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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大蜚山”应恢复“大飞山”之名

      □陈金添

      拙作《“大蜚山”应恢复“大飞山”之名》在《莆田晚报》和《仙游今报》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莆田市有的老领导和一些朋友还专程前往大飞山,去探访大飞书院遗址和宋代摩崖题刻。仙游县委主要领导专门就“大飞山”复名之事作了批示;县政协还邀请有关人士,召开座谈会,探讨复名的可行性;微信群上,也有不少人在热议。据我所知,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和文史界的有识之士,都主张应该恢复“大飞山”这个古名,延续仙游千年的文脉,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仙游县旅游业的发展。但是,也有个别的老同志对复名有疑虑。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就“复名”之事,再说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有识之士。

      恢复“大飞山”之名,是正本清源的需要。

      “大飞山”之名,从宋代黄岩孙编写的《仙溪志》之前就有了,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大飞山因何而得名呢?明代弘治辛亥(1491年)七月,与户部尚书郑纪同朝为官的江西布政司右参议陈迁在重修《仙溪县志》中记载的清清楚楚:“县治之北有大飞山,山似飞凤”。他还在志中第三卷提出了“仙溪八景”,其中“飞凤晨钟”被列为“第一景”,足见大飞山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年),仙游县令陈兴祚主修的《仙游县志》也记载:“大飞山在县北五里,县之主山也。自九座分脉东来,高可千仞,屏立治北,耸拔飞动,如飞凤展翅”。可见大飞山是因为耸拔飞动,如展翅飞翔的凤凰而得名。

      而“大蜚山”之名,因何而来?是因为山里躲着怪兽“蜚”吗?显然不是。无论是县志、府志、省志,均不见记载其命名的缘由。有人说,是因为清代文人怕大飞山飞走了,将其改为“大蜚山”。如果持这种观点,那为什么不改名为“留飞山”呢?其实,这种道听途说,并不见于古今任何史书,纯粹是个人的一种猜测,也是一种误解。文史研究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论从史出”。任何人研究文史都必须坚持“言必有本,无征不信”。对于史书没有记载的史实,我们切不可捕风捉影,轻易相信。

      大蜚山从清代乾隆十四年的县志中被混用,至今才200多年的历史,而大飞山则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更不用说,大蜚山源于本名“大飞山”。因此,恢复“大飞山”之名,还其真实面目,是一件名正言顺之事。

      恢复“大飞山”之名,是延续仙游县千年文脉,

      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

      仙游自唐武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建县以来,所有的史书都记载大飞山是县治之主山。如今,只见“大蜚山”,不见“大飞山”。“大飞山”被“大蜚山”取而代之了。仙游的主山在现实中消失了。人们只能从史书上认识大飞山了。这就割断了仙游千年的文脉,人们通过“大蜚山”,不能从清代以前的史书上了解仙游悠久的文化。

      大飞山是怎么变成大蜚山的?我认为究其原因是,在古代文言文中,“飞”和“蜚”是可通用的。因此,在乾隆十四年的《仙游县志》里,“飞”和“蜚”是混用的。如在卷首的地图,由于字小而用“蜚山”,而在其正文中则全都用“飞山”,并不像有人说的,清代文人担心大飞山飞走了,而将“大飞山”改成“大蜚山”。民国时期,民国老人编写的《仙游乡土志》,也是“大飞山”和“大蜚山”混用。因此,我认为“大飞山”之所以变成“大蜚山”,是由于“飞”与“蜚”古代可以通用,后人嫌繁体字“飞”不好书写,为了书写和印刷方便,而随意将“飞”变成“蜚”,并不是有意识地将“大飞山”改成“大蜚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成了自然,“大蜚山”就慢慢变成了专称。不过,徐鲤九民国三十年(即1942年)编写的《九鲤湖志》金石栏目中,提到大飞山和大飞书院却都没用“大蜚山”,而是仍用“大飞山”。因此,我推断,“大蜚山”的专称大约在建国前后,1956年文字改革之前形成的,至今不过百年的历史,与“大飞山”的千年古名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清代之前,无论是宋代黄岩孙的《仙溪志》,还是明代陈迁重修的《仙溪县志》,无论是卷首地图,还是正文均用“大飞山”,不见“大蜚山”的影子。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有千年历史的古名,而用一个来历不清的名称呢?

      恢复“大飞山”之名,是弘扬“大飞书院”文化的需要。

      大飞山旧时离县城有五里之遥,如今随着县城北扩,已划入县城范围,有着优越的地理优势。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后(绍定五年,即1232年)为特奏名进士的喻景山在大飞山下,创建了“大飞书院”,招徒讲学,传承儒家学说,并请兵部侍郎、崇清居士陈谠书写了“大飞书院”四个大字,刻在巨石上。其时,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著名理学家陈宓和历任知县许伯诩、赵滚夫、邢兴祖、黄瀛父、姚贵叔等都慕名而来,登高岗、挹飞泉,与喻景山炷薰沦茗,鼓琴赋诗,写下了“仙溪七十里,半世祗闻名。一日见山面,千年怀友情”等一首首热情洋溢的诗歌,并留下了“挹飞”、“煮茗”、“蒙泉”等一幅幅题刻,不禁令人想起了当年王羲之与文人雅士在兰亭聚会和竹林七贤的故事。可以说,大飞山不仅是传播国学的场所,也是以茶会友、吟诗作词、书画交流的地方。如今,大飞书院遗址还保留了800多年前陈谠和刘克庄等名家题刻11方,是仙游宋代摩崖题刻保留最多的地方。这些题刻是老祖宗留给仙游的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见证了宋代仙游教育、文化、艺术、茶叶发展的历史。恢复“大飞山”之名,可以推动打响“大飞书院”这块品牌,推动恢复建立“大飞书院”,展示仙游悠久的历史文化,提高仙游知名度,促进旅游业发展。

      恢复“大飞山”之名,是尊重仙游风俗民情的需要。

      在我对大飞山文化研究之前,尚未考证过“蜚”的真正含义和“大蜚山”的来历。据辞书记载,“蜚”是传统中的灾兽,外形像牛,但是却长着蛇的尾巴,头部为白色,而且头上只有一只眼睛。这种灾兽进入水中,水源就会干涸;进入草中,草就会立即枯死。

      仙游民风淳朴,讲究命名,历来有通过吉祥如意的命名,抒发自己的美好期盼。如对幼儿命名,都有“阿狗”、“阿猪”之类的昵称,希望孩子能平安成长;希望子女将来有志向的,大都有鹏程万里、飞黄腾达之类的名字;希望子女将来发财的,大都有金、财、富、发、宝之类的名字等等。对山的命名同样如此,如龙山、凤山、龟山、将军山等。因此,相对于“蜚”这个灾兽别扭、恐惧的称呼,我以为恢复“大飞山”之名,更能体现尊重数千年来的风俗民情,更能寄托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有人担心恢复“大飞山”之名恐伤破风水。我们共产党人不相信风水,不以风水论是非。殊不知,在使用“大飞山”之名时,仙游从唐代至明末共出了7位宰相、7位知枢密院事、枢密使(相当现在国家的军委主席)、9位尚书、20多位学士、10多位帝师、5位状元、近700位进士;而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年)之后,仙游仅出了10位进士,侍郎以上的官员一个也没有。到底是“大飞山”伤了风水,还是“大蜚山”伤了风水?事实不是一清二楚吗?也有人担心“大飞山”复名,要打申请报告、要刻印章、要发广告等等,手续麻烦。其实,事在人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象溪乡”恢复为“菜溪乡”;书峰乡“西坑村”改名为“百松村”,不是付诸实施了吗?

      大飞山融入了仙游千年文化的血液,也融进了仙游人的美好记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应该回归历史文化的选择,让地名和文化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以为大飞山是一块沉甸甸的金牌,我们应该高高地举起来,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增强仙游人的文化自信。恢复“大飞山”之名,不但可以延续仙游主山千年的文脉,传承大飞书院文化,还可以推动旅游业和茶文化的发展,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期望大家共同推动,让“大飞山”的美名重现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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