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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懂布衣郑樵

      □余文烟

      据史载:郑樵,字渔仲,号夹漈,自号溪西逸民,学者称他为夹漈先生,世人俗称“夹漈公”。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10月20日,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3月7日,享年59岁。他的生世原是晋代中原南迁的望族,高祖郑冲,曾祖郑子堂,祖父郑宰(熙宁三年的进士,父亲郑国器,政和年间的太学生),是开莆倡学的南湖“三先生”之一郑庄后裔第十二世孙,出生地为宋福建路兴化县广业里霞溪村林边自然村(今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林边村民小组)。

      郑樵是南宋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天文学家和杰出的科学思想家,是中国八大史学家之一,是莆田文献名邦最具世界性影响的代表人物,也是莆田唯一标志式的农家子弟硬是靠着执着的追求,锲而不舍的努力从一介布衣成就为一位史学泰斗。他的代表作《通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式史学巨著,时间上起三皇五帝,下迄隋代(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诸略引而至隋),在史学领域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集天下书为一书”的杰作。《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中国“三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典籍,是古代读书人必读之书,精辟地说是:“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史苑中的一朵奇葩,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精品珍品。

      一、郑樵比夹漈山更加伟大

      我是地地道道的夹漈山下之人,是沐浴着夹漈山阳光雨露长大的,当我小的时候,总感觉到家乡有这么一座拏风跃云,宏伟壮观的夹漈山很骄傲很自豪,你看:山上流下的水那么甘甜可口,喝了足以让人醉去,沁人心脾;山上的野果,采摘吃了酸甜迷人,使人流连忘返;山中有捡不完的柴火,供乡人作燃料,也可变卖换物;坚硬的石头敲碎了可以盖房铺埕;林间散发出的空气,是纯天然的氧吧,吸了让人长命百岁;悬崖峭壁和苍天大树的天然条件造就了山里的孩子坚韧不拔、处变不惊的英勇精神;林下有众多的天然药材供人们享用;还有五颜六色组合的野花交集在一起焕发出来的扑鼻芳香,闪耀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森林间的空地还可耕作种植各种食物和水果;自然养育在林中的鸟禽飞兽供夹漈山周围的群众设围打猎,尝尝野味,反正有说不完这座山的伟大,道不尽这座山给人们的好处。当我长大后,我知道山上曾有一个人比这座夹漈山更伟大更有气势更有影响力,他,就是郑樵。夹漈山因郑樵而驰名国内外,夹漈草堂因郑樵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专家教授、各级领导、各界精英、各路游客上山朝拜、调研考察、旅游观光。夹漈山的最高峰只有662米,却因有郑樵这座山显的格外高入云霄,气派非凡,郑樵故里的乡亲父老也因有这位名人感到真正的精彩和自豪,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自从八十年代初解甲归田后就一直在研究郑樵和夹漈草堂,研究郑樵其人其事,为郑樵文化的发展,为郑樵精神的弘扬而奔走呼喊,尽我所能弹尽绵薄之力。只要是有利于郑樵事业的,只要是夹漈草堂的事情,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做去抄去介绍,从不计较得失,从而,使我比较系统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油然而生对郑樵的更加肃然起敬,敬佩不已!与此同时,对各个朝代对郑樵的不公正不公平的评价究其原因,找出源头,加以辨别,不带色彩地在各个场合为他鸣冤叫屈,充分利用我有限的水平写出他的事迹和美丽的传说向各类各级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投稿宣传,以求在心理上得到平衡,还郑樵一个客观公正,正本清源,助推郑樵在社会上历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正如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文化厅原厅长、省文联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会员许怀中大师为我即将出版的《夹漈情结》一书写序中的一段话:余文烟同志是一位扎根故乡山水,用真心用真情来写故乡,来写郑樵,为故乡的发展和繁荣热情讴歌的作家,他的身上透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读他的文章,可以看到家乡的山水风物,可以听到浓浓的乡音乡情,可以闻到他为郑樵精神的弘扬发自内心的呼喊!

      二、郑樵对社会的贡献彪炳史册

      对于郑樵的业绩和贡献较为系统中肯评价,应是近代两次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调查访问学术活动中体现的比较完整,一是1962年厦门大学历史系组织对郑樵的故乡进行调查访问,多方搜集郑樵的有关资料、现场实物、遗址遗迹考辨,作出的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二是1998年3月4日至5日在莆田举办的“郑樵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40多篇,来自北京、杭州、福州、厦门以及部分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党政机关及新闻媒介近1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规格较高,范围较宽,研究较广,展开多方面、多角度探讨,具有全国性、全面性、指导性意义,为研究郑樵提供了坚实的基石,归纳如下:

      1、对郑樵及其《通志》的评价

      郑樵自南宋以来,有许多人对他及其《通志》进行过研究,但由于立足点不同,历史对郑樵的评价,或褒或贬,或赞或讥,意见不一。特别是由于一些人的错误评价,使这位史学界巨子头上蒙上一层阴影,导致这位一流的史学家,未能象司马迁、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马端临那样,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应有的地位。对此,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立场和方法。①实事求是的方法。站在地方本位角度,随意拔高,抑或站在维护封建统治“正统”的立场上,任意贬斥郑樵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应当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拂去历史的尘埃,实事求是地肯定郑樵及其《通志》在史学上应有的地位和价值。②综合的方法。多年来,研究郑樵还停留在一般、具体领域的探讨上,文字者一味空谈郑樵的文字学成就,不及其余;音韵学、史学、文献学等都是局限在自己的天地里看郑樵。这样的研究固然必要,但没有综合其整体思想。因而,很难把握住郑樵学术的伟大意义。

      历史上蒙在郑樵头上的阴影,最大莫过于《宋史郑樵传》中的一段话:“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字,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这段话引自周必大《辛已亲征录》,是对郑樵不公正的评价。对这一不公正的评价,应该考辨为:郑樵在捐躯无路、报国无门之后,就把自己深厚的民族感情寄托于著述上,以另一种方式走爱国之路。至于后代一些人,如元代马端临、清代钱大昕、近代的章太炎等对郑樵不公正评价,或出于学术观点相左,或拘于见解偏颇,应引进史料一一加以驳斥。我们应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郑樵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历史价值。

      郑樵以其伟大的一生,为保存、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华民族史上一位治学著述功勋卓著的杰出人物。他对史学以及天文、地理、文字、音韵、图书、目录、动植物、诗歌、音乐、本草、医方、氏族等诸多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成就,形成了鸿篇巨作,《通志》这部史无前例的伟大巨著,给莆田也给中国历史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对当代与后世的学术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首创纪传史书体裁一千二百多年后直接继承并加以发展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它与唐代刘知几《史通》,杜佑的《通典》等人居官修志所不同的是,郑樵是独立布衣修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通志》在我国史学方面的成就,应从四个方面进行概括:一是《通志》适应需要,会通古今,成一家之学;二是创通义例,开辟学术研究新途径;三是艺术校仇,图谱金石,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四是结合实践,强调实学,以济书本知识之寡。总之,《通志》上承司马迁的通史家风,中继王充,刘知几的批判传统,下开朱熹、王应麟等的尊疑学风。《通志》能以百科辞书的姿态,出现在风雨如晦的南宋时期,是历史一大幸事。

      三、郑樵身后的855年

      郑樵逝世距今已有855年,中国的历史历经风风雨雨,对郑樵的评价也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史上记载着可见,第一个在郑樵身后评价他的人是曹勋(1098-1174)字公显,一字世绩,号松隐,颍昌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南宋大臣,北宋末词人曹组之子。宣和五年(1123),以荫补承信郎,特命赴进士廷试,赐甲科。靖康元年(1126),与宋徽宗一起被金兵押解北上,受徽宗半臂绢书,自燕山逃归。建炎元年(1127)秋,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上御衣书,请求召募敢死之士,由海路北上营救徽宗。当权者不听,被黜。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和议成,充报谢副使出使金国,劝金人归还徽宗灵柩。十四年、二十九年又两次使金。绍兴三十二年(1162)三月十一日(即郑樵在临安逝世后的第四天),当郑樵的灵柩要运回福建莆田安葬时,前来吊唁的,不仅有朱其寿等三百多个国子监的太学生,还有昭信使曹勋等僚友,以及那些已在临安定居的中原百姓。曹勋目睹还是痛不欲生的游氏夫人和郑樵年仅八岁的儿子郑翁归,不禁又掬了一把同情之泪,随即为饮愤而死的郑樵,作了篇历史上第一个正面肯定《通志》价值和郑樵高尚品德的《祭郑编修渔仲文》,其文如下:

      维绍兴三十二年,岁次壬午三月丁酉朔十一日丁末,具位曹某谨以梵呗蔬食三奠,致祭于近故编修郑公之灵。

      惟公博学醇德,名冠闽川。早持文柄,乡社曰贤。士荐于上,白衣登天。一言悟主,得君为尊。撮史成编。开卷百世,褒贬灿然。凤腾鲨举,圭方壁圆。咸谓兹书,《通鉴》后先。成书议奏,病忽弗痊。如何不吊,寿止中年。志岂睱展,官未及迁。遽尔长夜,非鬼必仙。朋友嗟惜,孰不涕涟!

      呜呼,渔仲魂安所在缠!酹我沽酌,夙好靡愆。抚棺增概,英物归焉。呜呼哀哉!孺子肖君,秀发玉渊,官必及嗣,雅志可宣。尚飨。

      其次是耿直的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浙江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公元1144年,20岁的陆游和表妹唐琬(越洲山阴人)结婚,没想到几个月后,妻子患尿频症,一夜排尿20多次,整个人被折磨的形消神脱,痛苦异常。陆游十分着急,遍寻医生诊治,却总不见效。一天,已成名医的好友郑樵来访,诊察病情后,开了张处方,将石菖蒲、黄连各等份,研为细末,每天早晚各以黄酒冲服6克,唐琬服了没几天,病竟欲然痊愈。陆游十分感谢郑樵,也对石菖蒲赞誉有加。由于他亲眼看到郑樵在朝廷受到士大夫的排斥和诽谤情形,为了使后人对郑樵有一个正确认识,他特意在晚年所作的《渭南文集》中为郑樵说了公道话:

      予绍兴庚辰(绍兴三十年)、辛已(绍兴三十一年)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说博古,诚佳士也。然朝论多排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亦不乐云。

      与陆游同时把郑樵记录于书的,还有后来担任丞相的周必大(1126-1204),河南郑州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庐陵四忠之一。史部尚书,枢密使,左丞相,封许国公,南宋文坛盟主,太师,其祖父,父亲都是太师。周必大在郑樵到三馆读书时,正担任国史院的史官,由于他也是一个像陆游所说的那种“不乐”之人,所以他在《辛已亲征录》中却是这样评价郑樵的:

      癸卯……枢密院编修官郑樵卒。……樵好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乐施也,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周必大笔下的郑樵,不仅是一个博学寡要的空头著述者,而且是一个求官如命的利禄之徒。

      南宋灭亡后(1279年),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官修《宋史》时,也曾把郑樵立于《宋史·儒林传》中,但史官所采用的,不是陆游所记,而是周必大的原文。因此,《宋史·郑樵传》卷四百三十六的郑樵,就成了这样一个人物: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世称刘中垒,楚国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去世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享年七十一岁。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后代,刘歆之父。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任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楚辞》是刘向编订成书,而《山海经》是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成书。读书人誉为集百家之长改善儒学之人,为中国最早的灾异史创始人,著作甚多,其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从容不迫,对唐宋古文学家有一定影响。是魏晋小说的先声,明人集有《刘子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杨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官吏、学者。四川成都人。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古有称赞:“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是汉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辩。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励所学,从者二百余人。

      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王纶、字德言、健康今江苏南京人,绍兴进士,授平江昆山主簿,历镇江、婺刘、临安府教授,南宋官员,监察御史。贺允中:同知枢密院事,左奉议郎福建路安抚主管机宜文字)。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之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文职官第37阶[最末一阶]。为从九品,又称宣教郎、不是官职,是任职级别,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赋闲之官),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以编辑兵书或军事条例的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审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高宗幸健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漈先生。

      樵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与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应该说,《宋史》编者记述郑樵生平事迹方面,虽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基本上还是符合郑樵的平生行事,也肯定了郑樵不是秦桧余党,而在篇末对郑樵作结论时,却把郑樵视为一个贪图利禄的不肖之人,只能说明这个史官是与周必大气味相投的人物。

      郑樵一向被莆田人民视为“文献名邦”的杰出代表,由于《宋史》对郑樵的结论有诬词,所以激起莆田历代学者的愤愤不平。自元朝至今五六百年间所修的各种《兴化府志》、《兴化县志》、《莆田县志》等,都列举了许多事实来驳斥《宋史·郑樵传》中的诬词,要为郑樵辩诬平反,但由于地方志的影响有限,难以消除《宋史》的错误评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许多人仍只能从《宋史》中认识一个被士大夫扭曲而失去真貌的“郑樵”。可怜郑樵毕生努力要使地下无冤人,而自己却被打成了如此一地下冤人!

      正像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所说:郑樵一向担负了不良名声。而招致这些不良名声的原因,是郑樵那独到的史识,犀利的学术批判以及通百家之学的胸怀和成就,与当时那种僵死的学术环境大不相宜,因此,难免招来郑樵当世乃至后世被那些因循守旧之人的攻击和非难。

      更有甚者,由于郑樵不是一个朝廷的御用学者,他自己也没有一套完整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体系,因此,宋朝统治者只把他的著作“诏藏秘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肯为其刊刻流行。乃至如此一部规模空前的纪传体大《通志》,竟被朝廷的秘阁搁置了一百三十多年,至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年),才由东宫令福州刻印成书!

      随着《通志》的翻刻流传,社会上才逐渐有人知道郑樵,才知道有这么一部史学巨著,于是,后来有人仿其体例而续撰的六百四十卷《续通志》(清乾隆时官修)和一百三十卷的《皇朝通志》(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敕撰)。后人也把《通志》和唐宰相杜佑《通典》和宋末元初宰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为史学三巨著——《三通》。

      《通志》虽然已代表中国十二世纪最科学的修撰方法修撰成书,但郑樵仅以一人之力在万山之中,在恶劣政治环境中著述如此一部几乎包容了当时中国所有学术文化的史学巨著,其疏失和裁剪未当之处,在所难免。但可惜的是,数百年来,没有几个人能体察郑樵的苦心。因此,对郑樵和《通志》的评价,几百年来都是毁誉交加,褒贬不一。

      据史载,首先开始对郑樵著作进行比较系统评价的是南宋的陈振孙。宝庆三年(1227年),陈振孙来兴化军担任通判(“通判”一职,始于宋,止于清,是地方行政官员的一种。在宋时,他是以中央派员的身份下到地方,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副官存在,负有地方的行政及监察职权,用以与地方行政长官形成制衡。在两宋时,“通判”是位于地方行政单位“州”中的一种地方官,他是“知州”的佐贰,因此,官位于“知州之下”。但其职权却大于“知州”,因为行政公事必须经“知州”与“通判”共同签署才能生效,而且,“通判”作为皇帝的耳目,对州府事的弹劾可以直达皇帝。宋时的通判,与现代还真不好比,从他赋有监察职责的角度讲,他有点像现代的纪委和检察院的合体。但因宋时的通判只向皇帝负责,这又和现代的纪委向常委负责不同。如果从其对中央负责的角度讲,他很像党委书记,但现在的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这又和通判是副手的身份不合。我倒是觉得,通判很像国民党后期的所谓中央特派员,作为国民党的特派员直接下派到某土匪集团,成为某土匪集团的二头目,并负责监察,其监察结果也是直传国民党中央)。曾搜集莆田各家藏书五万一千多卷,然后席卷回家著述《直斋书录解题》,这些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郑樵的遗著和藏书。陈振孙对郑樵学术的评价褒贬参半。他既称郑樵“博闻洽闻”、“自成一家”和“工予考究”,却批评他“师心自是”与“义理多迂避”等。

      马端临在编撰《文献通考》时,虽然继承了郑樵的会通思想,但因他看不到《通志》全书,所以仅对宋末莆田民间刻印的《二十略》中的《氏族》、《六书》、《七音》等进行评论,他评这些书“考订详明、议论周到”,其它方面则推论郑樵治学“不堪检点”。

      元人刘勋在《隐居通义》中,评《通志》“编摩之勤,意度之新,诚为苦心,千载独步”。

      元钱士升在《南宋书》称:“渔仲《通志》,广搜群辑,允称良史”。

      明史学家柯维骐在所著《宋史新编》公开为郑樵辨诬,说樵平生甘枯淡,乐施与,论者谓其“切切于仕进,盖弗察也!”

      明人周华修《福建兴化志》时,称郑樵“标表独立,节行尤高,不涉涉于势利”。“先生之学,无所不通,奋乎百世之下,卓然以立言为己任,不但如世之所谓博洽而已”。

      清《四库全书》总裁纪昀在《续通志》中说:“自班固以后,断代为史,而会通之义不著。宋臣郑樵《通志》,乃始搜纂缀辑,上下数千载,综其行事,灿烂成一家之言,厥功伟矣!”

      清朝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看到一些学者抓住郑樵《通志》剪裁未当之处大加诋毁:有人以辞藻见长而薄视郑樵,有人以考核为能而挑剔郑樵援据上的疏略;更有墨守成规,不求变通的人以枝节小处全盘否定郑樵。于是,章学诚挺身而出,作了《申郑》、《答客问上》、《答客问下》及《释通》诸篇,全面阐述郑樵史学的重要价值。章学诚首先肯定了郑樵《通志》是独断之学,他在《文史通义·释通》中写道:

      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人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载,终为不朽之业矣!

      章学诚把郑樵的独断之学放在中国几千年史学发展过程的大背景来展示出来,认为郑樵受到诽谤也是意料之中,因此,他在为郑樵申辩中指出:

      郑樵生千载之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司马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遗文故册,运用别识心裁。盖承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少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决乎?

      人的生存条件可直接影响到著作的成功与否,章学诚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和肯定郑樵史学思想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把郑樵著述《通志》在艰难条件与其他史学名家相比较之人。

      自司马迁之后,史学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成文,惟郑樵有志乎求议,而缀学之徒,纷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既一切科学之文辞,胥吏之薄籍,其明白无庇,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司马迁)固(班固)远矣。

      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国公《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不敢为者而立之,立论高远,名不副实,犹不幸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于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

      继章学诚以敏锐眼光看待郑樵之后,民国初期的著名史学家梁启超,他在提倡史学革命、对封建史学展开全面攻击时,认为两千年来有“创作之才”的史学家只有六个人,郑樵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续编》中论及通史时,说:

      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他认为历史如一个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兴亡为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因此,创作一部《通志》上自极古,下至唐初。

      梁启超在研究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时,认为最有关系的是刘知几、郑樵、章学诚这三个人。郑樵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史学界之有郑樵,就像是黑暗天空中有一颗光芒竞天的彗星出现。他甚至对郑樵的史学贡献作了总结:

      郑樵成绩最大的:(1)告诉我们,历史是整个的,分不开。因此,反对断代的史,主张做通史,打破历史跟着皇帝的观念。历史跟着皇帝是不妥当的,历史如长江、大河,截不断,要看全部。郑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虽未成功,或且也可以说是已失败,但为后学开一门径,也是好的。(2)他把历史的范围放大了许多。我们打开《二十略》。一看,如《六书》、《七音》、《氏族》、《校雠》、《图谱》从来没有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揽在史学范围以内。(3)他很注重图谱,说治史非多创图表不可。他自己做的书表很多,表式也很有创新,图虽没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有力。这三点是郑樵的贡献。

      1903年,金华学者盛俊在《新民晚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的文章,对郑樵的史学作了充分肯定,评郑樵是一个最具有西方史学精神的历史家,是富有道德心的历史家,更是一个具有世界心的历史家,一个具有宗教心的历史家,一个既能破坏又能建设的历史家。文章对郑樵的最后结论是:

      今之提倡新史学而诟病旧史学者,曰:知有一姓而不知有一国,郑樵其知一国者耶;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郑樵其知有社会者耶;曰:知有沿袭而不知有创作,郑樵其知有创作耶;曰:知有单纯而不知有完全,郑樵其知有完全者耶;曰:知有客观而不知有主观,郑樵知有主观者耶……吾为郑樵传,吾念至此,吾不暇为郑樵悲,为历史学悲,为四千年之祖国悲矣。

      继梁启超把郑樵看作新史学精神代表人物后,是当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把郑樵当作引导他走向解放思想的典型人物。郑樵的《诗辨妄》后来受到南宋周孚的攻击而散失,顾颉刚就从郑樵论敌周孚的《铅斋蠢》中,辑录出郑樵的原文,以便使今人又能看到当年《诗辨妄》的主要内容。顾颉刚说:

      我要表扬这部书,并不是因为它足以补证郑樵的缺失,正是显示中国学术社会的耻辱。中国学术社会因为有了“信古而不动天君”的大毛病,所以使得二千多年来只有因袭的儒术,不能把真的学问发挥光大。虽有郑樵这一辈人把学问的真处见到了,竭力地提倡,但因为和旧习惯冲突,就有许多守旧党起来,重重阻碍他,使他的志愿不能发展,著作不能流传。这班守旧党对待学问家的方法,并不是以相等的学识把它驳倒,只是拿因袭的传说把它压倒。

      1922年,顾颉刚发表了《郑樵著作考》,文章第一次对郑樵的作品作了全面的情理和考订,并首次提出了郑樵是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大学问家:

      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综括一句话,是富有科学的精神。他最恨的是“空言著作”,所以他自己做学问,一切要实验。

      他一方面做分析,一方面就去综合起来;他所做的书,每一类里必有一部书是笼罩全体的;结果做的《通志》,就是他一生学问的综合。他觉得学问是必须“会通”的,所有各家各派的,不能相通的境界,都应该打破。可怜他最富的精神,就是中国学术界最缺乏的精神。

      之后,顾颉刚撰写了《郑樵传》,并发表在《国家季刊》上,从而对郑樵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表彰了郑樵的学术精神,希望中国学术打破盲从迷信因袭的弊病。

      紧接顾颉刚论郑樵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白寿彝,他从弘扬民族文化高度,把郑樵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1961年4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1964年2月,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再度赞扬了郑樵:

      譬如郑樵在南宋初期著《通志》,在总序中强调“会通之义”,推崇孔子“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这种通变的观念,要比司马光“通鉴”的观点进步得多。郑樵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历史家的责任,是贯通古今而极其变。司马光认为历史是永恒秩序的……郑樵通变的观点,可以说是他史学中的精华,也可以说是宋代史学中的精华。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中多处提到郑樵和《通志》,认为《通志》有大量的科学内容,应该加以认识。李约瑟还注意到《通志·七音韵》的韵图,是带有数学座标的观念,因而在《中国科技史》中用了一整页的篇幅,影印了《通志·七音韵》的一个韵表,这是对郑樵著录天文学文献和对天文著作分类工作的肯定。

      1962年,厦门大学成立了郑樵史学研究小组,他们深入莆田郑樵故里进行细致的采访和考察,之后发表了《郑樵史学初探》。他们对郑樵史学的评价,主要有两点:第一,郑樵的会通思想,具有辩证法的因素,郑樵敢于批判某些传统思想,要求实事求是对待历史,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第二,郑樵在《通志》的体例在编纂原则上都有别出心裁的贡献,对于后代史学编纂工作产生了好的影响,这也是他在史学史上的突出贡献。

      1962年11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途经莆田时,曾有意到夹漈草堂向郑樵献上一瓣心意,惜乎他已年迈走不了上山路,他只好在《途次莆田诗》中以“夹漈草堂有孑遗”来抒发自己对郑樵的敬仰之情。

      1989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福建莆田青年作家黄玉石创作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郑樵传》,该书是历史上第一部用长篇小说形式,全方位地描写了郑樵从一个山林穷儒到名垂千古大史学家的悲壮历程,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光彩照人的郑樵形象。从而在正面推翻了《宋史》中强加在郑樵身上的冤词,使郑樵恢复了本来的历史面貌。

      1992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吴怀祺的《郑樵文集》,该著作不仅考证了夹漈遗稿,并收集了郑樵佚文佚诗,为郑樵辩诬,还首次编了郑樵年谱稿。

      1997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在出版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时,把郑樵列入中国历史上的八大史家之一(西汉司马迁、东汉班固、唐刘知几、唐杜佑、北宋司马光、南宋郑樵、清章学诚、近代梁启超)。其《郑樵评传》由吴怀祺教授著,该书不仅简述了郑樵献身史学、献身学术文化的历程,还综合了历代学者对郑樵的评论,并列举出《通志》全书的精华,从而展示出郑樵作为一个大史学家的风采,肯定了郑樵对旧经学展开的攻击,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是一次要求突破旧经学束缚的思想解放的行动。

      1998年3月,在福建莆田召开了全国性的郑樵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师范大学、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和莆田市社科联等三十多个专家教授以及当地学者,共一百多人会聚一堂,对郑樵在中国史学和学术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郑樵不愧是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个能会通天下书而修的大史学家、大著作者,同时,对《宋史》冤词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从而对郑樵的学术成就、史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有的学者认为郑樵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2001年,由朝柱编剧,金韬、唐国强共同执导的24集红色革命类电视剧《长征》第九集中毛泽东主席一生最尊敬的老师徐特立捧着三本书给主席看,其中一本就是郑樵写的《通志》,毛主席称赞这三本书是“国宝哇!”

      纵观郑樵身后855年的褒贬毁誉,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一条很清晰的脉络,即:凡社会出现封建保守、学术僵化的风气时,郑樵就难免遭受攻击和诋毁;凡社会上出现破除迷信、崇尚科学的风气时,郑樵的史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就会得到充分的肯定,就会放射出愈加灿烂的光芒。过去如斯,今后也必然如是。

      四、郑樵留在夹漈山的美丽传说,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中国是个富有造神传统的国度,其时间之久远,数量之众多,品种之齐全,已经形成一种特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令世人叹为观止。郑樵刻苦著书的精神感人至深,当地群众已将他从人变成神来供奉,有事找夹漈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为此,关于郑樵妙趣横生的传说仍然回荡在夹漈草堂。

      ——龟蛇成精救郑樵的传说

      郑樵出生于书香门弟,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福建兴化县志》说他天资超人,能说话时便要读书,儿童时就已经有超脱流俗的志向,鄙视乡里那些豪门大族的轻薄子弟,十分崇拜有德行节义的人,胸怀读书之志。郑樵童年在溪东学堂读书,其实就是他的从兄郑厚的家宅,因聘请老师在堂屋教书,又在霞溪东边,人们就称它“溪东学堂”,后人又称“溪东草堂”。溪东学堂四周竹林茂密,草木葱郁,附近的小丘上,有块一人多高的巨石,上小下大,形状象官员手捧的记事笏板,乡民称它“告笏朝天”。郑樵住在霞溪西岸,不论晴雨寒暑,他每天都要过溪去溪东学堂学习,这条溪叫渔鼓溪,当时没有桥梁,如遇洪水来临只能攀溪上的缠藤而过。有一回,郑樵要去读书时,适逢洪水成灾,溪水潺潺,经过缠藤之时,藤断人落,幸好成精的石龟石蛇出现把郑樵托举起来,郑樵免遭厄运。石龟石蛇位于夹漈草堂山门旁的溪中,即白新公路四公里处,溪中靠东的一块石头形状似龟,靠西的一块石头形状似蛇,龟蛇状象至今还非常逼真,保存完好无损,相映生辉。

      溪东学堂是郑樵、郑厚童年时代读书的地方,也是他一生读书著述生涯的起点站。郑樵在这里整整待了三年时间,也是他日后苦学成才的良好开端。郑樵后来还写了一首《题溪东草堂》的诗:

      春融天气露微微,药草葱芽脉脉肥。

      植竹旧竿从茂谢,栽桃新树忽芳菲。

      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东解风衣。

      兴动便携樽到岭,人生真性莫教违。

      诗中真实生动地记述了童年丰富多彩的读书生活片断,纯朴率真的人生情趣跃然纸上。

      ——鲤娘庙的传说

      夹漈草堂胜迹殿门前左前方50米处有一座用石头盖的鲤娘庙,庙中只供奉鲤鱼娘娘。该庙建造于宋代年间,因鲤鱼娘娘经常显灵,为信徒们治病消灾,所以庙里香火不断,朝拜的人数越来越多,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美丽传说。

      相传:东海有一鲤鱼精,因羡慕郑樵英俊潇洒,知书达礼,特地从东海龙宫历尽千辛万苦,沿延寿溪、萩芦溪逆流而上,跳过距离夹漈草堂有1000米的夹漈瀑、双龙瀑,修筑一个鲤鱼洞安身,早晚伺候郑樵左右,辅佐郑樵读书著述。后来鲤鱼娘娘为了使郑樵更聪明,特吐了一粒千年修炼的宝珠给郑樵食下,自己化身而去。郑樵自食下千年宝珠后变得非常聪明,看书可一目十行,书童用扬谷机鼓风吹书让郑樵阅读,使郑樵博览群书,丰富知识,从而写成《通志》巨作。为此,当地群众流传这样一句话:唯有莆阳郑夹漈,读尽东南八成书。后来,郑樵为了纪念鲤鱼娘娘英勇献身,助人为乐的无私奉献精神,特地在草堂左侧亲手修一小庙供奉,后人称之为鲤娘庙,该庙至今尚存完好。

      ——风动石的传说

      在夹漈草堂西侧海拔550米处有一块风动石,该石呈厚板状梯形格式,长2.36米,位于后角山茶叶坑半山腰,基底岩石形似一顶乌纱帽,四周林木苍翠,奇峰兀起,站在风动石底座可一览莆田山区全景,地势险要,与郑樵当年的观星石隔山相望,相映成辉。

      该风动石有三个支撑点,中心偏后3.3米,重量大约150吨,风动石自高处俯视似在滚动,其中底边构成三角形(三个支点),底边与梯形上底平行,宽2.1米,西面边长0.8米。整块石头可单手推动,并会摇晃不止,颇为奇特,其壮观不亚于东山县的风动石,这个风动石具有极大的旅游观光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此风动石在国内极为罕见。

      该风动石还有一段关于郑樵不愿当官的美丽传说:相传,公元1157年间,郑樵在夹漈草堂完成《通志》大纲五百部,再次带到临安(今杭州),献给皇帝。由于王伦、汪应辰、贺允中的推荐,郑樵受到高宗赵构召见。当高宗宣他上迩英殿见驾时,郑樵久久没有上殿,高宗寻问是何缘故,宫差答道:郑樵是兴化府一介布衣,不能上殿见驾。于是高宗即赐予右迪功郎。在迩英殿召见了郑樵,当高宗将《通志》大纲看后,问郑樵:“《资治通鉴》的全本太繁多,节本又太简单,怎样使它繁简适中,便于翻阅呢?司马迁的《史记》,囊括成一部书,它的精要之处就在于十篇《表》,为什么学者不懂得他的用心呢?”

      郑樵面奏回道:“微臣身居山林30多年,探讨古今典籍,撰写成书,分为小学类、经旨类、礼类、乐类、校雠类、谱系类、天文类、地理类、名物类、方书类等10类,共50种,都已成书。没有写成的这部书,臣选取历代的史籍,从三皇时代开始,至五代为止,连贯会通为一书,名叫《通志》。此书将参照采用司马迁的体例,然而又不同于司马迁的写法。现摘抄它的要览十二篇,命为《修史大例》。而其他已经写成书的稍多,恐陛下未能一一辨识,现有目录一篇,名为《夹漈书目》。”

      停顿了一会儿,郑樵接着回奏道:“学者把《通鉴》与《六经》并列,老师儒都没能力议论其得失。班固的《汉书》距司马迁不远,就已经不明白篇《表》的用意了,后生晚辈又怎能懂得司马迁制《表》的用心呢?”

      于是,郑樵进一步论述道:自班固以来,断代编史的体例,全都失去班彪(班固父亲),司马迁写作史籍的本意,也失去了孔子编订《诗》、《书》时增删相因的道理。

      高宗听后说:“早就听闻贤卿的大名了,你致力于详细阐述古代学说,自成一家之言。朕真是相见恨晚啊!”

      一番问答,便是十几刻时间过去了,郑樵于是告辞请退。

      高宗说:“听见贤卿这样高明深远的议论,朕早已忘记了疲倦。”

      高宗一向喜欢读史,平时每日午后必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尤其喜爱《春秋》。他还安排经筵为他讲读《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因此饶有兴趣地同郑樵深谈历史。

      郑樵极力请求返回夹漈山治学,说:“臣子是麋鹿的天性,终身热爱山林。”

      高宗说:“卿宜当等待,朕将有处置的。”

      这场对话,从早晨一直延续到下午,可见两人谈论得很投机,很深入,也很有效。

      当即,高宗特下诏令,授郑樵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并下旨郑樵所著《通志》由官府供给纸笔,以便编修抄写进呈。

      尔后,郑樵步出金銮殿,随手将官服脱掉放在殿前栏杆上即回夹漈山继续著书,补充《通志》注解。

      郑樵这种不愿做官淡泊名利的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即派吕洞宾下凡将官服拿到夹漈草堂归还给郑樵。那一天,吕洞宾将官服从临安运到夹漈山的上空时,山上云雾弥漫,能见度极低,天上一派迷糊不清,三间草房隐隐约约,吕大仙将官服扔下时,粗心大意不慎扔在夹漈草堂前面的一个茶叶坑半山腰(与夹漈草堂只有一山之隔),变成一顶貌似乌纱帽的大石块群上,当地人叫乌纱石,流传至今。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莆阳或八闽乃至中华大地上,一位布衣能受到当政皇帝召到皇宫内探讨史学几个钟头,唯有郑樵。静思默想:郑樵的一生是不幸的,然而受到皇帝的召见是大幸的。翻古看今,布衣面对面见到省长、市长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何况皇帝见布衣谈史很长时间,还说了相见恨晚,忘记了疲倦,显而易见,郑樵的知识是相当的渊博,见解是相当的独特,才能得到赵构的欣赏,是前无古人的一幕。

      ——朱熹下马造访郑樵

      公元1152年,宋代理学家朱熹要到泉州府南安任主簿时,路经湘溪(今涵江区新县镇),看到湘溪水流从东向西流动,他认定此地必有圣人,即去寻问当地百姓。有一百姓答道:圣人我们不知晓,只知道夹漈山上有一老头天天在看书、写字、观看星星月亮,朱熹预感定是郑樵在山上著书立说。于是,朱熹一行就往夹漈山而去。当他路经三块石处,预感即将到达目的地,为表对郑樵的敬重,就在此石下马徒步前往。朱熹在夹漈草堂与郑樵切磋学术三天三夜,郑樵只用“四白”招待,即白姜、食盐、豆腐、荞头(像葱头一样,食来又酸又甜),朱熹解释说郑樵尽山尽海招待了。所以,后人就将这三块石头喻为下马石,历代名人墨客上山拜访郑樵或考察夹漈草堂,都在此下马步行,一直沿袭至今。此石原名叫三片石叠,当地人也叫三片石,位于夹漈草堂西侧约1000米处,在通往草堂的小路中间,行人往草堂,必须从此三块石中间而过。

      然而,在许多网上或社会上流传说朱熹当年去造访郑樵是从囊山寺上山去拜访的。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当年的官驿道,不管是从福州去同安,还是朱熹老家尤溪至同安,官驿道都是经过湘溪这个地方的,而没有经过梧塘的囊山寺,这是历史的史实。朱熹造访郑樵必须是从湘溪上山的,是的,宋代江口也有一条官驿道,朱熹要是从福州出发还是从老家出发去同安,出发之前如有准备去拜访郑樵也不会选择去走江口这条官驿道的,他怎么会舍近求远呢?可是有的文人就是偏偏要编造这个根本不可能的故事来忽悠后人,要知道从囊山寺往夹漈草堂的路程最保守的估算就有20多公里啊,而且当年是山路十八弯啊!朱熹那么聪明的人,能这样选择路线图吗?显而易见是不会的!正如现在网上写郑樵的出生和逝世是同一个月同一日,四月二十六日,这可能吗?同样,朱熹访郑樵就是从新县(湘溪)上山的,决不是从囊山寺去草堂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带人去草堂观光调研,有很多人问我:朱熹那么有名气怎么会草堂来拜访郑樵?到底是郑樵伟大还是朱熹伟大?对于这个问题真的用一句二句话是解答不了的。首先,从年龄来讲,朱熹1130年出生,郑樵1104年出生,郑大朱26岁;从阅历来讲,朱熹要去南安任职时,郑已于1149年就到临安去献书了,誉满临安,名气很大。而朱熹是刚出仕之人,名不见经传,为此,朱熹去拜访郑樵,是在情理之中,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至于朱郑两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平心而论,各有千秋,各有建树,一个在理学上载入史册,一个在史学上扬名千古,然历史上只听只传朱熹有去拜访郑樵,没有传也没有人说郑樵去造访朱熹,谁伟大谁有名气只能让历史让后人去评判吧!

      ——棋盘石的由来和的传说

      座落在夹漈草堂郑樵纪念馆门前近年新建一个长10米、宽7米的巨型棋盘石,每颗棋子约100多斤,让游客们大饱眼福,着实吸引眼球。然而,在这里建棋盘还有一段非常美丽动人的由来和传说:

      据传说:公元1152年,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儒家朱熹赴任泉州南安任主簿,路经莆田时,慕名上山拜会郑樵,以示敬重,在离夹漈草堂一公里的三片石处下马徒步上山,后人将此石誉为下马石。在草堂郑樵和朱熹谈诗论文三天三夜,郑樵仅用豆腐、盐巴、白姜、荞头“四白”招待朱熹,朱熹却说:郑樵此四白乃山珍海味也,已尽山尽海招待了。郑樵和朱熹在交换对理学、史学、儒学、道学、时局等等共同感兴趣话题的间隙,两位伟人就在夹漈草堂郑樵著书遗址的左上方草地上摆起象棋博弈对决,一边切磋棋艺,一边继续谈论他们两人的探讨话题,形成共识,不亦乐乎!

      2014年元旦,在郑氏后裔、世界和中国郑氏宗亲会总会永远名誉主席郑庆模先生的资助下,夹漈草堂董事会发动当地群众在郑樵和朱熹当年博弈对决象棋的老地方建造起一个巨型棋盘石,以表郑樵故里的乡亲父老和郑氏后代们对两位世界文化名人的怀念之情,同时也给夹漈草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莆田学院医学系教授方文旭先生参加棋盘开盘庆典时兴致勃勃油然而写一首诗赞曰:

      夹漈凌云摘下恒星,对垒楚河汉界。

      草堂理性铺开通志,重温史事典章。

      全国法院审判业务专家、莆田市法律界泰斗余文唐先生也欣然写下二副对联:

      龙珠复焕彩,草堂厅上华晖聚;

      玉局新刊启,胜迹门前异趣添。

      欢天喜地,胜迹翻修终告竣;

      悦目清心,巨棋新造正开盘。

      ——玉皇大帝赐盐米给郑樵的传说

      史学家是体制内的封号,作为史学家的郑樵却没有生活在体制内,他以布衣之身在夹漈山中尴尬地活着,“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郑樵的一生又经历父死、弟亡、妻故、子灭的人生苦难,在草堂的纸灯笼下,他对史学架构和纂述体例思忖于心,从漫漫无涯的史料中爬梳剔抉,从林林总总的文本建构中寻找话语的行踪,一切始于寂寞中的思索。山中的生活极其粗糙,装束和饮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基于此,当地流传甚广郑樵这种刻苦著书的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即派吕洞宾下凡,在位于夹漈草堂西侧500米的鱼鼓石上(该石长约60米、宽30米,呈倾斜形状)挖两个洞,一个洞专门流出大米,一个洞专门流出食盐。这两个洞当天流出的盐米仅供郑樵和书童食用,每天早上天刚亮,书童就要到这两个洞来取盐米,如盐米多了就说明这一天必有客人上山,流出的盐米定时定量。后来,书童年龄也大了,欲想将两个洞挖大一点,看看多流一些盐米,忽然两个洞里飞出两只白鸟,从此,洞里再也流不出盐米了,郑樵深知,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就将《通志》文稿运往临安,再也无法回夹漈草堂了。这两个洞至今尚存,鱼鼓石也被人们称之为出米石,当地人也称流盐流米石。

      ——夹漈草堂书亭寨的传说

      在夹漈草堂山上现有保存一座很有特色完整无损的书亭寨,亦名“清芳寨”。距草堂800米,寨门上额刻“山色清芳”四个大字。寨踞峰顶西 北两面,面临悬崖,周长1104米,椭圆形,占地1000平方米。寨墙石砌,高7-8米,宽1米,内侧筑有附阶可通行,朝南开门,石条搭架,高2.4米、宽1.2米,寨顶北面可见大洋的永兴岩及广业山里全貌,海拔662米,已建一座精美大方、造型别致的六角塔,石阶铺至塔门。

      据相传: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掳去徽宗、钦宗两帝,北宋灭亡。面对国家沦亡,郑樵、郑厚兄弟义愤填膺,联合向宇文枢密上书要求抗金报国,但上书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郑樵愤慨写下:“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微臣一缕申胥泪,不落秦庭落暮云。”在“捐驱无路,报国无门”的情况下,郑樵把深厚的民族情思寄托在自己的学术事业中去,立下了从研究学术为毕生奋斗的崇高志向。

      绍兴三十年(公元1161年),郑樵硬是靠着执著的追求,锲而不舍的努力,带着写就的200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步行两千里来到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将《通志》献给朝庭,被封为枢密院编修,一时间,郑樵的名气在临安火爆,许多文人墨客慕名纷纷南下,来到夹漈草堂拜访郑樵。此时,金兵再度南下,大军压境,朝廷内外一片混乱,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形成白热化,这批云集在夹漈草堂的文人们个个慷慨激昂,奋力疾呼,摩拳擦掌,表示要像古代名将蔺相如那样驰骋沙场,马革裹尸,建功立业,为此,文人们商议后,亲自动手并发动当地群众,一起筑墙建寨,意为誓死要保住南宋江山。为了避嫌,文人书生们给寨起了个“书亭寨”的寨名,消息传到临安,开明名相赵鼎挥写下“山色清芳”四个字送至夹漈草堂,并刻在寨门上方,以此激励这批文人们继续为国家稳定安定作出贡献。所以,后人将“书亭寨”也叫做“清芳寨”。

      ——吕洞宾扔大石块给郑樵晒书的传说

      在夹漈草堂正门前小山丘边有一块从北向南倾斜的大石块,整块石长60多米,宽30多米,该石尚存完好无损,因后人有诗佐证:霁侯晒书缘辟蠢,神灵呵护仍如故;名山藏书不经传,绣谱金针教暗度。所以后人称此石为晒书石,也叫曝书石,这块石头还在当地流传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

      据传:吕洞宾两次来夹漈草堂,一次是扔官帽给郑樵,一次是打两个洞,即留盐留米洞。当他看到郑樵那么刻苦学习,执着著书,深为感动,为此他想郑樵能著鸿篇巨著的《通志》,必定是学富五车,那平时晒书是一个大难题,何不扔一块大石头给他晒书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据资料显示:吕洞宾,原名叫吕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别名叫吕祖,吕祖师、吕仙祖、无心昌,出生于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四月十四日巳时诞生。吕洞宾自幼熟读经史,有人说他曾在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中了进士,当过地方官吏。后来,因厌倦兵起民变的混乱时世,抛弃人间功名富贵,和妻子一起来到中条山上的九峰山修行。他和妻子各居一洞,相对可望,遂改名为吕洞宾;“吕”指他们夫妇两口,两口为吕;“洞”是居住的山洞;“宾”即告诉人们自己是山洞里的宾客。

      他的道号为纯阳子,在弃官出走之前广施恩惠,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中国民间传说他在修炼过程中,巧遇仙人钟离松,拜之为师。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疾苦,从不要任何报酬。

      吕洞宾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他飞升后,家乡百姓为他修建了“吕公祠”,以示纪念。到了金代,因吕洞宾信奉道教,于是“祠”改成了“观”。

      元朝初年,忽必烈知道吕洞宾信奉的道教在群众中颇为流传,就想利用宗教和吕洞宾的声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派国师丘处机管领道教,拆毁“吕公观”,大兴土木,修建了“永乐宫”。从修建大殿到绘完几座殿堂的壁画,历时110年,几乎与整个元朝共始终。

      吕洞宾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物,而在民间长期流传中,象雪球的滚动一样,故事愈来愈加丰富,成为一个箭垛式的传说人物。

      也有人相传说:福建泉州有座清源山,处在危岩之下,有个洞穴,幽深而巨大。洞穴的入口,地势颇为平坦,仅可骑马,长驱直入洞里。穴顶钟乳分垂,进洞越深,寒气越重。洞里的深处,有间石室,排列着石床、石桌、石凳,还有一个被薰得黑漆漆的石灶。因为这个洞穴,通称纯阳洞,所以也有人说:吕洞宾是福建人,在那个洞穴里修道成仙的。因吕洞宾又名叫吕纯阳,故这个传说吕洞宾是福建人多少也有这个洞为其佐证。

      因吕洞宾考中进士后历任过两个县的县官,后又著有《圣德篇》、《指玄篇》、《忠孝课》等大作,可见吕洞宾得道前也是一位虚心好学,广参贤达,博览群书,融会贯通,勤于笔耕之传人,他不仅是道教祖师,而且还是个诗人,他与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三位神明。基于此故,吕洞宾根据自己的身世从异地搬起一块大石头扔到夹漈草堂给郑樵晒书也在情理之中,更有甚者,如果吕洞宾按传说中讲的是福建人,那么,这一举动更是较为贴切现实。

      五、郑樵精神流芳百世,永放光芒,光照人间

      在中华大地上有略知郑樵事迹的人们,对郑樵都怀着十分敬仰和推崇、热爱和怀念,这足以表明郑樵的功德和精神之深入人心,那么,郑樵的精神是什么呢?笔者根据多年来研究郑樵,所看到的资料和所听到的只言片语,概括为“五种精神”:

      一是对事业自强不息的追求精神。郑樵没有显赫的家世,然而,他自小立志读书,后上山结庐,心苦志远,欲读天下之书,欲通百家之学。为此,他深居山林,谢绝人事,闭门诵读,栖丘饮壑,忍受蔬食寒霜生活之苦,遭遇父亡妻故弟死幼子离世之痛,集人间所有苦痛于一身,顶着秦奸禁修私史的风险,在极其恶劣的政治背景和生活惨景下,坚持治学著作。他不贪图科举进取之路,五度辞绝出仕之荐。他几十年如一日,目标始终如一,坚忍不拔,执着追求,迎难而上,著书千余卷。晚年又以微弱之躯,编修写就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通史巨著《通志》,创造中华民族又一精神文化财富,真正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治学修史事业。

      二是对治学破除陈旧的创新精神。郑樵思想敏锐开放,读古人书而不为旧说所束缚,在继承时辨识批判,在批判中创立新说,他提倡治学要独断精神,反对“依缘门户”,人云亦云。他对儒家进行批判,对经学进行攻击,因此,他也招来众多的非难和非议,然而,郑樵的批评用心用他的话说:“臣今论此,作好攻古人,正欲凭此开学者见识之门户。”他一方面批评古人,一方面在自己的著作中又吸收了不少孔子、司马迁、欧阳修等名人的成果,可见,他是批判地继承古人之学。因此,他写的著作是从崭新的体例,独立的见解,创立一家之言,成为独断之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重要地位。也就是说批判创新是郑樵史学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在学术上取得突破和成功的动力。

      三是对学术勇于探索的实学精神。郑樵治学,提倡并重视实学,反对空谈辞章义旨,对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能体现儒家经典意旨的学风深以为耻。他反对空谈历史,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记载,他刻苦读书,从不唯书是信。在学术研究上,他十分重视在实践中观察、思考,“昼理简编、夜观星象”,为了解草木虫鱼的情性,经常与田夫野老往来,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他认为修史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要作主观褒贬,至于是非曲直可由后人作出判断。为此,他创立“类例法”,考究学术本末源流,重视图谱、金石对历史的实证功用。他十分强调深入实际,求真核实,以认识事物的真相,获取正确的、有用的知识,做到真实有用。

      四是对仕途淡泊名利的亮节精神。郑樵与封建社会的一般读书人截然不同的是学而优不仕,慎独自省,修身励志,耐的住寂寞,过的惯清贫,自强不息,诚俭从容,幽不改操。他为人清正、操行高尚,从不追求权势与私利。郑樵在草堂修史期间,朝廷六部使者三次以“孝廉”,两次以“遗逸”的名义,举荐他出山做官,他都没有接受。他对从学的弟子一律不收受学费。晚年得到一份祠禄后,他并不是用来享受,而是全部用于著述的纸笔花费,且高宗诏令由官府供给他纸笔,他也从未领取。而《宋史·郑樵传》谓郑樵“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说他迫切追求做官而被人看轻,这个说法完全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他上书宰相,虽然希望比照旧例安排州学教授或史馆文职,目的也只是为了能够进入“三馆”看书,并得到一份俸禄,以便解除生计之忧,全力以赴编修通史,志在修史而非做官。

      五是对民族无比热爱的奉献精神。郑樵少时读书,就为古时英雄豪杰的忠义报国精神所感动,立志要做国家的栋梁之材。他身居山林,心怀报国之志,爱民之心。青年时,面对国家危难,苍生鼎沸,与堂兄郑厚携手寻求从军之路,联合上书要求抗金报国,献书效国。他撰文赞扬勤政安民、治水惠民的清正官员。他传承家风,热心桑梓,公益事业,凡有民生的事,总是尽力而为,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至今郑樵故里人有口皆碑,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在洋头自然村建立一个“小颛祠”以示纪念郑樵及其父郑国器为家乡人民建造苏洋陂开拓农田灌溉渠道,每逢初二、十六或节假日,“小颛祠”的朝拜群众络绎不绝,香火不断,年年如此,以表诚意,这足以证明郑樵的精神,光还在照着人间。

      六、郑樵的精神今人在延续弘扬

      ——草堂遗址复建

      1984年2月,在省文化厅和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下,当地政府发动群众将郑樵著书遗址“流水三间屋”,即夹漈草堂复建竣工。夹漈草堂原为名副其实的草屋后改建为瓦房,题额“夹漈草堂”,供后人瞻仰。后因文化大革命,草堂遗址被人摧毁,夷为平地。

      ——草堂公路开通

      1985年3月,通过社会热心人士的努力,省交通厅拔款,拉开了开通郑樵著书遗址的公路序幕,市、县公路交通部门和新县镇人民政府也相应配套资金予以支持,一条长7.1公里、宽4.5米的公路顺利通车,从而结束了去夹漈草堂无路可行的历史。由此遥想1962年大文豪郭沫若当年来莆田时如有通往夹漈草堂的公路,那么,“荔城无处不荔枝,金覆平畴碧覆堤。围海作田三季熟,堵溪成库四时宜。梅妃生里传犹在,夹漈藏书有孑遗。漫道江南风景好,此乡鱼米亦如之。”这首《途次莆田》的诗应该是在夹漈草堂落笔的。

      ——郑樵石像落座

      1997年10月,时任莆田市市长吴建华和莆田县县长郑师平各从市长县长基金中批出三万、五万专款雕塑郑樵石像,在夹漈草堂遗址上方竖立了全国第一尊栩栩如生的郑樵石像。郑樵端坐在苍松翠林之间,左手捧书,右手执笔,作凝神静思状态,石像是根据当代著名画家范曾所作郑樵像精心雕刻而成,是夹漈先生刻苦治学精神的形象写照。

      ——夹漈山门建成

      2000年5月,投资25万元在白新公路4公里处兴建一座古色古香、造型别致的山门,山门正面“夹漈草堂”四字苍劲有力的题字系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的墨宝,背面的“夹漈草堂”系著名书法大师文怀沙题写,山门的背景有两株百年大杜鹃衬托,左后方还有一棵大榕树枝繁叶茂,强壮成长,潺潺流水的渔鼓溪在右下方常年哗哗作响,尤似鞭炮啪啪击声回荡,很是吸引过往客人的眼球。

      ——草堂专线拉电

      2000年底,在原莆田县电力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投资65万元的电力专线高压线路经过三个月的艰难困苦,披荆斩棘,动用200多名群众无偿献工终于架成,一举结束草堂千年的黑暗年代,电器设备从而引进到闭塞的草堂,为郑樵事业草堂建设起到了先行的作用。

      ——绘制首份蓝图

      2001年初,新县镇人民政府邀请莆田学院旅游系的专家教授对夹漈草堂的旅游资源即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全面系统的实地考察,较为完整地制订出《夹漈草堂风景旅游度假区的总体规划》,很客观地绘画出可操作性极强的景点分布图,功能分区图、基础设施图、景区划归图、度假设施图、郑樵精神弘扬主景区等。同时,通过莆田老文化人征集到全国百名书法大师颂扬郑樵和夹漈草堂的题字结集出版,汇集收编《郑樵传世诗文选》,组织莆田百名诗词学会会员唱响歌颂郑樵之歌。在各种各类报刊杂志刊登。

      ——举办郑樵900周年祭典

      2004年10月20日,由新县镇人民政府和郑氏莆田宗亲会联合举办的恭庆郑樵诞辰900周年祭典在夹漈草堂广场举行。这个祭郑樵为主题的活动得到了莆田市及涵江区政府的大力支持,祭典当天,人山人海,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由文化部门组排的一台歌颂郑樵的歌舞会在草堂广场闪亮演出,得到了数千观众的一致好评,郑樵之歌随之面世,同时,主办方还印出精美的三本书画册,即影视中的夹漈草堂,书法里颂郑樵,文字中领略郑樵和夹漈草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全景式全方位歌颂郑樵和夹漈草堂的盛会。

      ——胜迹殿翻建竣工

      2012年3月,因年久失修,受风雨侵袭,雨水渗透,1926年由江口一位开明商人陈辉叔独资兴建的草堂胜迹殿,即郑樵纪念馆,翻建竣工。

      该工程得到莆田日山电子有限公司何钜超总裁7万元的经济援助,旅居新加坡华侨翁安宝先生捐款1万元。

      ——郑樵故里纪念馆落成

      郑樵故居位于莆田白沙镇广山村林边,因人为的原因被夷为平地,2012年年底,当地热心人士发起复建郑樵故里纪念馆的倡议,迅速得到拥戴,有200多位社会贤达有识之士捐款,每户均捐500元,共筹资300多万元,经过五年的艰苦复建,终于建成郑樵故里纪念馆。吴怀棋、陈章汉、郑炳清、姚振泉等名人为馆题联,纪念馆中堂竖立一尊由谢文豪先生捐刻的郑樵石像,在建馆期间还得到了郑庆模先生、奇秀岩郑玉兴先生等的大力支持。

      ——巨强公司拟开发草堂

      2014年5月,莆田市良友贸易公司谢国良先生、香港希宝集团林庆强先生、泰国翔龙国际旅游贸易公司谢国新先生合资成立福建巨强旅游公司专业拟开发夹漈草堂森林公园旅游度假区,在莆田设立开发夹漈草堂森林公园办事处。举办福建省书法家走进郑樵故里采风活动,邀请北京方园水木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北京清美同创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和福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策划出三套开发总体规划,编排祈平安拜妈祖、求知识学郑樵的二维码宣传材料,年年印制精美夹漈草堂自然景观和郑樵头像的挂历免费赠送给市、县、镇、村,扩大提高郑樵文化的影响力。和莆田学院合作成立郑樵文化研究院,旨在从事郑樵文化和其它文化源流研究,扎实开展弘扬郑樵文化,推进海内外学术交流,进而拓展郑樵文化。

      ——拍出郑樵专题片子

      为了更加深入地宣传郑樵,2017年8月,由新县镇人民政府主办,时任镇长的陈静为总策划,福建巨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谢国良先生为出品人协办,拍出一部专题电视片,忘不了的乡愁之一方草堂梦全方位多角度宣扬郑樵虽是一介布衣,然撰一部《通志》,是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奠定郑樵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描述郑樵自小就对六经、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趣,展现出不同于常人的天赋。读书、写书,谢绝人事,不应科举,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潜心研思,砥砺著作,风晨雨夜,执笔不休,独立思考,注重实践,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选择孤独,选择坚持,选择僻静,这就是郑樵选择的成功。离尘嚣愈远,离郑樵愈近;离功名利禄愈远,离郑樵精神愈近。

      郑樵对自己一生无辜受罪是痛恨于心的,但为了《通志》,强忍人间奇辱,依然以一介布衣之力,在高山虚谷中发愤述作鸿篇巨著,他的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却在800多年来一直得不到弘扬。然而,纵观郑樵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跨越了时空和学界,从一个山林穷儒成就为名垂千古的大史学家。正如顾颉刚所说:社会上用很冷酷的面目对待郑樵,但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的精神,郑樵的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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