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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中和谈局面的形成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随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出抗日宣言和国共合作的宣言,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对日作战的讲话。

      在全国抗日热潮的促进下,莆田驻军团长李鼎夷也仿照蒋介石的调子在《莆田日报》上发表了抗日谈话。中共闽中工委以民族大业为重,对抗日救亡运动作出积极的反应,并于8月12日以抗日义勇军纵队指挥部的名义,致函国民党莆田地方当局,指“当此寇氛日炽,国运日危,中华民族只有一致抗日”,并表示中共闽中党“准备随时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提出“莆田县党部亦派代表先行接洽,共同努力于抗日救国运动”,随函附上闽中抗日义勇军政委刘突军,司令员吴德标,副司令员王铁成、雷光熙,联合署名的《为反对日寇进占华北告民众书》,8月18日,《莆田日报》发表了上述消息,并报道了国民党驻军团长李鼎夷的表态。20日,《莆田日报》又发表了国民党莆田党部指导员黄土豪的谈话,表示同意与中共方面谈判。随后,经过了多次的协商谈判,民党莆田地方当局同意中共闽中工委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游击队由共产党领导独立自主,接受统一番号,统一抗日指挥和军饷从给;释放政治犯,保证抗日言论自由等条件。于是,闽中各县结束了多年的内战使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正式形成,中共仙游地方组织和抗日武装也以合法的身份公开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使仙游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仙游抗日救亡运动早在“九·一八”前后便已经发展起来,并一直兴盛不衰。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东三省之后,蒋介石投靠美国,对日本的侵略采取“让步”政策,仙游的学生以及各界人士在中共仙游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仙游各界反日救国会”,印发《反日救国运动工作大纲》,各中学的学生纷纷要求参加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中共仙游县委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全县掀起抵制“仇货”(日货)运动,学生们组成检查队到各商店搜查日本货,并将搜到的日货堆放县城十字街当众烧毁。全县各界人士和学生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民众反日救国运动迫使国民党仙游当局承认其合法性。伪仙游县教育局只好用密令通知各学校,“尽量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情形”。1932年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掀起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仙游务界组织了抗日救国委员会,由国民党县指委兼训练部长黄际蛟兼任该会主任委员,仙游各校学生在中共仙游县委的组织下,发起捐款支援交勇军,农民、商人、学生、甚至连囚犯都能为国解囊捐款,而国民党仙游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都趁机发爱国财。“经常出动人马,抄没商家贩售日货,而以牵羊卖狗的手段,凡贵重的物品低估,自家占便宜先买了去;一般的货物物价公开拍卖”,当学生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之际,国民党仙游县政府又加紧对学生的救亡运动的阻挠和镇压,1932年7月,伪仙游县政府责令伪县教育局控制学生的过急行为,尤其是对县立初级中学的学生更是严加管制,将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说成“性质嚣张,积重难返”责令该校校长许国驱“积极整饬学生,如有越轨行为,立即严重处分,以挽颓风”。面对国民党地方当局倒行逆施,中共仙游县委发动学生、工人、市民、工商界等人士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举行反日大游行,张贴抗日传单,大造救亡言论,争取抗日救亡运动的合法性,“七·七事变”后,仙游各界人士的反日爱国运动更加广泛蓬勃发展。

      1937年下半年,抗战全面暴发之后,仙游虽尚属后方,但由于地处厦门与福州两地的交通咽喉地带,“在福建抗战中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日军不断派飞机侵扰,战争硝烟四起,形势非常严峻,抗日救亡的工作十分紧迫,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民族爱国热情的仙游人民,在共产党积极倡议下,成立了“仙游各界反帝筹备委员会”,指导全县的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1月27日,发表了《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宣言》向全县人民提出;“武装起来,我们真正爱国家,不愿做亡国奴的话,都要趁一时热血未冷,来拼个死活,大家一致起来参加组织巩固的反帝战线,用自己武装力量,把日本及各国帝国主义一切海、陆、空军队,由中国境内驱逐出去,才能求的中华民族真正的彻底解放啊!”《宣言》的发表,更加激起了仙游民众的爱国热情,使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陈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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