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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历史的郑樵——写在《郑樵》出版之际

      □阮其山

      应省社科联之约,为“福建历史名人丛书”捉刀的《郑樵》卷,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按“丛书”定位,这是一册“记录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价值践行轨迹”的历史人物传记,一册正宗的历史读物。

      郑樵是莆阳文献名邦最具声名的三大历史名人之一。其巨制《通志》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地位。历千年而不衰,至今仍是学人必读之典籍。“丛书”专家组谓郑樵为“博通百科的史学大师”,概括了他的功业与特征;并把他置于蔡襄、刘克庄之前,显示郑樵在福建与莆田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力。郑樵治史生涯所显示的科学创新精神,及其对事业坚韧不拔与献身精神,早已跨越学界与时空,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教育意义。这正是笔者乐于为其作传,宣扬其奇崛而辉煌的人生及其品德精神的缘由。

      笔者近年虽写过一些莆阳名人“传略”,但对名人专传则是一次新的尝试。在拜读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安石传》、林语堂《苏东坡传》、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等诸家经典名人传记后始知其一些门道,就是写历史人物传记必须占有丰富史料,坚持以史为据。或者说,以史料为基础,以真实为生命,乃是传记的本质特征。正如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言》所言:“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而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又说,“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的空虚。”

      大师们的传记及其实践经验,是笔者撰写《郑樵》的指南。于是,凡是与郑樵有关的,千方百计收集到手,或浏览,或摘抄,或下载。欣欣然力求多多益善,不怕鱼龙混杂,唯恐有漏网之“鱼”。

      笔者在疏理考辨郑樵史料时发现,现有某些著述、传记,对郑樵若干人生重大事件的记述与说法,同郑樵本人的传世文献及史籍的记载往往不能吻合,有的根本就查无实据,甚至还有违背历史常识者,以至于不能真实反映郑樵的历史面貌。有的郑樵传记,实质是传奇之类的文学作品,虽读之有趣,但所塑造的郑樵形象,同历史上的“真身”不尽相同,很难让读者准确了解历史上郑樵的真实风貌。诸如此类,不妨例举若干。

      溪东草堂是郑樵少时读书启蒙之所。有传记谓郑樵幼年就在此与从兄郑厚“纵论天下大事”。郑樵虽然聪慧,也不至于如此早熟。郑樵《题溪东草堂》诗云:“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东解虱衣。兴动便携樽到岭,人生真性莫教违。”生动描述了孩童的天性,这才是真实的郑樵。又有人把“溪东草堂”与南湖郑氏始祖的“南山书堂”混为一谈,以至于把郑樵赞颂先祖南湖三先生,与闲云为伴、潜心儒业的高洁情怀,解读为什么郑樵的“寂寞”心情。还有人把该诗误为所谓“题南峰书堂”之诗。

      靖康之难后,郑樵两兄弟曾三上已罢职的枢密副使宇文虚中家门,献天下安危大计,寻求从政报国之路。有传记称二郑远赴数千里外的河南汴京、山东青州登门拜见之,似乎二郑脚踩“风火轮”,有一日千里之神功。多则史料表明,宇文尝奉祠福州,家人也一直居榕。二郑兄弟自称三次登门拜访宇文,宇文也二度回访。据此推测,宇文当在福州,而非汴京、青州。有的专著推测,郑樵数年内尝四五次赴临安,包括去“三馆”借书。殊不知,莆田至临安二千里路程,往返一次得三五个月时间。年已半百的郑樵,家境贫寒,其体力以及经济力是否承受得了如此频繁的远行,也是个大问题。即便在今天,也不是平民百姓可以随心所欲、轻而易举的。因此论史须把思维置于相应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才不至于以今类古,方枘圆凿。

      临安献书是郑樵平生之一大事。郑樵《献皇帝书》说是“恭诣检院投进”。有传记则谓郑樵到“诣检院”献书。考《宋史·职官志》并无“诣检院”官署,而设“登闻检院”接纳官民上访投状。可见所谓“诣检院”,乃是对史料的误读。诣者,到也。“恭诣检院投进”,意思是恭敬地到登闻检院把书献进去。遗憾的是,对“诣检院”误读至今依然以讹传讹。

      郑樵一生究竟几次献书?可谓众说纷纭。据史志记载,郑樵严格意义的献书,只有绍兴十九年(1149)这一次。二十八年(1158)高宗召对所上的《修史大例》与《夹漈书目》,是行前特为宋高宗了解编修《通志》的体例样本,及此前已成的著述目录,并非郑樵的正式著述,因此也谈不上是献书。而绍兴三十二年(1162)则是专为上进已编成的《通志》,本属奉命之作,因此也非献书。有人说郑樵献书的表状(即《上皇帝书》)被秦桧所扣压。若是当真,又如何解析高宗对郑樵所献之书“诏藏秘府”呢?有传记悲叹郑樵赴临安献书,“等了近一年时间,最终希望落空”。实际上高宗对郑樵献的书“诏藏秘府”,正表明朝廷对郑樵前期治学成果的肯定,而这批著述恰是日后编修《通志》的学术基础。因此郑樵临安献书是很有成效的。

      关于编修《通志》。有文章说,郑樵35岁即绍兴八年(1138)召对时,就要求朝廷支持修史但未获准。史料记载,此时他正在芗林山中与夜鹤晓猿杂处,致力于草木虫鱼之学的著述。直至18年后即53岁时,才得到宋高宗的召对,并封官迪功郎,承诺由官府供其笔札。

      有传记称,郑樵在高宗召对之前就已完成《通志》初稿,甚至说郑樵在接到召见通知时,《通志》即将完工。实际上,郑樵在献书时完成了各门类著述近5O种,为编修《通志》做了大量的学术准备。但鉴于秦桧禁修私史的政治压力,郑樵对《通志》一书虽构思已久,但始终不敢贸然开编。他在《寄方礼部书》中极其明确说:“郑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其《上宰相书》亦云:“呜呼!术业难成,风皮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可见郑樵对此是十分清醒的,不敢越过雷池一步。所谓《通志》“已完成初稿”、或全书“即将完工”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郑樵只是在高宗召对获准后,才衔命回夹漈草堂全力编修《通志》。

      有人评价《通志》称,“郑樵在《史记》的基础上,把中国历史的开端,又往前推了一大步”。笔者经过比对发现,郑樵《通志》沿袭司马迁的《帝纪》,同样始于三皇五帝传说时代。所谓郑樵把中国史开端前推一大步的说法,只是一种臆想罢了。

      宋高宗召见郑樵授其迪功郎后,遭到御史叶义问的弹劾。史志对此事语焉不详而成谜。有传记把叶御史演义为两面三刀、心毒手狠的政客,必欲将郑樵“置之死地而后快”。史料显示,叶在秦桧主政时,曾因抵制秦桧旨意被罢官,至秦桧死后擢殿中侍御史。他力请肃请秦奸余党,累章弹劾秦桧式的人物枢密官汤鹏举致其落职。可见叶义问乃是真御史也。考史志亦未见他同郑樵有什么公怨私仇的记载。从其肃清秦桧余党、弹劾汤鹏举的行为看,弹劾郑樵多半是因尝为修史上书秦桧之事。叶义问不问情由,把郑樵作为“桧党”弹劾,实属误判也。因此宋高宗并没有“批准”他的弹劾,不但没有将郑樵罢职,只是调整为祠职以享俸禄,且诏“官给笔扎”,诚心诚意支持郑樵修史。叶义问弹劾郑樵既属“工作失误”,故不可因爱郑樵而把叶御史妖魔化。

      有传记称,宋高宗自建康一回临安,就想起了郑樵及其 《通志》,遂下旨召见。郑樵却“无福气”,卒于命下之日。历史记载是,高宗回京17天后才下令郑樵缴进《通志》的。倘能早三五天想起郑樵,卧病于床、奄奄一息的郑樵,或有可能得到御医的抢救而延续余生,历史又将重演一场山林布衣同室宫至尊的精彩对话。

      有传记称,郑樵“一直远离政治”。君不见,靖康初郑樵兄弟几番寻求从政报国的事;绍兴十九年应诏千里赴京献书,之后又上宰相书的事;以及近臣举荐入朝应对并获授官的事,如此等等,无不是郑樵人生之大事,无不是与朝廷权力中心密切交往,同国家政治息息相关,岂可说郑樵“远离政治”!

      如此等等,仅举郑樵生平的若干重要事件而已。也足以令人惊叹某些传记、文章笔下的郑樵,同历史的记载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异。笔者并非在此对诸家的说法作学术评价,只是借以说明搜集、辨析资料,对郑樵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历史是一门科学,史料是打开历史之门的阶梯。郑樵的成功出于他的博学深识。他以十年时间搜求图书,读遍东南八分书,而有“万卷灯窗之积”,才有《通志》之巨制。郑樵治史最反对空言论道,鄙视汉唐经师对《诗》、《传》臆想附会的“美剌”,从而创新了学说。一些郑樵的传记、文章,由于忽视史料依据,又急于求成,于是以想像代替考证,以空言充当史实,捕风捉影,臆想附会。史料贫乏的郑樵传记,如同严重缺钙的人一样,是无法以饱满健康的形象挺立在读者的面前。

      本书作为一册不足十万字的历史普及读物,阅两年始成稿。按照“丛书”体例要求,以故事的形式表述郑樵的著述人生,力求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但所写的人和事,则都有历史根据。为写一个历史的、真实的郑樵,笔者以大半时间搜集资料,又花不少精力辨析史料,小心求证,以辨明真相。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疏理出郑樵的人生轨迹。对郑樵平生的重大关节皆有考辨论证,做到以史为据,真实可信。对郑樵生平的每一事件,每个人物,每种思想,每次对话,都有史料依据,即便某些推测也须有必要的史料依托。这样的郑樵才是真实的,历史的。因此可以说,本书的形式是故事的,文字是通俗的,内容却是学术的,严肃的。这是传记作者的职业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之所在。只有敬畏历史,依靠史料,才能认识历史,写好历史。

      郑樵作为一位博通百科的史学大师,如何通俗地介绍他的学术成果及其创新精神,如何把他的学术生涯写得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如何把他的诗文揉进他的人生经历,如何把古文转换为白话,等此类历史普及读物的笔法问题,也是写作过程中面临的技术性课题,往往比学术专着更劳心而费力。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郑樵毕竟是一位千年文化巨人。时空跨越,社会变迁,史料有限,以及“丛书”体例所囿,本书只能大致记述他的人生历程、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贡献,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写作中也发现不少郑樵之“谜”,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手头的资料也未尽其用。似有必要写一册学术性的郑樵大传。

      笔者认为,莆田作为郑樵的故家,号称文献名邦,不仅要以郑樵为荣,更要宣传好郑樵,使郑樵的事迹广为人知,使郑樵的精神深入人心。我们不但要有郑樵的文学传奇、历史传记、名人大传,还要有郑樵的戏剧、电视、诗歌、音乐、书画和工艺美术等多种文化形式的作品。莆田市区应有以郑樵命名的广场、大道、学校。借以缅怀郑樵的功业,弘扬郑樵的精神,激励人们为莆田文献名邦增添光彩,告慰夹漈郑先生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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