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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郑樵精神

      □范育斌

      《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字渔仲 ,兴化军莆田人。”莆田,位于福建沿海中部,北依省会福州,南接闽南泉郡,东与台湾隔海相望;又依山傍水,山属戴云山支脉,水与海天相连;因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美誉,正如南宋《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陈振孙所言:“莆壤地褊小而人物特盛。”正是这神奇秀丽的莆阳大地——这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物,而郑樵是莆田杰出人物中最伟大的一位。

      郑樵(1104-1162年),自称“莆阳田家子”,别号“溪西遗民”,世称“夹漈先生”,兴化军广业里瓢湖(今属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人。郑樵励志自学,终身阅读,潜心修史与研究学问,融会天下学术而自成一家之言,其中熔铸毕生研究成果,用心血撰成的《通志》二百卷,成为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被尊称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他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又被称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博物学家等。

      拨开历史的阴霾,一颗明亮的慧星在灿烂的天空中发出了耀眼的光芒。郑樵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他的影响力早已越出莆阳大地,不仅弥漫在神州上空,而且辐射至全世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名垂千古的伟大史学家和科学思想家。长期从事郑樵研究的吴怀祺教授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繁花似锦的史苑中,《通志》犹如一枝出墙的红杏,展示着它绰约的风采”,“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郑樵可作为古代世界文化名人来看待。”确如斯言,郑樵的鸿篇巨著《通志》的博大精深,历经千年所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这样的文化巨匠,谓之世界文化名人亦名至实归。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中国仰望星空的人,廖若晨星,而郑樵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那一个仰望星空的人。我曾在《郑樵:一个值得景仰的“高人”》一文中写道:“纵观郑樵充满悲壮的一生,他在家乡求学、读书、著述,几十年如一日,走上一条非科举考试而自学成才的道路,其求学之艰难,读书之艰辛,著述之艰巨、献书之曲折,生活之艰苦,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坛上‘数风流人物’,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溯寻中国文人学士成才的道路,郑樵所走之路是异于常人、非常独特的,因而,如今我们都不能不端视郑樵的身影,触摸‘郑樵精神’的不屈的‘脊梁’与风骨。”

      故里乡贤是郑樵。作为郑樵故里的后生,家住越王山,与郑樵青少年时代读书的“南峰书堂”(今属莆田市涵江区庄边镇前埔村)毗邻,又开门仰望云雾缭绕奇峰的“夹漈草堂”(今属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巩溪村),我常被故里有这么一位高蹈千古风采的人物所倾倒,被他励志自学的精神所感动,被他险恶环境中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所震撼,故试论郑樵的精神如下。

      一、励志自学的精神

      郑樵一生求学之路可谓充满艰难曲折。郑樵出生于书香门弟,天资聪慧。祖父郑宰为宋熙宁三年(1070)进士;父郑国器为太学生。郑氏重学的家风,耳濡目染的郑樵从小“性资异人,能言便欲读书,为儿时已有脱落流俗志”,说明郑樵从小就有读书的天赋。他5岁至9岁,在溪西故宅,由其父启蒙教读。郑樵10岁时,其父离家前往江苏姑苏任教谕。郑樵便拜从兄郑厚为师读书于“溪东草堂”。至溪东读书须经过霞溪。那时溪西至溪东并无桥梁,无雨时可涉水过溪,若雨天时只能泅渡。民间传说,宋时在溪东夹漈山石鼓只与溪西的云雾潭上有一条粗大古藤橫跨两岸,下面是深潭急流,郑樵冒着危险攀藤过溪读书,时人称奇。更奇的是,《四库全书》馆臣曾评价郑樵:“然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在南北宋代三百多年间具有“记诵之富,考证之勤”之人,首推郑樵。据此评价,可见郑樵在历史上既是过目不忘的记忆大师,又是超常勤奋的学者。

      郑樵青少年时励志苦读于“南峰书堂”。樵年16岁,其父从京师太学回故里,不幸途中病逝于姑苏,郑樵盛夏徒步护柩回归,葬于越王山。从此以后,郑樵便与其弟郑槱在越王山南麓结庐构堂,谢绝人事,一边守墓,一边苦读,励志自学,史称“南峰书堂”。他的堂兄郑厚当时也常来此朝夕相处,切磋论道,教学相长,历时六年(一说十六年),共同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读书生活,那时的越王山的南峰上空日夜都飘荡着他们兄弟俩“二郑”的吟诵之声,郑樵在此的成长为他日后修史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樵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读书异常刻苦,经常学习到深夜,并且用佛教面壁的重要修行方式,静静的闭门苦读,苦苦地思索探索,欲以此方法修成正果。同时将书堂取名“天耐庵”以勉励自己和弟弟。其《家园示弟槱八首》之四云:

      读书经百卷,见影岂须惊。中夜山精笑,寒灯草魅争。

      脱冠神采足,掷樏眼光明。面壁吾常事,庵题天耐名。

      这与其后在苍松翠竹和飞瀑奇石的夹漈山筑了三间草堂,“屏迹谢事,专以讨论著述为业”,面壁卅载著书立说是一脉相承的。其草堂也成为名闻遐迩的“夹漈草堂”。

      郑樵家境穷困,生活条件极差,他“视屋漏为无愧,闻鸡鸣而不已”,“幸家无担石之储,可以绝人间之事”。他形容自已的读书生活“……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他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生活没有保障,甚至在“厨无烟火”,有断炊之虞的情况下,仍然自我激励,讽诵不绝。他励志自学,一辈子读书热情始终不减,已经超越囊萤映雪、刺股悬梁这些苦读的古人,更是“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真实写照。

      郑樵除了家庭启蒙、从师郑厚之外,不应科举,终生没有经过古代书院授业解惑,名师指点,全凭自学而成布衣学者、史学大家,他是中国历史上自学成才的光辉典范。他的励志自学精神是天才+勤奋+信念(志向)的最好诠释,他的这种自学方法与精神也可以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无人能与之比肩。吴怀祺教授认为:“可以说,如果没有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对学术的刻骨铭心的热爱,这一切是很难想象的。”

      二、爱国爱乡精神

      郑樵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南北宋之交,民族矛盾尖锐,国家安危激起了郑樵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写下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篇,如“金革久不息,遐方徒弹指。谁为民请命,皇天犹未喜。茂德自不绥,眷眷我梓里。伤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齿。”他身处山林,却心怀天下,立志扶危定倾。靖康二年(1127)初,金人攻破汴京,废掉并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莆田万山之中的郑樵与郑厚兄弟按捺不住爱国激情,“今沧海横流处不安,故终夜振衣,达旦不寐”,心忧时局;他们从书斋中挺身而出,怀拳拳赤子之心,要在“天子蒙尘,苍生鼎沸”之际、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多次上书枢密院事(掌全国军事的长官)宇文虚中,决心投笔从戎,请缨抗金,愿“生为万夫雄,死为壮士鬼”,表现出报效国家舍生入死马革裹尸的英勇气概。不久,他与从兄郑厚冒着酷暑,不远千里,徒步赶赴汴京,希望得到朝廷起用,因希望落空而怅然归来。历史并没有给郑樵留下一个报国的机会,其《建炎初秋不得北狩消息作》云:

      昨夜西风到汉军,塞鸿不敢传殷勤。几山衰草连天见,何处悲笳异地闻。

      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微臣一缕中胥泪,不落秦庭落暮云。

      郑樵在诗中表明自己“有心许国”的爱国心迹,也抒发了“无路酬君”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郑樵兄弟在给宇文枢密上书云:“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其忠义之心,节义之气,令人可嘉。但在昏君奸相当道的年代,连岳飞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因“莫须有”而饮恨风波亭,郑樵的满腔热血也只能是报国无门,唯有长嗟。从此以后,屡受打击的郑樵便“形单影只”,游离于世俗之外而潜心写作,把自己的爱国情怀和追求统一的心愿,凝聚于笔端,献身于修史与学问研究,从而为保存与弘扬祖国的传统优秀文化而奋斗一生。

      郑樵继承父风,造福桑梓。父郑国器贡元出身,太学士,乐善好施,曾变卖田产,修筑家乡水利工程苏洋坡,灌田七百余亩,为当地人称道。公元1140年,时年37岁的郑樵在家乡筹划起筑桥之事,他的伟岸的身影在瓢溪两岸忙碌不休,建筑了莆田宋代历史上五十座桥中最有意义的一座山区大桥——永贵桥。《莆田县志·津梁》记载:“永贵桥在瓢湖下,宋绍兴十年,郑夹漈请借县帑建,后以施金偿之。桥东建过来庵。”郑樵在家乡“瓢湖下”(今庄边镇前埔村潭坅)兴建的这座大桥全用石彻成墩,桥墩高有7米左右,约估有20多座桥墩,路面由三块大石板铺就,可供车马通行,长约100多米。同时,命名为永贵桥,意欲让它穿越千年,永远造福民众。该桥成为当时萩芦溪上游唯一的交通桥樑,使驿道畅道,南北相连,不误农事,路人称赞,乡人相庆。然而,随着岁月的打磨与风吹雨打水涨潮落,我小时见到的“永贵桥”只剩两个完全的桥墩与三个残存的桥墩。如今,郑樵所建的“永贵桥”虽然仅剩遗址,但他的爱乡之情,犹如一块丰碑,永远矗立在家乡人民心中。

      三、献身学术的精神

      与郑樵同时代的朱熹曾赞曰:“莆人物之盛,皆兹山之秀所钟也。”朱熹所赞的是莆田历史上科举鼎盛,人才荟萃,也是后来莆田“壶兰雄邑”之美誉的最好注解。宋代更是莆田科举文化鼎盛时期。其间,兴化人物大批涌现,如北宋名臣蔡襄,爱国宰相叶顒、陈俊卿,大诗词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等,朱熹之赞也就不足为奇。南宋时每科进士及第动以四五百人计,士人无不趋之若鹜。《莆田县志》记载,绍兴三年至十八年开考6次共被录取进士54名,平均每次被录取6名。诸科70名,平均每次被录取近12名,成为全国有名的“进士之郡”。福建莆田,人们历来以读书、科举作为最佳的人生取向,教读子弟,读书应试,从政做官,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为莘莘学子的不二选择。可见素有“海滨邹鲁”的莆田科举文化之盛,科举制度影响着莆田士人的命运,演绎了中国科举史上莆田读书人宏大的命运交响曲。当然也有人例外,或许只有郑樵走上了一条不应科举的读书路。

      年仅十六的郑樵,这样一个少年,结庐于“南峰书堂”,“长而气识益高,志量益大”,以郑樵的聪慧与苦学精神,若参加应试考试,完全有能力象他堂兄郑厚一样高中进士,史称的“二郑”将比冀双飞。可是,为什么他要拒绝参加科举考试,并偏偏要选择修史治学的充满艰辛而不确定希望渺茫的人生道路?为什么要在“南峰书堂”立下宏愿,励志自学成才,一生要发愤读万卷,立志修史书呢?又是什么精神力量驱使他扎根深山三十年“风晨雪夜,执笔不休”?不仅仅是研究郑樵的学者,就连普通的百姓都在问这些问题,人们也就从不同的角度探寻郑樵人生的心路历程。诚然,他的人生献身学术的轨迹就是:立下宏愿→读书治学→著述修史→献书朝廷,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活动与诗文中找到答案。

      一是立下宏愿,志向远大。郑樵在其《献皇帝书》云:“臣本山林之人,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他结庐越王山的“南峰书堂”,此时已立下了毕生读书治学的远大抱负,知行合一,立即讨诸于行动,全身心地投入了艰苦的学习生活。“南峰书堂”既是郑樵人生志愿抉择的地方,又是他一生读书著述的起点,史学家认为,他治学著述的生涯,正式起步于“南峰书堂”。郑樵曾作诗《南山书堂》:

      一泓澄澈照人间,明月团圆落古湾。不向奔流随浪击,独特高洁伴云闲。

      禅房夜静留清鉴,阆苑仙归坠碧环。每到轩前心转逸,了无纤翳可相关。

      古人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郑樵诗中“不向奔流随浪击,独特高洁伴云闲”,描写了他不为俗尘所染的读书环境和心境。其在《上殿通志表》中有这样一段话:“栖丘饮壑,映雪照萤,唯恋分阴,不图进取。”其“不图进取”表明了自己不应科举而专心读书著述的心迹。

      有人评价郑樵的“壮志是一种特别的力量,它能扎根于人心的深处,作为一种潜在的伟力,顽强地抗拒着生活的负面”(吴建华语)。郑樵在《通志总序》曰:“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惜牺牲个人的前途,走上了一条非科举之路;为了读书,十年访寻,踏破铁鞋,足迹遍布东南;为了写书,三十年如一日,“几陨全生”亦在所不惜;为了献书,明知疾病在身,朝廷黑暗,还是千里迢迢,为酬壮志,不惜献出自已的生命。他的苦心在于读书,他的远志在于以天下为已任,守住这份关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职责,这种理想和抱负是何等的豪迈!

      二是广阅博读,上下求索。郑樵在困境中读书并四处借书阅读。他家中藏书不多,好在当时福建私家藏书十分丰富,莆田“诗书为八闽之甲”,为全国藏书最盛之地,诸多氏族文人学士都是名重一时的藏书家,郑樵也称:“所赖闽无兵火之厄,可以见天下书。”郑樵年二十一岁,开始裹被负粮外出求访藏书家,足迹踏遍天下,遇有藏书之家,他必登门求借读尽乃去,这都是他至诚感人的结果。他借读图书,披览阅遍,抄写撮要,无一遗漏。他在《通志总序》曰:“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他手不释卷,终生阅读,阅读成为他生命的自觉,其阅读之广博,时人称“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

      胸中有大观,终生勤阅读。郑樵的全部生活就是阅读,因读书而生,为著书而活,体现了他重文章学问而轻功名富贵的坚定志向和高尚情操。在提倡全民阅读的今天,纵观古今,他的阅读热情之高、阅读面之广与阅读量之大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至今无人企及,我认为,郑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阅读大家,是全民阅读的楷模,他的阅读精神应大书特书,大力弘扬。

      三是“风晨雪夜,执笔不休”。“流水三间屋,明公半席分”的夹漈草堂,如郑樵自题《草堂记》所云:“斯堂也,本幽泉、怪石、长松、修竹、榛、橡所从会,与时风、夜月、轻烟、浮云、飞禽、走兽、樵薪所往来之地。溪西之民,于其间为堂三间,覆茅为居。”他仅用廖廖数语就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充满生机、活力、野趣、色彩鲜活的自然美景,让人为之向往。其实,山高林深的夹漈草堂孤悬山巅,荒无人烟,万籁俱寂,能不“形单影只”。隐居在夹漈山上的草堂,郑樵不仅要战胜生活物质与著书资料的贫乏,还要战胜内心的孤独与寂寞。特别是在家门不幸,“兄弟沦亡,子姓亦殇,惟余老身,形影相吊”,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痛,“久幽不改操”,抱“松筠之节,不改岁寒”,“几陨全生”亦在所不惜。同时,也说明了他的内心是何其强大!

      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文求载道,沤心著《通志》。郑樵是以学问为已任,读书著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善教播德。他着意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家园、寻求民族统一的力量,砥砺国人自立自强。他不改初心,为实现自己的夙愿,把自己保存中华文化与追求国家统一的心愿寄托在自己的著述之中。“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其中写成了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通史巨制《通志》,其献身学术的精神,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坛史学界,舍樵其谁?!

      四、科学的精神

      郑樵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博学多才者,但他并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庸碌之辈,他最恨的是“空言著书”,所以他在研求学问的过程中,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其卓越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铸就出科学的精神,包括科学的态度、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

      一是科学的态度与科学的勇气。郑樵生在理学极盛的时代,朝廷黑暗,官场腐败,士林颓唐,在这种“术业难成,风波易起”的环境,表现出反对理学、批判史学的荒诞不经的学术局面,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认为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到此已达“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衰败境地,学术环境恶劣,学术文化成了文人学者追求利禄的敲门砖,究其原因在于“儒学之弊,至此而极”,敢说出这样反对理学的话,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他不是为批判而“骂倒古人”,他在批判中所包含的超凡见识,给中世纪陈陈相因的沉闷学术环境中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是科学的历史观。经旨之学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显学,他曾花十年时间研究过经旨之学,认为《诗》经过《诗序》的曲解,演变成了封建政治伦理的教科书,郑樵成功运用了一些辨伪方法,作深入分析,敢于疑古辨伪,在《诗辨妄》中否定《诗序》为子夏作;依据孔子正乐的史实,从音乐的角度来解释风、雅、颂的区分与含义,并注意结合诗歌创作的特点来分析批评《诗序》的“美刺说”。他极力提倡物理实学,强调学习自然知识和《诗》、《书》同样重要,提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这无疑是解放思想、反对迷信的科学论断,在当时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沉闷的史学界掀起阵阵涟漪。

      他认为,如实记时书事,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他宣称“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对所谓《春秋》字字寓褒贬说,认为是欺人的妄说,《春秋》只是一部纪实事的史书而已,他曾尖锐的指出:“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他坚决反对迷信思想,指出妄言祸福的五行学说是“欺天之学”,他的治学宗旨就是“杜绝其妖”。

      三是科学的自然观。他在《通志》中多次指出注重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学问”的重要性,对自然知识,他提出儒生和农圃人应该互相补充,互相学习,“二者参合”,把各自具有的知识结合起来;主张通过实践去印证书本知识,去探索书本所未载的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他注重自然知识的“学问”,花很大的功夫把自然作为一本大教材来学习,他呼吁学者“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强调学者细心探究禽兽草木的习性,通过实际观察获取自然界的知识。他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钻研过天文、地理、生物学,对动植物明其品汇的依据是颜色、形状、产地、习性、用途等,标准不一,多从实用上立论,他对类例的认识已包含了近代的科学分类的思想因素,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能够达到这样的成果,确实不凡。

      他对人命攸关的本草学尤为科学求真,他在《昆虫草木略·序》中清楚地谈到了这一点:“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他把散在民间:“《李氏本划》、《拾遗》、《删繁本草》、徐有才《药对》、《南海药谱》、《药林》、《药论》、《药忌》之书,《证类本草》收之矣。”他在自然中观察,又将前人关于动植物方面的有关著作,甚至医书上的记载都取过来加以比较、讨论,写成《动植志》、《本草成书》等。他的《本草成书》五策计二十四卷与《通志·昆虫草木略》也可以说是这方面心得的结晶。他曾写过一首《东山采药》诗:“一掬金丹向晚风,山前草木尽龙宫。诗书便是神仙味,更笑行冲问药笼。”从他的著作及其诗歌中体现郑樵在中草药领域都有一定的造诣。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作为英国科技史专家,他在书中多次提到郑樵及其《通志》,认为《通志》有“大量的科学内容,应该加以认识。”他注意到《通志·七音韵》的韵图中带有数学座标的观念,因而在其书中占用一整页的篇幅影印了《通志·七音韵》的一个韵表。他指出:“在中国语言学发展中这样产生的图表系统,应该得到数学史家们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因为精确的表格肯定是坐标几何学的根源之一。”郑樵的《七音略》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韵图之一,在宋代科技史上是有着巨大的意义。

      上世经初,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对于郑樵的注重科学有过深刻的论述:“他为学的宗旨,一不愿做哲学,二不愿作文学,他实在想建设科学。”他在这些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在当时确实是超出传统儒家修史治学的常规,表现出他超越一代宋儒的远见卓识,千年至今仍闪烁着科学的光芒。

      五、创新的精神

      学术发展,重在创新。司马迁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主张,并自觉进行学术上的创新,开创了一代修史良风。郑樵提出修史治学要具有“会通之义”、“自得之功”等,正是对前人学术创新的继承与弘扬。

      (一)、“会通之义”,卓越史识。郑樵博学多才,尤以史学成就令世人瞩目。他以毕生精力撰写的《通志》这部巨著,其内容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自始至终贯穿着会通思想。他的所谓会通,就是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然后集天下之书为一书,融会贯通天下学说而自成一家之言。他推尊孔子、司马迁的治学精神,强调“会通之义”,主张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书,提出历史当据实直书,切忌任情褒贬,其通变的观点成为史学中的精华。他反对教条僵化思想,认为没有“天经地义”“专已守残”的经书和注疏,归纳事实而成的学问,需要不断深入,“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同时,郑樵在梳理历代学术,正本清源,踪其师承,踵其衍变,详述数千年间的嬗变兴替,苦心治史方面成就卓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人不能出其规范”。

      (二)、自得之功,独断之学。他以宇宙万物变异的原则,说明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自得之工”的重要性。他在《上宰相书》说道:

      天赋万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犹人面,凡赋物不同形,然后为造化之妙;修书不同体,然后为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秦晋之书为一书,每书之篇,语言既殊,体制亦异。及乎《春秋》,则又异于《书》矣。袭《书》、《春秋》之作者,司马迁也,又与二书不同体,以其自成一家言,始为自得之书。

      郑樵认为,事物变化体现在“造化之妙”,而学术创新体现在“自得之工”,只有有个性、有特点、有独见、有创新,方能“以其自成一家言,始为自得之书。”郑樵把自得之学、“自得之功”、自得之书,作为学术评判的主要标准。他批评有的前人“全无学术,专事剽窃”,既“无独断之学”,又无“自得之工”,他的批评与批判主要是为了提倡史学优良的学风,打破当时学术僵化、封闭的局面。当然,他自己也是以这样的精神要求自己,才使他的“自得之书”——《通志》史书在各个方面体现了创新精神,也是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为中国史学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此说来,批判创新是郑樵史学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在学术上取得突破和成功的基础,而自得之功与独断之学成为郑樵治学修史的灵魂,贯穿着郑樵卓越的史识,对后代史学编纂工作影响深刻。

      六、坚忍不拔的精神

      宋代诗人苏东坡曾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专心致志做一件事,看似简单,其实是对毅力与恒心的考量。成功学一有个著名的“两万小时理论”,即“经过两万小时锻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卓越”。可以想象,两万小时的锻炼是怎样的漫长、枯燥、无趣,甚至绝望。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成功将遥不可及。君不见,世人做事或做学问,虎头蛇尾者,数不胜数;中道而废者,比比皆是;而能持之以恒,始终如一者,少之又少。郑樵从“南峰书堂”开始励志自学,至“夹漈草堂”与大山为伍,几十年如一日,目标始终如一,坚忍不拔,执着追求,著书千卷,面壁卅载,付出的是生命的全部。

      其实,郑樵为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他不单单是甘愿深居山林、谢绝人事、闭门诵读、栖丘饮壑那么简单,他所面临困难超乎想象:他要忍受“厨无烟火”的困穷生活之苦,遭遇父逝、妻死、弟故、子亡家庭之重大变故,简直是集人间惨剧于一身,还有橫亘他面前的是朝廷黑暗、君王昏聩、佞臣蛊惑、小人暗箭、自学困难、书籍有限……在如此极其恶劣的政治背景和生活惨景下,相信许多人都会望而却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然,南宋时代,只有郑樵先生屡受挫折,“其志远矣”,志向与信念“益坚益励”,他就是要专心以追求学问、著书立说为务,在南北宋是独一无二的。郑樵的一生完全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从一个布衣而成长为大史学家的,在那个时代与他个人的处境,是何等地艰难。我仰望那一座云雾萦绕的夹漈奇峰时,无不惊诧于他那无比顽强的灵魂。

      夙夜在书,鞠躬尽瘁。史载:“先生之学无所不通,奋乎百世之下,卓然以立言为已任,不但如世之所谓博洽而已。”这种评价一点也不过分。郑樵这样有担当、有追求的高度的文化自觉,何尝不是一种充满自我牺牲的人生选择呢?宋有郑樵,而宋之后历经许多朝代,却再无来者,难道郑樵只是宋代八闽兴化大山里的一时特产乎?悲哉!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学问,竟只和他的生命相始终”(顾颉刚语),这正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沿着当年郑樵先生所走的崎岖不平的山道,无不惊叹郑樵先生的超常的意志与坚韧不拔的精神。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这位的“高人”的跫跫足音中,我们听到的是坚韧、坚定、坚守。无数个昼夜往复,无数次踯躅徘徊,无数次的人生挫折,他仍青灯黄卷、秉烛探幽,即使兀兀穷年,也痴心不改。他不求尊荣只图奉献,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之心昭然可鉴。诚如夹漈草堂门联所撰的:“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作曾诣阙,精神贯彻古今。”他的精神感天动地,这也是人们对郑樵都怀着十分敬仰和推崇、并深深热爱和怀念的理由。

      草民卅载书千卷,郑樵精神贯古今。纵观郑樵的人生轨迹,他那种励志自学的凌云壮志,治史生涯所显示的科学创新精神,及其对事业坚韧不拔与献身精神,构成郑樵精神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无数后人,渐渐凝成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核心。郑樵精神应当引起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予以大力弘扬,让郑樵精神在当代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令人高兴的是,由我市学者阮其山编著的《郑樵——博通百科的史学大师》一书是福建省社科联组织编写的“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之一,于今年出版。该书以故事的形式表述郑樵的著述人生,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是宣传郑樵事迹、弘扬郑樵精神的好教材。诚然,郑樵的精神早已跨越学界与时空,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教育意义,不仅对莘莘学子有激励作用,更应作为培养国民精神的一大载体。

      笔者所论的郑樵精神,正如阮其山先生所说的:“借以缅怀郑樵的功业,弘扬郑樵的精神,激励人们为莆田文献名邦增添光彩,告慰夹漈郑先生在天之灵。”

      郑樵是莆田的,郑樵精神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郑樵事迹的深入人心,郑樵精神会更加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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