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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茂良与朱熹

      □林劲松

      龚茂良是绍兴八年(1138)进士,朱熹是绍兴十八年进士,比龚年轻。他俩中进士,龚茂良18岁,朱熹19岁,都是少年得志。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三说,绍兴二十九年(1159)八月十三诏请朱熹等人到京问话。“熹少孤,从延平李侗学。弱冠,中进士第,调泉州同安簿。官满,当路尊敬,不敢以属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后罢。于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筑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学之士多从之。帝闻其贤,故召之,熹卒不至。”

      又据该书卷第一百三十八记载,隆兴元年(1163)十月二十四,“是日,召朱熹至,对于垂拱殿,其一言:‘陛下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其二言:‘非战无以复雠,非守无以制胜。’末言:‘古先圣王所以攘外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德业,其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纪纲。愿开纳谏诤,黜远邪佞,杜塞幸门,安固邦本。四者为先务之急,庶几形势自强而恢复可冀矣。’”这年十二月十二日“除朱熹为武学博士”。这次朱熹去了,还做了官,但是没做几天就回去了。

      据《宋史》的《龚茂良传》记载,朱熹入朝做官,是龚茂良推荐的。离开的原因,“未几,手诏付茂良,谓‘虚名之士,恐坏朝廷。’”朱熹的弱点是理论脱离实际,不像龚茂良有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宋史》说:“张浚视师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靖康之祸,在于致疑。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除监察御史。”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龚茂良提出了新的大政方针,要求宋孝宗效法景德之断,但是朱熹却提不出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决策。例如国家政权建设,把小人从官员中清除出去。那时龚还没有提出来,他要是首先提出来了,那就一定会得到宋孝宗重用。

      而且龚茂良还敢动真格。《宋史》说,龚茂良“尝论大渊、觌奸回,至是又极言之......上谕以‘皆潜邸旧,非他近习比,且俱有文学,敢谏争,未尝预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谓李泌:人言卢杞奸邪,朕独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为奸邪也。今大渊、觌所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颂其贤,此臣所以深忧!’疏入,不报,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辞不拜。除直秘阁、知建宁府。自以不为群小所容,请祠(辞),不允。上后知二人之奸,既逐于外,起茂良广东提刑,就知广州。”在那时,龚茂良勇往直前,传承了尧舜禹之道,最终,宋孝宗身边两颗定时炸弹被挖掉了。

      那么朱熹呢,他传承了什么?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回答的。《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作,但是传承的却是自圆其说的程氏兄弟理学。这里试举两例。

      例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孔子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他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想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为人”的行列中去。但是,朱熹的注释却是“为人不如为己”。他说:“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笔锋一转,“为人”变成哗众取宠的了。又说:“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案,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孔子的话被他们注释得面目全非!从中可以看出,程朱理学做学问没有讲究质量,随意性强,与尧舜禹之道格格不入。

      又例如在《孟子序说》中,朱熹说:“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其前引言注释说:“程子曰:‘韩子此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后引言说:“程子曰:‘韩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甚道?’”就这样,经过朱熹“集大成”之后,孟子之死竟然成了尧舜禹之道失传的分界线。这就等于全盘否定了尧舜禹之道在秦汉、唐宋的历史地位!

      程氏兄弟和范仲淹是同时代人。1043年,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精贡举”,认为“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以改变科举偏宽,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的困境。六经是当年孔夫子教育学生使用的课本。1500多年后,范仲淹视为治国之本,要求国人重新学习,而且还要实行精贡举。所以,庆历新政以后,教育发展了,尧舜禹之道的传承者遍布全国各地,宋朝兴了,而且还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但是,理学的创始人却熟视无睹。朱熹也是这样,龚茂良便是宋朝后期尧舜禹之道传承者的杰出代表,龚的决策仅一年就大见效,改变了宋朝长期对金称臣的命运。但是他也熟视无睹。范仲淹、王安石、龚茂良等都是那时著名的孔夫子式人物,但是朱熹却不是拜他们为师,端正学风,而是崇拜程氏理学,结果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最终在宋孝宗那里得了个“虚名之士,恐坏朝廷”的评价。

      所以,学风问题不是小事,而是一件大事,这是龚茂良与朱熹留下的一条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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