪母?

      1960年和1961年情况比1959年更惨。三年大饥荒是学界的说法,在莆田农村,人们称那三年为“六圈线”(六零线)。这个名词到底怎么来,不得而知。经常听到大人说“六圈线的孩子”,意思是遭逢大饥荒的孩子身体长得不好。当时还有很多农村出生的干部和工人被“下放”回农村。我小学四年级同班有好几个同学因为年龄比较大,大约十四五岁,也被动员退学,也称为“下放”。所以就有一个“六圈线下放”的纪时说法。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直到1963年,我们生产队的农田被邻村一块两亩多的单干户田地隔开。“六圈线”时期,生产队的农田收成贫瘠,那一块单干农田,无论是水稻,还是小麦蚕豆,总是风调雨顺,硕果累累,一片丰收景象。当我们饥肠辘辘,或饿得像“五秋的猪母”时,那块农田主人夫妇干活后,在我们生产队社员的众目睽睽之下,端着大碗大碗的干饭肉汤慢慢地享用着,似乎是要把我们都馋死的节奏。夫妻俩把那两亩多的田地打理得永远五谷丰登,不知道是怎样顶住集体化的政治压力,我怀疑全中国只有这一家能够坚守住单干田,真是伟大得可歌可泣。我也一直不知道那块地后来是怎样被没收归公的,也不知道夫妻俩是怎么称呼“六圈线”那三个年头的。

      时间如鸟儿飞过天空,不留痕迹。人生没有年份数字,艰难凄惨和幸福温馨只以事件名称雕刻在心头。一代代村民,虽目不识丁,温婉之中自有智慧与坚韧在,岁月便把人生酿成了瑰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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