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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一个省的乡愁

      □林春荣

      窗外的细雨依旧打湿着玻璃细碎的颗粒,一点点透明的水花是今夜最美的窗口,万千的景象在沉沉的夜幕里显得神秘而又透明,万家的灯火在黑夜的海洋里若隐若现,连绵成城市繁华的记忆,在细微的雨声里浸入我的思绪。

      当我无声地打开这幅多么熟悉的《中国地图》,福建这个熟稔的地名立即扑入我有些潮湿的视野,并以立体的方位感定格了我的情感。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东隔着一条窄窄而又浅浅的台湾海峡,与祖国宝岛台湾隔海相望,西倚武夷山脉,与江西隔山相连,境内众多的山脉与南面的广东、北面的浙江牵山连峰。“八山一水一分田”,这句流行千年的地理民谣早已把福建的地理特征概括得如此简洁、生动。三千七百多公里的陆地海岸线,数千座翡翠般碧绿的岛屿,数十个澄澈、湛蓝的海湾,环绕着美丽的福建。一座临海靠山的家园,像一首隽永缠绵的诗歌,在十二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低吟浅唱。一座面海倚山的故乡,像一支深情缱绻的民歌,在十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海浪上引吭高歌……

      当黄帝、炎帝的故事与传说撰写着一卷又一卷厚重而又深邃的黄河文明,翻开古老中华文明序页的炎黄儿孙,以燧石取火的方式,点燃了中华大地上一堆堆熊熊燃烧的文化篝火,照亮了一个古老民族砥砺前行的身影。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每一个优美的神话,不断地叙述一个民族内心的勇敢与激越,不停地赞美一个民族开天辟地的豪情壮志。大禹治水、愚翁移山,每一节感人肺腑的故事,重复地表达一个民族强大的精神特质,反复地歌颂一个民族蕴藏在心灵深处的动力。

      当殷商的文明火炬一直在中原大地上,照亮了甲骨文的蜿蜒与青铜器的光亮,国家、制度、阶级、战争,在北方的沃野上演绎着一幕又一幕血雨腥风;城垣、壕沟、烽火台、古战场、残刀断剑,埋没了三千年的血迹,吞没了多少生命和三月鲜花那样美丽的渴望。一部文明史,千行男儿泪……历史以累累的白骨推动着人类前行的步履,揭开了光彩夺目的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那一卷卷浩如烟海的光辉。中华民族一开始就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用天地之间的力量书写着独一无二的灿烂。

      当春秋与战国以其绵延的文化烽火,在黄河两岸的土地上,在诸侯列国的宫廷宅院里,在穷乡僻壤的村居民舍里,点燃了一颗颗心灵的火苗,与文化相逢的巨匠,以火的光芒与纯粹,锻打着一条条锋利的犁铧,在荒芜的文化土壤上,开掘着一条汹涌澎湃的思想河流,儒家之水,道家之源,法家之泉,从不同的时间河段,从各自的文化地点,汇聚进这条中华文化的思想河流。孔子、孟子、曾子、老子、韩非子……一个个灿如星辰的思想家,以其浑厚的哲学境界,选择一个共同的时间节点,走上中国历史舞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或如参天大树伟岸、傲然、孤独,或如花草鲜艳、绮丽、超然,他们的思想与鸿篇巨著,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春天。

      从深山密林里流淌而出的闽江水,以其清澈的水声叩响古代的福建一处处寂静的山坳,文明的火花时而在那些遥远的时空遗留下一点点的痕迹,为我们的文化寻找留下点滴的期望。谷幽崖秀的武夷山,那些埋藏千年秘密的船棺,依然在刀削的悬崖边,诉说着古老的民俗。曾经人声鼎沸的昙石山,以其广阔的原始村落,遗藏的墙石、土阶、陶鼎、磨光的石器、简陋的弓箭,证明着福建最早的先民活动,也以这些山坡遗址与贝丘遗址说明福建拥有着新石器文化的历史。

      山青水秀的福建,虫鸣鸟啭的八闽,在寂静的阳光里缓慢地走上人类的文化进程。或许闽侯的几何印纹陶、华安的崖石刻文字、南安的青铜器、大田的青铜剑,以零星碎杂的文物佐证这块土地的古老。清清的江水溪流缓缓地穿越八闽的山山川川,我的笔端依然缠绵着原生态的草木芬芳。

      “闽在山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关于远古的文化笔记《山海经》,一段“闽子”的注释,闽字的由来,是对古老的福建历史最好的定义。那时候的福建只沉浸在陡峭的山崖、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江流、起伏的丘陵、无边无际的滩涂、海洋和海风吹拂的蒲草,这是我对远古的福建最坚持的解读。

      远古时代的福建,我读到是一幅花草绮丽、树木茂盛的风景,当我的目光轻轻地叩问奴隶社会的福建,些微文明的声音并不足以让我的思想拥有丝毫的自豪,借着窗外几声时光压不住的喧嚣,我不停的文化寻找已经接近了福建一扇文化之门。

      福建,多山多海的福建,永远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史诗。

      二

      史书上有这么一行文字,启动了福建的政治秩序。

      秦吞并天下,南平百越,置闽中郡,中央政权达于福建。

      秦始皇以其天才的文韬武略,兼并七国,成为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君主,他的一生纵横天下,气贯历史,设郡县,度量衡,筑长城,焚书坑儒,以其残忍的政治手腕,赢得天下第一的英雄与骂名,但这一切与福建没有多大的关系。百越,大秦王国一个边陲之地,狩猎与耕作或许是这些人在那个朝代的主要职业,他们对“书”与“儒”,还是十分陌生的字眼。也许是听不见咸阳城内的凄凉而又绝望的呼喊,更看不到北方国土上此伏彼起的血雨腥风。福建,在风和日丽的岁月中度过了一个王朝的美丽时光。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三国设建安郡。

      晋大康三年(公元282年),晋立晋安郡。

      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6年),析分出南安郡。

      关于福建的历史在一些简单的文字叙述下,我们可以读出它粗略的时间脉络,在这一条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脉络上,几百年间,福建的每一件大事,都呈现在脉络之上,都在时间之刀的淘汰下,只剩下那些足以让我们相信的旧事。

      汉代,闽北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关于福建的那些往事,几乎都和闽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闽北那些最初设立的县、那些城,那些在福建史书上出现过的名字,确实能证明闽北开创福建之先气,成为最早点燃文化篝火,创造文明的地域。乌坂城、大潭城、汉阳城、浦城、临江镇、古粤城,无诸、繇君丑、余善……这些十分陌生的地名与姓名,一直在福建史书上浮现,一直在证明闽北这块风水宝地的前世今生。

      衣冢南渡,福建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个在一千六百年前发生的文化事件,不仅影响着福建的历史进程或改变了福建前进的轨道,而且重塑了福建人的精神品质,构建福建人的文化记忆。正是从那一年起,福建人念念不忘“衣冢南渡”,至死不渝地认同中原的某一个城市或村庄,有一座灵魂的老家,有着一座某个姓氏共同的祠堂,有一副天下人熟悉的对联,有一块栖息心灵的牌位、香炉……

      声势浩大的中州人民南迁,完成了中原汉人士族与闽人的第一次融合。林姓、黄姓、陈姓、郑姓、詹姓、邱姓、何姓、胡姓等中原望族,为躲避战争,举家南迁,在弯弯曲曲的路途中,不断审视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不断寻找最适合居住、生活的异乡,在这一段遥远的迁徙中,“八姓入闽”最终定格在福建。在福建美丽的山山水水间,迎来了数以万计的中州人,这都是一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贵族,他们的身上一直淌流着澎湃的文化基因,他们的心中一直镌刻着优异的精神图腾。以“八姓入闽”为代表的中州人民南迁,从文化上,提升了整体福建人的精神高度,塑造了福建人内心空灵、安然、宁静的灵魂。

      衣冢南渡,八姓入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徙,也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迁徙、精神迁徙。中原士族带着古汉语、方言、书籍、先进的科技知识、先进的手工艺、种子、粮食、蔬菜,乃至良好的修养、气质、一往情深的读书著作、引领农耕时代的耕读文化,这一切属于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化脐带,不但没有在遥远的迁徙中剪断,反而在异乡、后来的故乡发扬光大,成为福建人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福建人共同的奋斗与梦想。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福建以其艰难的步履蜿蜒在历史大道上,细行在历史的每一个精彩的瞬间。也许北方广袤的国土上,早已为叹为观止的五言诗,押下了壮阔而又苍凉的韵脚。那些没有边境的国界一次又一次地翻腾伟大民族的融合与沧桑,战争与和平一直交织在历史的每一个十字路口,三百多年奔涌的人民泪水无情地打湿这一片伤痕累累的国土。

      依然安静的福建,有了大地之上第一座庙宇,有了无数关于神与鬼之间飘逸的踪迹,有了道家宁静的空间。依然淡然的福建,有了大地之上第一座佛寺,有了此伏彼起的诵经声,有了经久不息的晨钟与暮鼓,有了经书上绵延不绝的求索与叩问。

      一些在福建史书上出现的寺院,逐渐散落在八闽大地,乾元寺、药山寺、灵塔寺、延福寺、金仙院、林泉院,这些寺院或沉没在历史的海洋里,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依旧在福建古刹中占据着一方净土。而那些依旧在福建的某一个村落、某一座山峰坚守千年的庙宇,焚香燃烛,以其不朽的精神追求定格了每一座庙观的古老,越王庙、玄妙观、城隍庙……那些香炉上陈旧的烟烬,只要简单地祈求与祭祀,便有一脉剪不断的精神脐带,源远流长地继承。

      三

      王义童入闽传檄而定泉建。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福建历史上有一行谚语,启动了福建近三百年的安靖岁月。王义童作为唐朝的开国将领,率兵入闽,平定并管辖了八闽大地,百废待兴,渴望平安的福建,在一代刺史兼都督王义童的领导下,恢复交通、生产,重修渡口、江河水道、木船,让航线通向五湖四海。同时,重整梯田、沟渠,让人民安居乐业。风平浪静的福建,如同一艘满载着美丽梦想的木船,驶向平安的岁月河流。

      在初唐温暖的岁月里,开漳圣王陈元光无疑是福建又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为首任漳州刺史,陈元光以卓越的文韬武略,在其四十六年的政治生涯中,夙愿为公,励精图治,让漳州成为一片乐土,成为世外桃源。那时候漳州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围海作田,筑堰为塘,劝农务本,呈现着农耕文明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生活场景。开漳圣王,这是闽南、台湾老百姓千年来对陈元光的褒谥,也是对陈元光为开发漳州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最朴素、最民间的报答。

      唐朝,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分水岭,众多与福建有关的文化事件层出不穷地发生,逐步形成以福州为中心的行政疆域。人口的不断增加,郡、县的不断设置,福建的行政层级与单位日臻完善,福州、泉州、建州、汀州、漳州五州均在唐代设立,莆田县、闽县、建安县、龙溪县、南安县、侯官县、建阳县、浦城县等二十四个县相继在设置,推动着福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福州,别称榕城,福建省省会,建城于公元前202年,历史上长期作为福建的政治中心。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升福州为都督府,府治设在州城内,福州之名始用至今。

      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从福州、建州名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军使,这是福建名称出现之始。

      唐代也是福建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福建的人文教育活动在唐代有了蓬勃的发展,为宋代福建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其中最重要的推手就是福建观察史常衮,这个唐代著名状元、宰相走马上任福建观察使,注重教育,在福建极力推动府学、县学的设立,并著作文章,在府学上讲解。短短的几年间,官学在福建遍地开花,尚学之风蔓延,科举向仕成为无数青年学子的人生梦想。

      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长溪薛令之登进士榜,成为福建进士第一人,从此,有数十个福建学子登上唐王朝的捷报,金榜题名攀龙折桂,开启一条滔滔不绝的科举进仕河流。在这一朝代的进士中,不乏优秀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林藻、欧阳詹、欧阳衮、黄璞、徐寅、黄滔、翁承瓒、黄仁颖,闽籍进士,文人的崛起,预示着这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优秀的人才,可以走上中国文化广阔的舞台。

      历史悠久、气势宏大的泉州府文庙,沉淀了千年文化之魂的福州文庙,穿过一千二百多年岁月风雨的黄石文庙,八闽大地上遗存的文庙、府学、县学,以其沧桑的面貌宣示着这一方人,嗜学如命的性格和对文化孜孜不倦追求的士子之心,正是这样浓厚的教育环境,唐代,福建就有了“四门五学士”、“兄弟联袂”、“父子联芳”等科举佳话。

      唐代各个时期的官吏极力倡导群众围垦造田,筑建陂、堰,挖掘水塘、湖泊,土地大量开发,耕地面积骤增,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促进农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同时,唐代的对外交通也非常发达,福建作为沿海地带,由于福建多山脉丘陵,陆路交通不便,一直依赖水上交通,造船、航运等民间技术也是非常先进。位于闽南的泉州,在唐代就成为对外通商四大港口之一。

      唐代,福建沿海与山区的开发,文化教育的发展,提升了整个地域人民的精神高度,人们在劳动与读书中充分享受大唐王朝温暖的时光,也开始翻阅厚厚的经书,开始在佛经上寻找清风明月的生命意境。唐代福建寺庙的广泛兴建,无疑是福建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

      始建于公元558年的金仙院,是闽中莆田的首座寺院,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名为灵岩寺。泉州开元寺,始创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初名莲花道场,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更名开元寺,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鼓山源泉寺始建于783年,为闽刹之冠。雪峰崇圣寺创建于唐朝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是禅宗云门、法眼二派的发源地,为江南五山十刹之一,素有“江南第一丛林”之称。公元789年,莆田人、六世高僧慧能的弟子正干禅师,坐禅得学后,返回莆田,途经福州黄檗山,创建黄檗寺。

      1983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名单,全国共有142座,其中福建有14座,涌泉寺、西禅寺、林阳寺、地藏寺、崇圣寺、南普陀寺、广化寺、囊山慈寿寺、梅峰光寿寺、万福寺、开元寺、龙山寺、南山寺、华严寺,十四座历史悠久的寺院,铺开一条浩浩荡荡的佛学河流,在八闽大地上传递着月光一样宁静、安然、淡泊的信仰力量。而每一座寺院的光大与传承,都有众多的高僧大德,身体力行,开宗立派、弘扬佛法,洞开一个朗朗清明的世界。

      雪峰崇圣寺、云门禅宗、法眼禅宗,高僧义存禅师、文偃禅师、师备禅师;黄檗万福寺、临济禅宗,高僧正干禅师、希运禅师;福州长乐人百丈怀海禅师,禅宗丛林清规之制定者;莆田人本寂禅师,佛教曹洞宗的创始人之一……一座座经声不绝的寺院、菩提树下宁静的背影,开辟禅宗、筑塔立义。唐代,那卷关于福建的文化记忆,竟然是高僧大德如云,晨钟暮鼓似织,滔滔不绝地传递着内心某些隐秘的向往。

      四

      这是一个辉煌的王朝,这也是一个颓废的王朝。这是一个和平昌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纷乱的时代。

      这是我对闽国历史的想法。

      福建绕不过闽国,也绕不过王氏王朝这座高入云天的文化大山。这个王朝给福建留下太多太多的故事,也给福建遗留了数不清的文化古迹、历史人物。

      唐末天祐三年(公元907年),朱温灭唐,自立梁朝,史称后梁,闽属后梁,中国分裂为五代十国。

      河南光州固始县,有王氏三兄弟,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在晚唐的乱世中,兄弟携手带领一批亡命之徒,揭竿于光州,附命于各路军阀,在连年的中原混战中,王氏三兄弟凭着义气、肝胆、勇猛,凭着一腔热血和江湖担当,渐露头角,成为唐末一支不可小觑的地方武装。光启元年(公元885年),王氏三兄弟随着叛军头领王绪进入福建,开始一段眼花缭乱的战争与厮杀,先后灭了王绪、廖彦若、范晖。在景福元年(公元892年),拥有闽之五州土地,成为事实上的福建之王。

      《新唐书》有一行对王潮政绩的评价:

      “乃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赋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

      自黄巢农民起义军入闽,福建陷入十几年的战乱,人民渴望安定的社会生活。王氏政权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利于当地人民的休养生息,也推动闽地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深受福建人民的拥护,为福建留下一段风和日丽的平安岁月。

      公元897年,王潮离世,临终遗命王审知为其政权继承人,王审知走上了福建政权的最高峰,成为事实上的闽王。

      王审知继承其兄王潮劝桑务农、休养生息的大政方针,大力开发闽都,挖濠护城,疏河筑桥,开港通关,扩大内外贸易。黄岐半岛的甘棠港,以其千年的潮汐波动一个古港口百舸争流的历史画面。王审知的历史时期,福建经济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呈现出“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社会现象。

      王审知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一系列措施,使八闽崛起为乱唐之后的文化高地。面对晚唐文人名士流离失所的窘况,他设立招贤院,专门为避乱入闽的知名文化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场所。林沂、徐寅、杨承休、郑璘、韩偓、归傅懿、杨赞图、郑戬等纷纷入闽,得到立足之地。王审知对闽籍人士、进士大胆使用,启用榜眼翁承瓒为相、黄滔为节度推官,闽国的社会呈现着一派河晏海清的政治气象。

      王氏政权开创安定的社会局面,成为晚唐,乃至五代十国最为安靖的国土。当时的中原大地,为争夺皇权,各地割据的政治势力和地方武装,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殊死拼杀,五代、十三君主、十国,以武装割据的十个小国,成为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个阶段。

      安康的八闽成为吸引着中原人民向往的热土,特别是随着王潮兄弟入闽的固始老乡,呼朋唤友,以安稳的几间民屋和朴实的乡土安顿千里迁徙的乡亲。中原一些望族为逃避朱梁政权的黑暗统治,纷纷携族入闽,这些高雅的贵族士绅入闽之后,出任各州、各县学馆,教授中原文化,提升福建的文化教育水平作为重要贡献。

      动荡的时局,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兵祸连绵的社会局面,晚唐知识分子厌倦了政治,厌倦了如履薄冰的仕途生涯,纷纷遁入空门去追求精神上的慰藉。从安史之乱后,到宋朝建立前,二百多年的多事之秋,却是禅宗走向昌盛的时期,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怪现象。

      佛学禅宗传至唐末,衍为五宗,即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临济宗、法眼宗,这五大宗派都与福建有关,其五宗的创立者都有着福建人,或师承福建籍高僧大德,灵祐、本寂、义玄、希运、文偃、义存、文益、师备等一个个高僧,以他们精深的佛学开宗立派,传递着轮回的生命意义。

      致力于八闽安定的社会环境,王审知推崇的佛教已然成为福建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一座座寺院气势恢复地耸立在宁静的山坡上,一座座佛塔高耸入云、守望着一方的晨钟墓鼓,启开了福建最为繁荣的佛寺造建历史。鼓山涌泉寺、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

      王审知执政时期,福建增建佛寺多达二百六十七座,这二百多座规模庞大、富丽堂皇的佛寺,给福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同时,数以万计的僧侣不事农桑,过着寄生虫的生活,也是社会额外的负担。王审知信佛的后果,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不断有农民暴动,反对横征暴敛。

      公元925年,王审知带着满足与快乐撒手西去,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引发王氏子弟的内讧,闽国政权犹如汪海中的一只木船在风雨飘摇中支撑了二十多年,直至公元946年11月,南唐李氏王朝入闽,灭了闽国,又经过三年的混战,终于奠定了三权分治的局面。建州、汀州属南唐李氏政权,福州属吴越,泉州、漳州属闽当地土豪留从效。

      福建的鼎峙局面保持了二十五年,公元975年,宋赵王朝灭南唐,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表归宋。公元978年,吴越也向宋纳土归宋,福建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版图。

      五

      中国历史的巨轮终于驶进大宋王朝的航道,福建便以其俊秀的山川,迎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从公元978年至1277年,大宋王朝以三百年漫长的时候,孕育了福建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超越发展,一代又一代闽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相继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尽情挥洒,以杰出的贡献、不朽的著作成为那个时代的精英,至今仍在中华民族的史书上留下光辉的记忆。

      宋代,福建教育无疑是一部可以大书特书的鸿篇巨著。唐代,福建按察史常衮、闽王王审知不遗余力地开儒学、筑书院,以行政权力推动府学、军学、州学、县学,甚至里学的遍地开学,形成网格状的教育机制,为宋朝的文化教育事业全面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教育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尺,作为中国的边陲省份,福建的文化能够迎难而上,占据着中华文化版图重要位置,成功的教育是决定性因素。

      宋朝开国之初,莆田县翁氏三兄弟分三科擢进士榜,开始“六桂联芳”的科举传奇,福建籍学子们启开一卷浓墨重彩的科举史,兄弟进士、父子进士、爷孙进士、叔侄进士,多不胜举。公元1138年,兴化军黄公度中状元、陈俊卿榜眼,林邓以73岁为年尊进士、龚茂良以17岁为年幼进士,创造了一千多年科举史的一个绝无仅有“四异同科”的纪录。也是南宋,萧国梁于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郑侨于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黄定于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连续三科高中状元,同一个九山书院,同一个老师,在远离城市的永兴岩下几间草屋,一连三科攀龙折桂,成为人中翘楚。兴化县只有一二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却能培养出一百三十多个进士、四个状元,还有一个武状元,不能不说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奇迹。

      时间如同匆匆流逝的闽江水,带走了尘世无穷无尽的往事,却留下无数令福建引为自豪的故事,三百一十九年的两宋王朝,福建以全国四十分之一的人口数,却能拥有全国最多的进士数,雄据榜首,独领风骚。当我的目光细细地浏览着一页又一页福建籍进士的名单及简单履历,我的心中只涌动着一个词:叹为观止。

      从常衮到王审知,再到三百多年福建各级政府官员的大力提倡,千方百计地弘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观,以深厚的文化内容打造着浓厚的读书氛围,让每一个青年学子从童年起就埋下了读书、科举、进仕、忠君报国的理想与抱负,形成了一个学风深厚的文化高地。七、八百年的风雨早已洗刷了无数的历史风貌,埋葬这块土地上曾经的繁华与缤纷。但遗存在八闽大地上众多的文庙、书院、书堂,仍有坚韧的风骨支撑着它们内在的特质,屹立在我久久不想离开的目光。

      泉州府文庙、福州文庙、漳州文庙、汀州文庙、仙游文庙、安溪文庙、惠安文庙、黄石文庙……这些崇儒尊孔的文庙,就像一本本古香古色的线装书,在天与地之间打开,一章一节地叙述着宋代的福建源源不断的读书声,这些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庙不仅提高那个朝代福建人的精神高度,提升了所有读书人的心境。同时也在历史上不断证实福建的教育文化水平,引领着福建人从宋代起超越其他地区,成为教育文化发展的先导。

      宋代也是福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先进的生产技术、繁荣的文化教育、清明的政治制度,这些因素组合成先进的生产力,引导着福建人开荒造田、围海作田。同时,各州军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以不同的方式积极改善生产条件,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位产量。特别是以王安石、蔡京为代表的改革派掌握朝政,在全国推广兴修水利法之际,福建各地官吏、地主乡绅纷纷投入水利工程建设,从诏安到福鼎,沿海数十个县,纷纷筑堤拦海水,造陂引江溪之淡水。如今,留存在福建各地的陂堤堰绝大部分是宋代人民创建的,莆田的木兰陂、南安陂、太平陂,福清祥符陂,晋江清波陂,海澄县广济陂。还有内陆的长泰县,境内有152座陂,其中131座系宋代所建。

      宋代,福建的交通、桥梁、渡口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宋代开国之初,各级官吏就把驿道、驿路、驿馆的修建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在短短的十年间,县与县之间,州与州之间,都筑建了驿道,形成了八闽四通八达的驿道。为了提高交通的运行效率,便利于群众的出行,宋代的桥梁建筑首屈一指。泉州洛阳桥、福清龙江桥、晋江安平桥、龙海江东桥合称福建省古代四大桥梁,是省内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古桥梁,还有莆田熙宁桥、延寿桥,这些桥梁都是位于入海口的江溪之一,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技术。撒落在福建闽东、闽北、闽西的廊桥,体现着天人合一的艺术造诣,是木构技术的登峰造极之作,虽然数量很少,但展示福建人民巧夺天工的工匠精神。

      如果说辉煌的科举成就是宋代福建人民的智慧结晶,它的异军突起的确引领着全国科举历史的潮流,那么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宋代福建人民海纳百川、勇闯四海的精神写照。隶属于泉州郡的莆田县,沿海有一个关于观察气象、勇于救危救难的民间女子林默,以其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风范,打开了福建人面向大海的勇气之门,湄洲妈祖祖庙、平海天后宫、泉州天后宫、天后祖祠、白湖顺济庙……一座座从宋代立庙奉祀的妈祖宫,承载着福建人蔚蓝色的梦想,点香燃烛,照亮了一条条通向日本、琉球、高丽、东南亚、非洲东岸、波斯湾的大道。作为宋代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唐朝始,泉州港就是当时唐代的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这不仅仅是历史渊源,还有很多与大海贸易有关的信息,比如造船技术,当时泉州是东南沿海最大的民营造船基地,而且船体庞大,经得起大风大浪。其二,泉州还有一大批熟悉远洋的船工、海员,这些都需要长时间技术储蓄。还有一点,就是市舶司的设置,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宋廷在泉州设市舶司。泉州数量庞大的人口也是泉州港繁荣的重要条件,人是决定性因素,八十万泉州人比兴化军多了三倍多,泉州港不繁荣都难。

      大食、真腊、阁婆、三佛齐,这些陌生的国名,在宋代的泉州都是众多船工们耳熟能详的地名,泉州通过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望郡。如今还有无数的历史古迹保存在泉州的土地上,成为泉州作为第一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因素。西街、中山古街、天后宫、清净寺、南安九日山、开元寺东西塔、晋江岸边陈埭丁氏宗祠、后渚古港、宋代古船,这些历经千年的历史文物所展现的文化之魅,无不证明泉州作为宋代第一大港的历史物证。

      宋代留给福建不仅仅是繁荣的科举、繁华的港口、贸易、文化交流,而且还有坚固的城池、夜不闭户的社会文明。宋代,福州城、泉州城、建宁府城、南剑州城、汀州城、漳州城、邵武军城、兴化军城都有扩大或修建,同时,福建手工业因泉州港的繁华有了飞快的发展。福建茶叶的种植和加工,已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建州与南剑州的北苑茶团,不只是朝廷贡品,也是贸易出口的重要产品。被誉为“中国瓷之都”的德化,其质地洁白圆滑,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白”,是瓷器中的精品,也是主要出口的手工艺品之一。

      宋代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朝代,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有一批福建籍政治家,紧跟江西抚州籍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启动一场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变法活动。从经济到军事、政治、教育、社会福利的全方位变革中,王安石首先推出一系列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劝募农桑政策,触动了以保守派政治家司马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受到极力反对,百般阻挠,特别是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济“贫民”,撕开了北宋官僚集团之间虚情假意,引起变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对决,直至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的右相职务,强力推行改革,并以一连串违反权力游戏规划的强硬手段,杀出了一条改革的道路,推行着一场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变革。

      位及人臣,又卷入皇家最高权力之争,在宋钦帝即位之时,也是蔡京贬谪之日,一个月连下五份诏书,从正国级降为从八品、副主任科员,在蔡京离开相位不到六个月的时间,终于在流放途中,饿死在潭州一所四处透风的破庙里。

      蔡京临死时,用他一生最为得意的行草,写下了对政治遗嘱,“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不幸的是以元代脱脱为主编的《宋史》编辑们伪造其兄弟不和睦、父子不相关的历史谎言,从人格道德、政治立场彻底把蔡京打入奸臣行列。庆幸的是王安石被列入一号奸臣,王安石父子、蔡京兄弟父子一并列入奸臣之列。新学学派的所有成员也被列入奸臣作传,泉州的吕惠卿、蔡确,浦城章惇,仙游蔡京、蔡卞、蔡攸,这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闽籍政治家,全部打入历史的牢狱,无一漏网。正如司马光那句著名而又阴险的诬陷:“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宋代,福建籍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众说纷纭,被《水浒》牢牢地钉在奸臣的耻辱柱上,蔡京百口莫辩,欲说不能,他最后的期许终是一场空梦。这个延续三百多年的王朝还是出现众多福建籍的封相拜将之英才,客观地说,没有一个人能超过蔡京,他在世时毁誉如潮,去世后,更是恶贯满盈,连他的家乡,蔡氏宗祠也没有把他的名字列入。尽管绍兴三十六年,一道皇帝诏书,为他平反昭雪,并以国公的待遇迁骸安葬在他的故乡枫亭东垞村一处向南的山坡。连那座他一手倡建的木兰陂,也没有他的片言只语,他愤怒,他暴跳如雷,他用浓浓的兴化方言,在历史的某一个角落声嘶力竭地呐喊。

      宋代,福建人竭力的奔波并没有停止。在文化思想领域,还有一群“为天地立命”的福建人,以其独特的声音响彻在大宋王朝繁杂、辽阔的朝堂。正是赵氏皇帝以“无为而治”的驾驭权术,牢牢地控制着号令天下的中央权力,同时,又让不同的官僚集团在争权夺利中相互厮杀,相互揭发,而不持立场。纵观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的皇权运行,只有宋朝开国皇帝立下“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和言官。这一人性化的威权统治,确保大臣和言官有必要的胆量提出异议和不同的政见。在王安石变法之时,司马光公开反对,并强烈抨击,这当然也有针对最高领导人宋神宗皇帝,但司马光职务及待遇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后来,带了一批政治立场一致的小伙伴们,在洛阳花天酒地,嘲讽新政,并将自己保守、落后的思想主张全部渗透进他主编的《资治通鉴》。

      以王安石、蔡京等为代表的“新学”,主张革除宋朝存在的各种制度弊端,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苏轼、苏洵、苏辙为代表的“蜀学”,其独特的治国理念,与新学相对立,也和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不同,在北宋政治舞台上,三种主要政治学派或政治主张相互倾轧,各不相容。闽籍思想家游酢、杨时这个时候开始介入学术辩争,两个为求见当时理学大师程颐,在程家门口等待,等待程颐一觉醒来,门外雪深已一尺有余,这就是历史上的“程门立雪”。宋廷南渡后,新学成为北宋灭亡的替罪羊,理学逐渐崛起,闽籍人士林光朝、胡寅、胡安国、胡宏、李侗、罗从彦、蔡元定,蔡沈、陈普、真德秀等相继踏上恢复理学的历史征程,成为理学大师朱熹的奠基石、吹鼓手和宣传员。

      或许该是这样清风明月的大宗王朝,宽松、紧张、活泼的学术氛围;或许该是进士秀才满大街的福建,儒学大家层出不穷的八闽文坛,蓄积了一层厚重的学术积淀。朱熹,这个穷经皓首的思想家顺势而上,以其《四书章句集注》开创闽学,被成功地推崇为闽学鼻祖、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理学思想在南宋后期被定为国学,作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并对之后的元、明、清三个王朝影响巨大,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官方哲学。他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一人。

      带着一缕明媚的阳光,从尤溪县的朱熹故居,走向崇安的紫阳楼听一听少年朱熹颂经的声音。从同安县破旧的县衙,到临安的宫殿上,倾听朱熹应诏上陈、滔滔不绝的治国方略。从潭洲岳书院的《杂归乱稿》到“中和新说”,朱熹终于完成了哲学思想的确立。朱熹并未停下思索的方向,寒泉精舍有一盏六年未熄灭的松油灯,照亮了朱熹笔尖上前行的文字。当鹅湖书院在春天燃起了思想的火花,白鹿洞书院的月光久久地倾泻在一个长时间伫立的背影上……

      一场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淹没了朱熹痛苦而又快乐的呼吁,带着穷尽一生追寻的梦想,带着著作等身的自信,带着一个思想巨儒的头脑。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初九,七十一岁的朱熹不安地闭上了双眼,他不知道身后如何?但历史已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两个汉字:伟大。

      宋代,福建在每一个重大事件从未缺席,福建享受着一个王朝无以复加的荣誉与成就,也拥有了无数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建人理所当然地报答心中千重万重的皇恩。当历史走到十字路口,国家将面临危亡之际,福建人义无反顾地走在死亡的前列,用一腔热血守护心灵的诺言,守卫忠心报国的精神维度。中国科举上第一武状元,兴化军兴化县薛奕,马革裹尸,血洒疆场,把生命留在与西夏战争的某一座山峰。籍贯邵武,一代名将李纲,义无反顾地冲在抗金第一线,直至以身报国。还有散尽家财募兵北上抗金的李富,还有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福建人以一方特有的性格特质展示忠君报国的情怀。

      在那部浩如云烟的宋词里,福建籍文人纷纷登上文坛,创作一首首关于爱情、人生、乡愁、忧国忧民的优秀诗词。柳永、刘克庄、张元千、杨亿、黄公度、严羽,从北宋穿越至南宋,三百多年的宋代诗坛,或流行一腔夹带着福建方言的低吟浅唱,或传诵柳永奉旨填词的变与不变,或泛动着一个朝代让无数诗人流离失所的江湖诗案。柳永的婉约动人,如故乡那条蜿蜒流动的溪流,在人心最脆弱的低处徘徊,一生的漂泊只许在词中淌着一行千年不干的泪。刘克庄的豪放激越,是积贫积弱的国家悲景,在壮志未酬的雄心上,一行久久不能愈合的伤口,每一首诗歌中凄凉的意象都是诗人泣血的呼喊。

      一部宋史,也是福建人奋起直追、扬眉吐气的历史。历史学家郑樵和史学巨著《通史》、历史学家袁枢和他纪事本末体史学著作《通鉴纪事本末》。中国第一个法医学家宋慈和他的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五卷。杰出的天文学家苏颂和他领导制造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一个写在天地之间的姓名和他们身后光辉的记忆,为一部宋史增添了无限的风光,为这一方人的精神涵养注入了无尽的文化底蕴。

      六

      公元1276年二月,元兵占领了称都一百五十多年的临安,宣告着南宋灭亡。

      在福建人的心中,南宋并没有亡,他们的眼里还有仓皇逃亡的南宋小朝廷。公元1276年6月,南宋将士拥益王赵昰为帝,即宋端宗。在民族英雄江万载、陆秀夫、张世杰、陈文龙领导下,奋力抵抗,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气数已尽的南宋王朝,终抵不住元兵的铁蹄,亡命天涯。但福建人的抵抗拖住了元兵南下的速度,为小朝廷的顺利逃亡赢得了重要的时间。兴化军人、度宗朝状元陈文龙誓死不降,以一腔忠肝义胆青史留名。

      蒲寿庚,这个横跨宋元两个朝代的重要政治人物,一个著名穆斯林海商、政治家、军事家,一个受尽宋赵皇室浩大恩赐的阿拉伯后裔,却能在宋室危亡的历史时刻,无耻地背叛自己的国家和君王,并以残忍的手段诱杀数千个皇室成员和汉族大臣。这个出卖灵魂的小人,连他的主子、元朝统治者也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并在此后的历史某一时期,在榨取他最后一点剩余价值后,对他的家族也毫不留情地大开杀戒。连元代脱脱编撰的《宋史》也没有为蒲寿庚立传,可见,蒲寿庚的人品、道德是不容于历史的。

      宋亡后,蒲寿庚家族继承了在宋朝泉州市舶司的一切权利,享受泉州土皇帝的特权,泉州正是借助这个臭名昭著历史小人的特权,沿着大宋王朝所开辟的四通八达的航路,迎来一座城市历史上所谓“伊斯兰黄金年代”,继续成为东方的第一大港。

      与蒲寿庚家族在泉州的所作所为相对应的是,福建人民不屈不挠的抗元战争。公元1276年12月,三千莆仙将士在陈文龙的指挥下,血战到底,绝不投降。最后,筋疲力尽,饿死在西湖边的岳王庙。其族叔陈瓒本是一个乡民,从未领取过一文俸禄,却能登高一呼,散尽家财,募兵三千,再夺兴化军城,殊死抵抗,最后被五马分尸。兴化军城军民被屠杀六个小时,“血流有声,几成空城”。兴化军陈氏一族慷慨赴死的抗元扶宋,只是福建人民抗击元兵的一个历史缩影。

      元朝统治阶级把整个社会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社会地位最高,依此类推,南人社会地位最低。福建被划为南人,深受元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但福建人民并不甘心沉沦下去,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家园。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兴化路总管郭朵儿、张仲仪在木兰陂开北渠,北洋平原三水环流,开垦数千倾斥卤之田。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南安县尹张夔筑万石陂绕九日山而环旧县治,溉田万余倾。公元1303年,泉南僧王法助倡建闽江石桥,历十多年建成,桥长170多丈,是元代福建最浩大的交通工程。这些在史书上呈现的水利交通工程,在九十年的元朝时间里,仍在历史的角落闪亮着昔日的光芒。

      蒲寿庚,这个集政治家、航海家、商人于一身的权夯人物,在元朝统治伊始,开刺桐港,开始对外贸易。泉州市舶司,成为当时社会最繁忙的进出口管理机构。泉州港,依旧万舸争流,万千繁华,商贾蚁聚,异货云集,成为世界的第一商港。泉州贸易繁荣,航运业也非常发达,日日月月皆有商船来往于数十个国家。或客商,或游客,或使交官员,或传教士,纷纷踏上泉南佛国,或游玩,或考察,或定居。那个年代,世界上著名旅行家、航海家都在泉州留下足迹。他们独特的发现或记录在他们的游记上,或存在在他们的笔记日记上。泉州,成为一个王朝无可争议的万国之都。

      泉州港的繁华代替不了福建人民对元朝异族统治的仇恨,在泉州聚居的众多外侨,有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欧洲人、南洋人,这些人信仰不同,肯定也带来了不同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还有本土的儒教、道教、妈祖文化,交织成五彩斑斓的多元文化。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在社会矛盾日愈激烈下,文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元朝长达二十多年的亦思法杭兵乱,是多种宗教在福建产生文明冲突最现实的写照。

      元代,如同一条历史河流上某一段激流、漩涡、暗礁相交织的险滩,福建人民是绕不过的。无论这段历史是充满战争、死亡、屠杀、反抗或起义,无论如何血腥,都必须刻在福建人民的心上。

      七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元大都尚未沦陷,从历史意义上讲,元朝也未灭亡,明朝兵分三路入闽,结束了福建亦思法杭兵乱的局面。经受九十年元朝的黑暗统治,福建人民终于等来了一缕明媚的阳光。

      元气大伤的福建,已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但福建人的心中早已认定一个汉族王朝的统治,他们从深山密林中返回自己的家乡,疏浚河道、沟渠,围埭筑堤,重新整理一垄垄的耕地,重新种植新鲜的种子,重修民舍农居,筑祠堂,建学堂,以百倍的努力重振学风,准备以薪火相传的文化血脉和心中那盏不灭的文化篝火为福建科举历史重新叙写辉煌。

      明朝,福建率先在科举上吹响了冲锋号,操着闽东话、闽南话、莆仙话、客家话的学子们,不因口音的浓重而影响考试,一科又一科的试卷上,都有福建人豪情万千的申论。这个朝代,福建籍的学子们虽没能像大宋王朝那样争个全国第一,也没有那么多状元,但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的福建省,能以2374名进士位居全国第四,同样以10名状元位居全国第四,的确不同凡响。明朝共开科90次,90个状元,兴化府莆田县产生两位,林环和柯潜。莆田、闽县、晋江、仙游,或因科举成绩优异,赢得“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赞誉。

      明代,福建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上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对外文化交流和海上贸易。明朝开国之初,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闽人三十六姓入琉球,林、黄、郑、陈等三十六姓大部分是文人、学者、航海专家、能工巧匠,甚至还有翻译、贸易专才,这数百人跨国移民直接改变琉球国的文化生态。这些专业人才不仅填补了该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空白,而且在政治上为琉球国制订各项制度,成为影响琉球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如今,在琉球有些狭窄的土地上,孔子庙、天后宫、关帝庙等一些具有福建地方文化痕迹的建筑,依旧在那个陌生的异国,开口说话,娓娓动听地诉说着六百多年的风雨沧桑。

      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的一个省份,既保持万千人家秉承着男耕女织,读书进仕的耕读文化传统,也有不少沿海居民耕海牧田、出海捕鱼的海洋文化传统。福建不仅有海上女神、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散落在沿江、沿河、沿溪、沿海的近千座妈祖庙,正是妈祖立德、行善、大爱无疆的精神写照,而且还有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完善的通航港口、熟练的船工木匠,为对外贸易储蓄着资金、人才、技术,还有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莆田、福州、宁德保存着众多与航海有关的航标、石塔、古港口、古码头,有力地证明福建得天独厚的海上贸易优势和优越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是八闽大地在明代史书上最壮观、最伟大的海洋文化记忆。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奉旨以正使之名,从太仓刘家港开始一生壮丽的航程。作为副使的王景泓,是福建漳平人,深知福建有着远洋所必备的船工、航海家、气象专家,还有海上保护神妈祖。郑和每一次从刘家港出发,都会经泉州、湄洲岛,停留在长乐太平港。泉州作为几百年的贸易港口,可以寻找西洋各国的后人,了解他国的地理、气候、风俗习惯、民族风情,更多地掌握对外文化交流的每一个细节。湄洲岛上的妈祖祖庙,每一次上岛进庙,沐浴更衣,上香祈告,都是为了保佑大明王朝的船队,要平安地抵达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港口,同时,也能平安地返回。让每一轮的往回,都有妈祖祈祷的私语压住暴风骤雨。

      四月的太平港,风和日丽,没有往日的喧嚣与繁华,没有木帆船时代的巨船与桅杆,没有人声鼎沸的船工,没有五湖四海的方言。古旧的码头上仿佛有着郑和、王景泓自信的对话,在历史的时空里缠绵,仿佛有一声声的鞭炮响声,穿过波涛的宁静。古老的天妃宫,那些砖瓦依旧泛黑着一个时代浓厚的文化记忆,出入宫门的郑和似乎还举着九炷香,念念有词,那个庄严、慈悲、虔诚的表情,仿佛要把一万八千里的云和月都告诉妈祖。香炉无声,神像有意,她已把万千的祝福全交给二十八年浩浩荡荡的文明之旅,她已把人世间的美好全付给一个比大海更大的心灵……

      福建,从郑和船队启航的那个年代,把内心更宏大的梦想都交给一只升帆的木帆船,一条铺向大海深处的航线,一个彼岸的岛屿,一个比乡愁更遥远的远方。蔚蓝色的种子从此种植在一代又一代福建人的心灵上,一听到波涛,就心潮澎湃;一看见浪花,就梦想远行;一闻到海水,就想奔向大海。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就像一支千年不散的精神鸦片,注入了福建人的文化基因,持久的、广泛的、激越的。或许从那个年代起,福建人开始以浪涛为阡陌,以风帆为屋檐,以木船为故乡,跨海峡,过唐山,去陌生的海峡彼岸,寻找崭新的梦想。起锚升帆,几下南洋,在浪花的远方,椰风杷雨的异国他乡,种植下乡愁、故乡、父母的肤色、故土的方言,还有青春,还有生命……

      四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多少场暴风骤雨冲刷着八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冲洗着死亡、鲜血、灾难、屠杀的痕迹,淹没了无尽的哀怜、哭泣、呻吟、绝望的呼吁,渐渐消失的惨叫。这一幕又一幕的惨剧如同刻刀一样深刻在福建人的心灵之壁。时间的灰尘遮不住它的血迹,福建人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上都烙印着那一行清澈、透明、纯洁的眼泪,百年不干,千年不干。

      当我的脚步穿过伤痕累累的永宁古城,我听见了它的呐喊,它的铜墙铁壁上还残留着烧过的痕迹。当我的脚印踩在兴化府城残存的谯楼上,我听见了它的伤痛,城毁人亡,三万手无寸铁的民众,屈死于血泊之中。当我的手抚摸过崇武古城斑驳的墙体,我听见了它的呼唤,倭寇不除,国无宁日。我穿过莆禧古城的坚韧,龙海镇海卫城的古旧,连被夷为平地的平海卫城,也在这生机蓬勃的春天,一起在我的稿纸上疾行……

      福建的倭寇之乱达二十年之久,沿海11座卫城,45个巡检司,5个水寨,棋布星罗,仍防不止倭寇的侵扰、占领、屠杀、掠夺。特别是嘉靖年间,倭寇攻陷兴化府城、平海卫城、镇海卫城、福清县城、南安县城、福安县城、南靖县城,福建军民死伤五十多万,是福建在历史上最惨重的一场战祸。

      八

      历史似乎跟福建人又开了一次天大的玩笑,一心维护朱明王朝的士子官吏却遭遇到了当头一棒。公元1644年,北京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了,崇祯皇帝吊死在紫禁城煤山的一棵歪脖树下,一个曾经强大的大明王朝灰飞烟灭,福建人民沉浸在无限的痛苦之中。

      明末清初,福建人民抗清复明的战争烈度丝毫不逊色于抗元扶宋,虽然朱明王朝带给福建人民的平安与幸福,远远不及大宋王朝,没有天下第一的科举进士,也没有天下难以寻觅的理学大师、诗词大家、书法宗师,但连绵不断的抗清斗争让清廷统治者没有一点点的喘息机会,此伏彼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清兵入闽的那一天起,福建人民声势浩大的战争怒吼,压过了一年又一年平安的岁月,压过一家家平安的炊烟,压过了一日日宁静的黎明。

      在这场民族生死对决的战争中,莆田人还是站在战争的最前沿,那种忠君报国的精神一直贯穿着这些士大夫和学子的灵魂之中,朱继祚、林嵋、余飏等莆田的士官及前明官僚情不自禁地举起了抗清的火炬,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直在莆阳大地上燃烧。一座坚固的兴化府城,五易其手,无数平凡的人民以其坚硬的头颅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意志长城。数万人的头颅落地,数百人的文人易首,十年前赴后继的民族抗争,足以写下一部气吞山河的诗篇。莆田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宝贵的生命坚贞不渝地换取一个民族的尊严。但你在春节时走进莆田,看见那一对对白额的春联,感受莆田人过春节做大岁那种特有的悲怆与激越,你会懂得这是上万颗的心灵书写的民族精神,这是十年的血泊之路谱写的历史交响乐。

      福建人民反抗清军入侵的战争,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传遍八闽的每一角落,漳州、汀州、福州、诏武、剑州,每一座城池都和兴化府城一样,以千千万万的鲜血与头颅殊死抵抗。数十座县城反复易手,每一次守城与攻城都展开生死肉搏战,在这长达十年的战斗中,献出了数十万人的生命。福建人民抗清复明的斗争一点不亚于三百六十多年前的抗元扶宋,死伤人数远胜于抗元。

      洪承畴的剃发归顺,为自己争取了一顶汉奸的历史帽子,也丢了几百万福建人的脸。郑芝龙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丑恶行径早已超过了三百六十多年前的蒲寿庚,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也是一个没有灵魂的闽南人,当他把逃亡的南明小朝廷卖给满清王朝时,他的名字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清兵凶狠的铁蹄并不能征服福建,更不能赢得数百万的民心,当郑成功率领的南明军队揭竿而起,高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两个王朝的军队一直在福建土地上厮杀,在数年时间分不出胜负。为了彻底打败郑成功,清政府采用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在海峡西岸采取“截界”政策,凡界外三十里实施“三光”,把沟渠水井填空,把房屋、建筑毁光,把人口、牲畜赶光。坚壁清野,以断绝南明军民的补给。“截界”给福建带来了空前绝后的灾难。沿海的港口、乡镇、卫、所、市墟全部毁灭了,福建经济从这一个年代起,落后了邻近的省份长达二、三百年。

      危世出英雄,在历史的激流中艰难前进,在国破家亡的危险时刻,郑成功在危机中选择一卷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个年份:1661年,永远记住一支浩浩荡荡的舰队,驶过台湾海峡,以民族的名义收复台湾,以中国的名义恢复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权。

      台湾,分离或统一,福建就在这里,就在海峡的这边。一水之隔的闽台,以地缘的词语把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早在两汉三国之时,闽越人漂洋过海,认夷州为另一个故乡,开垦、筑屋,定居在淡水两岸。狼烟四起的宋末元初,福建人过唐山的脚步更加坚定,明朝中叶的倭寇之乱,跨海峡的帆影从没有停止远行。陈林半天下,郑黄满大街,这句流行在福建的民谣,也一直在台湾民众中深入人心。由此可见,台湾与福建有着一条永远无法剪断的血脉,永远汹涌着衣冢南渡的精魂。

      在所有福建人的心中,台湾是福建的一部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宝岛。当历史的浪花溅湿了中国的眼眶,一批心中埋藏着报国情怀的福建人,义不容辞地踏上统一祖国的大业。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六月,施琅、吴英、朱天贵等福建水师将领率领一支浩浩荡荡的舰队,又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完成了统一的版图。至今,台湾、福建还保存着众多的文物古迹,见证着那一段气势磅礴的历史。三百年的风雨浇灭了无尽的风物,淹没了无穷的旧事。高高耸立的绩光铜柱坊,古朴、宽阔、大方的靖海候府,四季焚香的施氏大宗祠,康熙手书的作万人敌碑刻,残垣断壁的定庄堡,宁静、寂寞、淡然的朱天贵祠,这一切尚存在八闽大地的文物古迹,已把那一页岁月沉沉地压在福建史稿上。

      历史在平静的时光上收集着福建依然灿烂的耕读文化,福建人的读书科举已经没有了宋朝的疯狂、明朝的热烈,但呼啸在福建人基因中的文化风暴一往情深地打动着读书人的梦想,书院、书堂、书社、私塾、社学,在福建大地上遍地开花,一千三百多个进士的简介填满一张又一张的进士表。只有莆田人例外,只读书,不科举,以这样独特的方式抗议着一个异族王朝的黑暗统治。

      一座三坊七巷,半部近代史。福州人背负着一种特别的理想走上中国近代史,为福建人奏响一支气吞山河的进行曲。

      1842年,鸦片战争撕烂了大清帝国虚弱的面具,把林则徐推上了近代史舞台的中央。这个虎门销烟打响近代史第一枪的民族英雄,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全部交给国家,付给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危难的时代。八千里云和月,屯边伊犁,为一寸中国土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林则徐是近代史忠臣的榜样,学子的楷模,也是福建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那一个时代最杰出的民族英雄。

      从耻辱的条约中被打开的通商口岸,福州、厦门成为一个时代阴影下的二扇对外的大门,通向四大洲五大洋,喜欢漂泊的福建人纷纷背井离乡,踏上异国他乡。走南洋,成为福建人命运的选择,也是近代史上福建人最熟悉的词汇,也是从开设通商口岸之后一百年中最热门的文化记忆。

      满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为福建的近代史留下了马尾船政,留下近代海军的摇篮。尽管一场叫马尾海战让近代化的梦想化为乌有,但拥有千年造船技术的福建人无疑拥有更多更丰富的船政文化。从马尾船政学堂走出的水师将领,是中国近代海军的中流砥柱,尽管甲午海战牺牲了许多优秀的水师官兵,成为近代史上又一处深深的伤痕,至今仍烙印在中国蔚蓝色的近代史封面上。从三坊七巷走出的林纾、严复,借这一只船踏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留下了一本本启开民智的著作。

      中国近代化并没有让千疮百孔的近代中国,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陷阱,没有让封建王朝看到一线生机。林觉民、方声洞、林尹民、林文等二十位福建籍青年,听众历史的召唤,踏上推翻满清王朝的黄花岗起义。那篇流芳百世的林觉民《与妻书》,是革命的范本,是青春的宣言,是唤醒一个民族奋勇前进的动员令。

      辛亥年密集的枪声,划破了中国历史的天空,奠定了民国新的纪元。那些用福建方言呼喊冲锋的八闽儿女,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一场福建人不能缺席的风云际会,也是一场让福建人气贯长虹的历史大剧,当时间坚强的双手拉开新的历史的序幕,福建,依山傍海,又在弹奏一曲历史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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