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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一个值得景仰的“高人”

      □范育斌

      宋崇宁三年(1104年)农历三月三十日,一颗文化巨星在万山之中的福建兴化县广业里(今属莆田市涵江区)霞溪西岸升起。他的大名是郑樵。郑樵字渔仲,号夹漈,自称“莆阳田家子”,别号“溪西逸民”,世称夹漈先生。

      拂去历史的云烟,掸落岁月的尘埃,宋代福建兴化,一尊伟岸的独行者身影从遥远的历史走来,与我们渐行渐近。郑樵,作为一位乡野阅读的自学成才者,是一个让史学家值得仰望的泰斗,是一位让文人仕子令人尊敬的巨擘,同时,也是一位让世人值得景仰的“高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记得清代袁枚过西湖于谦墓,曾题过“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才觉重西湖”。西湖因为掩有岳飞和于谦这样的忠骨,所以中华子孙千秋祭祀英烈,才代代看重西湖。巍巍夹漈山,泠泠湘溪水,不正是因为有郑樵先生在此构筑草堂,苦学著述,成就蜚然,才使这座白云深处的夹漈山让人由衷敬仰,并成为一座文化名山而名闻遐迩。

      纵观郑樵充满悲壮的一生,他在家乡求学、读书、著述,几十年如一日,走上一条非科举考试而自学成才的道路,其求学之艰难,读书之艰辛,著述之艰巨、献书之曲折,生活之艰苦,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坛上“数风流人物”,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溯寻中国文人学士成才的道路,郑樵所走之路是异于常人、非常独特的,因而,如今我们都不能不端视郑樵的身影,触摸“郑樵精神”的不屈的“脊梁”与风骨。

      求学路难行  书堂立宏愿

      郑樵一生求学之路可谓充满艰难曲折。据史载,郑樵祖父郑宰熙宁三年进士;父郑国器贡元出身,太学士,乐善好施,曾变卖田产,修筑家乡水利工程苏洋坡,为当地人称道。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耳濡目染,郑樵从小“性资异人,能言便欲读书。为儿时已有脱落流俗志”。他5岁至9岁,在溪西故宅,由其父启蒙教读。郑樵10岁时,其父离家前往江苏姑苏任教谕。郑樵便拜从兄郑厚为师读书于溪东草堂。至溪东读书须经过霞溪。那时过霞溪可不容易,因为当时溪西至溪东并无桥梁,无雨时可涉水过溪,若雨天时只能泅渡。民间传说,宋时在溪东夹漈山石鼓只与溪西的云雾潭上有一条粗大古藤橫跨两岸,郑樵经常攀藤过溪,藤下是溪流湍急、深潭百尺,一个孩子为追求知识经年累月攀爬在溪谷悬崖上,时人称奇。宣和元年(1119年),在他16岁时其父从京师太学回故里,不幸途中病逝于姑苏,郑樵盛夏徒步护柩回归,葬于本里越王峰巅。之后郑樵便谢绝人事,与其弟筑舍守墓于越王山下的南峰寺旁(今莆田市庄边镇前埔村),一边守孝,一边耕读。史载:“南峰书堂在县南广业里南峰寺西麓”。其后郑厚把溪东草堂迁于此地,来此同学共勉,坐而论道,切磋论辩,“两郑”在此学业日新月异,学识越来越渊博。那时的南峰山中日夜都飘荡着他们兄弟俩的诵读之声。

      发愤读万卷,立志修史书。郑樵“长而气识益高,志量益大”,就在南峰书堂他立下宏愿,一生要读书修史。郑樵曾作诗《南山书堂》:“一泓澄澈照人间,明月团圆落古湾。不向奔流随浪击,独特高洁伴云闲。禅房夜静留清鉴,阆苑仙归坠碧环。每到轩前心转逸,了无纤翳可相关。”古人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郑樵诗中“不向奔流随浪击,独特高洁伴云闲”,表明了自己不应科举而专心读书治史的心迹。他还把南峰寺比作仙山阆苑,把书堂描绘成幽静读书的圣地。由此可见,他对南峰书堂甚为满意,乐在其中,诗中的“每到轩前心转逸,了无纤翳可相关”,说明了他此时情绪良好,内心平静,志趣高远,诸事顺利,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历史上莆田一带曾是全国藏书最盛之地,莆田“诗书为八闽之甲”,诸多氏族文人学士都是名重一时的藏书家。而郑樵所处的“兴化为邑,僻在万山之中”,“宋代文物几甲八闽,所谓山中邹鲁也。”正是这样丰厚的文化沃土,使他能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成为郑樵取之不竭的知识源泉。他开始着手在本里藏书家搜集图书资料,阅读编写书目提纲。他读过溪西、溪东本家族各家藏书,也读过芗林寺和南峰寺的先祖研究易学的院士高僧有时和有谨的经旨类藏书。他到处读书时,每是将读书撮要分类分门抄录后,回归书堂整编。大约用了五年时间,完成第一部著作目录学,涉猎经旨、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校雠、目录等各门各类的书目。

      宋宣和六年(1124年),郑樵年二十一岁,开始外出求访藏书家,借读图书,抄写撮要。他裹被负粮四处周游遍访,遇有藏书之家,他必登门求借读尽乃去。莆田凡有藏书官宦之家、士人学者、住持高僧等,他披览阅遍,无一遗漏。他阅读过林霆、方崧卿亲自校雠的藏书,北峙浮屠慧邃的宋高僧的简牍,李氏的历阳沈立藏书。他看过藏书处有谢洪的经史阁、方氏的望湖楼、陈氏的情古堂、李氏的六堂、方略的万卷楼、方于宝的三余斋、方渐的富文阁、方万的一经堂等十二家藏书,共有十四、五万卷之多。在每一次访书借读回归之后,就在书堂辛勤整理读书内容提要,编写学科分门著作文稿。大约再经十年时间,完成第二部著作,经旨之学。凡书考、书辨讹、诗传、诗辨妄、春秋传、春秋考、诸经序、刊谬正俗跋等书,后转入治礼乐之学著作。他无书不涉,无征不信,每类必敲,绝不凭空设想,妄加杜撰,或人云亦云,或迷信权威,总是秉笔直书,求实务真。

      绍兴五年(1135年),樵年三十二岁,郑樵与郑厚两兄弟在南峰书堂等地读书、讲学、著述,乐此不疲,不知不觉已历十六春秋。郑厚人称为“溪东生生”。《福建兴化县志·儒林传志》记载:“郑厚举进士,入太学”,时人评价:“先生器识高远,诸子百家,靡不淹贯,见理如破竹,迎刃而解;作文从肺腑流出,自然根本超脱,别成一家。”甚至参政龚茂良称赞郑厚“吾郡文士以先生开山祖正字。”但郑厚热心科举,“是年,再举礼部,奏赋第一”,“授从事郎,泉州观察推官”,走上了“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在郑樵的一生中,堂兄郑厚对他关系亲密、影响深刻。郑厚既是郑樵兄长,又是郑樵的老师与学长。郑樵少时胸怀大志,得此名师,又加上自已天资聪慧与刻苦努力,学有所成。弱冠时又同为学友,相互切磋,共同激励,郑厚的为人与学识,使郑樵受益非浅,为郑樵今后的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二郑”性格却有所不同,郑厚“逸迈”,才华橫溢,锋芒显露,有出仕为官建功立业的向往;而郑樵“幽邃”,内敛含蓄,涵养深奥,忧道不忧贫,“专以讨论著述为业”。尽管两人性格差异,志趣悬殊,但并不影响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共同切磋,而是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珠联璧合,留下不少佳话。

      淳熙元年(1174年),樵的侄孙左司郎中寅(状元郑侨之子)到南峰讲堂,瞻仰先祖夹漈公的读书著作遗址,乃整修书堂,题额曰:南峰书堂。并诗云:“地坦一区古,山高两漈深。弓旌已陈迹,泉石尚余音。若不登精舍,何由见古心。遗编湮灭久,思与共谁寻?”南峰书堂为此传名。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瓢湖夹漈八代孙乡进士球,重建南峰寺,辟地卜迁于南峰书堂。寺宇功成,择上座西边中殿作夹漈祠,上座厢房作士人游学之所,永留纪念。但后人仍称南峰夹漈祠为南峰书堂。

      为文求载道,探古以寻真。不应科举的郑樵,随着郑厚的离去,他读书著述之志愈坚,为求僻静处所读书著述,郑樵的目光开始眺望与越王山遥遥相对的夹漈山,南峰书堂就此落下帷幕。因夹漈山“迥隔人烟”,可谢绝尘累,且环境幽邃,有松竹泉石相伴,风月烟云相随,从此夹漈山便向郑樵敞开了她那博大的胸襟。

      草堂真隐士  孤灯奋笔耕

      戴云山东麓夹漈山的草堂,郑樵尝自题《草堂记》云:“斯堂也,本幽泉、怪石、长松、修竹、榛、橡所从会,与时风、夜月、轻烟、浮云、飞禽、走兽、樵薪所往来之地。溪西之民,于其间为堂三间,覆茅为居。”时间追溯到800多年前的夹漈山,那更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郁郁苍苍,荒无人烟,非人宜居之地,而是飞禽走兽的天堂,其走兽亦包括虎豹等凶猛野兽之类,可郑樵为达宏愿,毅然在夹漈山修建草堂。他独自一人寄居高山之上,覆茅以居,架竹饮水,布衣素食,不怕猛兽,以鹤为伍,面壁卅载,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古代士人学习的是儒家经典,讲求的是修、齐、治、平,修身致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应当说,郑樵的从兄郑厚走的就是一条典型的士人的道路,无可厚非。匪夷所思的是,郑樵为什么甘栖山林,安贫乐道,认真读书,专做学问?夹漈先生为什么会选择一条非同常人的人生之路?

      历史上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影响下,爱慕自然,归隐山林而结庐草堂不乏其人。归隐山林之士在中国多不胜数,但有真假归隐之分。大多数的隐士不仿叫“隐仕”,他们是蛰伏山林寻找“南山捷径”的隐居仕人、或仕隐无常之人,而真正隐而不仕专做学问者,可是少之又少,而向郑樵这样真心归隐山林做学问的乡野之人,并且通过乡野阅读自学成才而成灿烂景观的,在我中华泱泱大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凤毛麟角。

      提起夹漈草堂,我们仿佛想起诸葛亮的南阳茅庐、陶渊明故居和杜甫的成都草堂。他们寄情山水,隐居民间,但细究起来,大有不同。诸葛亮身处东汉乱世,避乱荆州,躬耕南阳茅庐,在此“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并虽自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又自比管仲、乐毅,自相矛盾。其实他是怀济世之才,求出仕之梦,待价而沽,直至刘备三顾茅庐而出山。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亮为丞相,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楷模。而诸葛亮的南阳茅庐只不过是他暂时栖身之地,建功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他的座右铭。而陶渊明是在出仕之后,“大济苍生”的抱负无法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从而愤而弃仕归隐故居,消极避世。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从此“独善其身”,守志不阿,坚持高远理想和志趣,并触动他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而杜甫的最高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生不逢时,遭遇唐朝“安史之乱”,弃官流浪到成都,在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十一年的生活。他的草堂不是归隐田园之处,而是漂泊流浪之所。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即使自已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时,还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成都草堂,杜甫在此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成都草堂,从另一个方面成就了杜甫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而郑樵有别于他们的是,他要做一个真隐士,专心读书,立志学问。他在幽静的夹漈山中扎下根来,为的是“不辱看来世,贪生托立言”。 郑樵先生于史学推崇司马迁,郑樵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过司马迁:“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其所论无论对司马迁的史学和文学来讲都是合适的。他理解司马迁为了完成自已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郑樵的代表作《通志》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他本身讲他的《通志》是“参用马迁之体,而异马迁之法”。郑樵与司马迁的心是相通的,一样的满腹经纶,一样的家国情怀,志趣相投,英雄相惜。他被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鼓舞,从司马迁身上看到自己的目标,司马迁的为人和他的《史记》都是他学习的典范。

      “面壁吾常事,庵题天耐名”。他在《献皇帝书》中所说,“臣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草木虫鱼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无书之学”,前后历时三十春秋。在这三十年中,他在夹漈山“形单影只”,在“困穷之极”与“厨无烟火”的情况下,“风晨雪夜,执笔不休”。郑樵在《上高宗皇帝书》曰:“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日,结茅之初,其心苦矣,其志远矣”。他所说的“其心苦矣”,纵观郑樵的一生,所走的是读书→著书→献书的历程,他所说的“心苦”与忧虑可概括为:

      一是生活极苦。他自己用“厨无烟火”,“困苦之极”来形容,说明他为了读书著述,生活条件极差。他“视屋漏为无愧,闻鸡鸣而不已”,“幸家无担石之储,可以绝人间之事”,经常饿着肚子却以忘我的热情和高度的献身精神对待自己的阅读,搜尽东南遗书、古今图谱、前代鼎彝、四海碑碣,残编断简。当我读到“念臣困苦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颂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让我心灵震颤,感慨良深,郗嘘不已,敬畏之情油然而升。

      二是忧心“文字狱”。郑樵不幸生活在鬼蜮模行的南宋,修史的最大困难是当时政治的黑暗。绍兴年间(1131~1162年),奸臣秦桧父子当政,在文化上采取压制政策,禁止私人修史,还严禁私著,若未经许可,否则一律招安“旁门曲学”治罪,并以禁野史为由,迫害士人。按此条律,郑樵是私人修史,若不能得朝廷的认可,会带来牢狱之灾,即“文字狱”。他的《献皇帝书》的奏折,阐述自己山林三十年读书著述的艰辛历程及修史报国的赤诚之心,由此希望得到朝廷的允许,从而避免文字灾祸。许多史学家认为,这也许是他的代表作取名《通志》而不叫《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苦于书少。虽然他负笈孤身拜谒到处求借书读,时人称颂他:“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但民间毕竟藏书有限,能饱览朝廷藏书,是他平生最大的愿望。他把此生的理想定为:“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在他第三次献书时,朝廷授他为“枢密院编修官,兼权摄检详诸房文字”,并允许他入“秘书省翻阅书籍”,他为此欢欣鼓舞,认为可博览秘府宝卷,补上平生无法阅到的书籍,遂平生读尽天下书并集众书于一书之夙愿,然官场黑暗,希望终成泡影。

      四是苦于“形单影只”。草堂孤悬山巅,荒无人烟,万籁俱寂,能不“形单影只”。隐居在夹漈山上的草堂,郑樵不仅要战胜生活物质与著书资料的贫乏,还要战胜内心的孤独与寂寞。特别是在家门不幸,“兄弟沦亡,子姓亦殇,惟余老身,形影相吊”,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痛,“久幽不改操”,抱“松筠之节,不改岁寒”,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坛历史上,舍樵其谁?同时,也说明了他的内心是何其强大!

      五是忧虑著作湮没。由于当时秦桧把持朝政,政治环境是险恶的,他的忧虑他的血汗凝成的著作有可能不受朝廷重视而竹帛烟消。而他也肯定记住了越王山父亲墓旁的闽最早军事 “烽火台”的残碑,历史的硝烟早已散云,但身处南宋时代的烽火仍连绵不断,他忧虚他的著作“兵火之后,文物荡然”。为此,他曾向朝廷上书曰:“樵暮龄余齿,形单影只,铅椠之业甫就,汗简之功已成,既无子弟可传,又无名山石室可藏。每诵白乐天‘恐君百岁后,灭泯人不知。赖中藏秘府,百代无烟沦’之句,未尝不呜咽流涕”。他希望能“中藏秘府”,“永离蠹朽,百代之下,复何忧焉”。历史证明,他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他的《通志》书稿被南宋束之高阁,在他逝后达一百三十多年才得以刊印流传;他平生著述丰厚,流传下来的仅《通志》二百卷、《夹漈遗稿》三卷、《溪西集》十五卷(一说五十卷)、《尔雅注》三卷等。这岂止是郑樵个人之失,而是我中华民族之失,能不令人痛心。

      胸中有大观,倾心为著述。郑樵的全部生活就是阅读,因读书而生,为著书而活。他“其志远矣”就是专心以追求学问、著书立说为务,是他心中的一种天然觉悟的自然本色,在南宋那个黑暗社会是独一无二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样有担当、有追求的高度的文化自觉,何尝不是一种充满自我牺牲的人生选择呢?史载:“先生之学无所不通,奋乎百世之下,卓然以立言为已任,不但如世之所谓博洽而已”,体现了他重文章学问而轻功名富贵的坚定志向和高尚情操。

      夹漈千卷书  京城万里路

      郑樵毕一生之力,完成了著述,但是,如何保护好这些来之不易的著作,成为当务之急。献书成了他当时唯一的选择。郑樵的一生未遇昌明盛世,而是处在北、南宋动荡不安的时代,政治环境险恶,而且南宋又是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这无疑增加了郑樵献书的难度。为此,郑樵一生3次从兴化县故里赴南宋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书,其献书之路充满艰难曲折。可谓是著书不易,献书更难。

      第一次献书时间为绍兴十九年(1149年)。从16岁结庐越王峰下,到此时一晃30年过去。他不吝所爱,心系朝廷缺书之急,从兴化大山中挑着自己学有所成的著作18部140卷,徒步2000多里,到京都皇帝行在献书。他坦荡地在《上皇帝书》中表明其献书目的:“伏见秘书省岁岁求书之勤,臣虽在草莱,亦欲及兹时效尺寸”,“于是提数百卷自作之书,来趋阙下”,“恭诣检院投进”。事实上,献书之路何止千里。由于秦桧的阻挠,他苦等一年,也未能见到陛下。经多方奔走,投纳求见,几经曲折,才把所著“诏藏秘府”,朝廷对他的贡献若无其事,既无褒奖亦无授官。尽管献书之途不顺,也曾郁闷过,但也看清了现实的无奈,“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不以穷通而废著述”,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夫,不贪图功名利禄,修史之志“益坚益励”,只是轻轻地一声叹息后,便一头扎进了深奥与浩繁的典籍,专心致志做学问。

      第二次献书时间为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在侍讲王纶、贺中允等人联名上奏举荐“请赐召对”的情况下,这一年郑樵应高宗召对赴京城。明代周华《游洋志》翔实记述了召对实况。郑樵上殿向皇上奏道:“臣处山林三十余年,讨论古今典籍,修而成书,分为十类……上自三皇,终于五季,通修一书,名曰《通志》,参用司马迁之体,而异司马迁之法。”,并呈《通志》目录一篇,受皇上嘉纳, 并赞曰:“敷陈古学,自成一家”。并挽留他。“先生力乞还山……授右迪功郎,主管尚书礼兵部架阁文字”。在郑樵推辞之后,改监潭州南岳庙,并要求他继续把《通志》完成。

      为文求载道,沤心著《通志》。“万卷灯窗之积,几陨全生”,这些发自肺腑诉诸于笔端的深情的文字,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越四年,《通志》书成二百篇”,已经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全书以年表为谱,以志为略,“举其宏纲,撮其机要”,从不受各种议论所左右,是自己独立思考的成果。其书博稽慎择,搜罗略备,旁征博引,详略得宜,见运筹布局之功力,收博观约取之效;其文联珠贯穿,层次不紊,灼然大明,朗然在目;其论科学理性,鞭辟入里,论断睿智,令人信服。《通志》无疑是他晚年呕心沥血的杰作。同年十一月,心力交瘁的郑樵第三次千里迢迢再次献书,而此次献书成为他人生的绝响。到京城后在宫门外请求召对,刚好皇上驾临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留守丞相汤思退,奏请皇上,得一道诏书,授予他枢密院编修官兼权检详诸房文字。次年春天,皇上回到京城,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下诏之日,穷困潦倒而又积劳成疾的郑樵却郁郁病逝于临安馆舍。呜呼!郑樵因写书而“几陨全生”,又因献书而命丧京城。这是中国古代杰出的一位文坛巨星,就如一颗耀眼的星辰陨落,时间凝固在公元1162年农历三月初七这一天。

      当得悉郑樵先生逝世的消息,“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德,莫不惜哭之”。郑樵一介布衣,其去世在当时的京城引起如此大的震动,足见先生的为人与学识备受景仰,先生报效祖国和对事业追求不止的情怀感天动地。

      郑樵先生逝世后,先葬于越王山北麓其父墓旁,遥对夹漈草堂,傍灵源之古刹,后“迁至白沙之通衢,陈仆射为筑其阡,钟离守为表其遂”,墓碑由莆籍南宋名臣陈俊卿亲笔手书苍劲醒目的“宋枢密院编修郑樵之墓”。

      文坛巨星陨落,理应公正评价,盖棺定论。就象屈原,我们要感谢司马迁这位史学泰斗,他秉笔直书,在《史记》中用了1200多字从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与奔腾不息的汨罗江中打捞起屈原这位伟人,让后世记住了那个不屈的脊梁。从此年年端午,棕叶飘香,龙舟竞渡,中华民族的文脉里充满了绵绵的诗意,今人在过节时还弥漫着淡淡的忧思。遗憾的是,布衣学者的郑樵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山河破碎与国运衰败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在郑樵生前盼望“唤转韶光新景焕,辞除恶魁旧时寒”的愿景始终未能实现,而在他的身后更是蒙受污蔑不实之词。因此,“社会用很冷酷的面目对他”(顾颉刚语),他的成就如闪闪发光的金子蒙上了污垢,从此夹漈山终年笼罩着腥风雾霾,他如松坚强的身躯也就默默无闻地溶入了莆田大山的怀抱,他的不屈的灵魂静静的沉入了萩芦溪泠泠的夹漈水。1903年金华学者盛俊在《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的文章中,对郑樵的为人和史学作了充分的肯定,对郑樵在历史上未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为之哀叹:“……吾为郑樵传,吾念至此,吾不暇为郑樵悲,为历史学悲,为四千年之祖国悲矣”。一声赞叹,一声悲叹,郑樵先生的悲剧,不仅是郑樵先生个人之悲,更是中华民族之痛。

      继往圣绝学  承中华文脉

      郑樵为了读书著述为什么非要把自已置身于苦海之中?就象在郑樵的身前身后这个疑问从未离开过一样,至今到过夹漈山的游人心中还盘旋这个疑问?是痴、是傻、是妄、还是固执、不悟……凡此种种,世人猜测种种,难道就象一千个游人就有一千个答案吗?非也。就象年年端午节,汩罗江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已有两千多年了,不是还有人疑问为什么屈原大夫非要投江自尽?感谢端午,粽叶幽香,款款深情,不断地咀嚼与回味,我们终于理解了这位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伟人。如果我们深入郑樵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及悲壮人生已经给了我们完整的答案。

      一是爱国情怀。郑樵虽寓居草堂,但忧国忧民之心有增无减,他的诗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金革久不息,遐方徒弹指。谁为民请命,皇天犹未喜。茂德自不绥,眷眷我梓里。伤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齿。”他心忧时事,怀拳拳赤子之心,曾多次上书枢密院事(掌全国军事的长官)宇文虚中,决心投笔从戎,请缨抗金,愿“生为万夫雄,死为壮士鬼”,表现出报效国家马革裹尸的英勇气概。不久,他与从兄郑厚冒着酷暑,不远千里,徒步赶赴汴京,希望得到朝廷起用,因希望落空而怅然归来。诚然,历史上正邪不分、忠奸难辨的故事时常发生,但南宋这个朝代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昏君奸相佞臣当道,连岳飞这样精忠报国的良将尚且饮恨风波亭,郑樵抗金报国之心只能是“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愤懑的心情溢于言表。此后,他便以学问为已任,读书著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善教播德。他着意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家园、寻求民族统一的力量,砥砺国人自立自强,把自己保存中华文化与追求国家统一的心愿寄托在自己的著述之中。

      二是雄心壮志。有人评价郑樵的“壮志是一种特别的力量,它能扎根于人心的深处,作为一种潜在的伟力,顽强地抗拒着生活的负面”(吴建华语)。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郑樵在《通志总序》曰:“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向奔流随浪击,独持高洁伴云闲”,不惜牺牲个人的前途,走上了一条非科举之路;为了读书,十年访寻,踏破铁鞋,足迹遍布东南;为了写书,三十年如一日,“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颂声不绝”,“几陨全生”亦在所不惜;为了献书,明知疾病在身,朝廷黑暗,还是千里迢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酬壮志,不惜献出自已的生命。他的苦心在于读书,他的远志在于以天下为已任,守住这份关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职责,这种理想和抱负是何等的豪迈。

      郑樵这种凌云壮志及以身殉志的坚定信念,构成郑樵精神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无数后人,渐渐凝成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核心。

      三是坚忍不拔。苏东坡曾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世人做事或做学问,虎头蛇尾者,数不胜数;中道而废者,比比皆是;而能持之以恒,始终如一者,少之又少。若象郑樵一生始终不渝者,与山为伍,终生面壁,我们能不惊叹于郑樵先生的超常的意志。专心致志做一件事,看似简单,其实是对毅力与恒心的考量。成功学一有个著名的“两万小时理论”,即“经过两万小时锻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卓越”。可以想象,两万小时的锻炼是怎样的漫长、枯燥、无趣,甚至绝望。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成功将遥不可及。郑樵一生又何止是两万小时,按卅载如一日算又是多少小时。更何况橫亘他面前的是朝廷黑暗、君王昏聩、佞臣蛊惑、小人暗箭、生活落魄、书籍有限……凡此种种,许多人都会望而却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在南宋同时代却只有郑樵先生逆水行舟,迎难而上,志向与信念“益坚益励”。 宋有郑樵,而宋之后历经许多朝代,却再无来者,难道郑樵只是宋朝兴化大山里的一时特产乎?悲哉!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学问,竟只和他的生命相始终”(顾颉刚语),这正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沿着当年郑樵先生所走的崎岖不平的山道,仰望那一座云雾萦绕的夹漈山时,无不惊诧于他那无比顽强的灵魂。

      四是科学求真。郑樵生在理学极盛的时代,朝廷黑暗,官场腐败,士林颓唐,他认为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到此已达“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衰败境地,学术环境恶劣,学术文化成了文人学者追求科学利禄的敲门砖,究其原因在于”儒学之弊,至此而极“,敢说出这样反对理学的话,需要极大的勇气,在当时的时代可谓振聋发聩。他推尊孔子、司马迁的治学精神,强调“会通之义”,主张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书,提出历史当据实直书,切忌任情褒贬,其通变的观点成为史学中的精华。他反对教条僵化思想,认为没有“天经地义”“专已守残”的经书和注疏,归纳事实而成的学问,需要不断深入,“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其科学思想不同凡响。同时,郑樵在梳理历代学术,正本清源,踪其师承,踵其衍变,详述数千年间的嬗变兴替,苦心治史方面成就卓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人不能出其规范”,其《通志》的内容及体例在编纂方面都有特殊贡献,对后代史学编纂工作影响深刻。他坚决反对迷信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极力提倡物理实学,强调学习自然知识和《诗》、《书》同样重要,提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解放思想、反对迷信的科学论断;他呼吁学者“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强调学者要通过实际观察获取自然界的知识。《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作为英国科技史专家,他在书中多次提到郑樵及其《通志》,认为《通志》有大量的科学内容,应该加以认识。他注意到《通志·七音韵》的韵图中带有数学座标的观念,因而在其书中占用一整页的篇幅影印了《通志·七音韵》的一个韵表。

      拨云寻意草堂,倚树听韵漈水。在这位的“高人”的跫跫足音中,我们听到的是坚韧、坚定、坚守。无数个昼夜往复,无数次踯躅徘徊,他或青灯黄卷、秉烛探幽,或兀兀穷年,痴心不改。他不求尊荣只图奉献,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之心昭然可鉴。

      布衣盛文章  “高人”共仰望

      一个山林穷儒历一生的寂寞与三十年的坚忍,凭一已之力构筑了中国史学上的一个神话。他著述之宏富,令人叹为观止。据南宋莆田人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记载,郑樵的著作累达六十多部,八百多卷。尽管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二百卷六百多万字。但仅此一部纪传体的史学巨著,是继司马迁之后集天下书为一书的一部伟大的历史杰作,就奠定了他在我国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同时,《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史界“三通”,为中国古代士人心读典籍,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说法。郑樵的《通志》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历史自有公论。作为一个布衣学者他的成就辉映过莆田的历史文化长空,为这个城市增添了文采风流。故乡人民了解他、理解他,首先赞颂他、纪念他。其后八百多年来,不管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莆田人民有口皆碑赞颂之声不绝于耳,纪念之事绵延不绝。莆籍的南宋名臣陈俊卿、诗人刘克庄以及历代许许多多的达官显宦、文人学者都表达了对郑樵无比的敬仰和赞颂之情。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已丑科状元,官至吏部尚书及参知政事的郑侨非常敬重从叔郑樵的学问与为人,敬为“高人”,曾作《题夹漈草堂》一诗怀念他:“杪秋寻远山,幽怀鬰冲冲。草堂跨层崖,夕阳山影空。高人辞天禄,结交杖藜翁。游氛暗九土,岁晚余曷从。泠泠夹漈水,谡谡长松风。思之不可见,泪落秋云中。”

      正义自在人心。当地的民众为了纪念他,自发给无情的岁月——郑樵的生日(农历十月二十日)和忌日(农历三月初七)刻上有情的印记,把这个普通而又不同凡响的日子赋予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在这两个日子,历代以来许多群众都会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汇聚在草堂开展纪念活动,年年如此,从不间断。平时群众便以不同的形式上山顶礼膜拜,祈求风调雨顺,富贵平安。这样的日子,给了莆田人民一个个纪念、追思、展望的理由。历代莆田人把郑樵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心灵深处,受到激励而奋发,从此莆田文脉流徽,人才辈出,灿若繁星,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滨邹鲁”。

      “万古不磨修史笔,四山长护著书堂”。后来夹漈草堂为莆田二十四景之一,成为八闽大地文化的制高点,备受海内外专家、学者、民众的广泛敬仰和赞誉。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重新地认识了这位“高人”,郑樵的事迹逐渐地溢出了莆阳山水,他的风范弥漫在八闽上空,其影响已越出神州传遍世界。

      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总裁纪昀在《续通志》中评价郑樵:“自班固以后,断代为史,而会通之义不著。宋臣郑樵《通志》,乃始搜纂缀辑,上下数千载,综其行事,灿烂成一家之言,厥功伟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全面阐述了郑樵史学的重要价值,肯定了郑樵《通志》是独断之学,认为:“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人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

      民国初期著名史学家梁启超,他提倡史学革命,以犀利的目光横扫两千年来史学界,认为仅6人有“创作之才”,郑樵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同时,认为刘知已、郑樵、章学诚这三人是中国史学思想家,并满怀激情地赞颂郑樵是中国史界一颗光芒竞天的慧星。其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少年时就喜爱《通志》,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郑樵传》和《郑樵著作考》,首次提出郑樵是一位富有科学精神的大学问家,高度评价郑樵对中国史界的杰出贡献。

      当代史学家吕振羽赋诗怀念先贤郑樵:“史通莆郑著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已,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1962年11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在《途次莆田》诗中以“夹漈藏书有遗孑”,抒发了自已对郑樵先生的敬仰之情。1989年,生于郑樵故里的本土作家黄玉石先生为郑樵的事迹所感动,受其精神的激励,潜心创作了长篇历史传记小说《郑樵传》,使读者全方位看到了郑樵的悲壮的人生轨迹与曲折的心路历程,丰满地展现了郑樵作为一介布衣不屈不挠刻苦攻读努力著述的光辉形象,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为传播郑樵精神做出了贡献。1997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把郑樵列入中国历史上八大史学家之一。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一书在世界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书中多次提到郑樵及其《通志》,认为《通志》中含有大量的科学内容,肯定了《通志》的科学思想性。由此可见,郑樵及其《通志》的影响所及已经超越国界。

      文化的脉搏,总是连着民族的心脏。郑樵以文章学问为已任,他那些数不清的戮力前行,构筑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度;用他柔弱的双肩为中华民族文化担得道义,就是千古不泯的爱国精神。郑樵这位“高人”与孔子、司马迁一样,其史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与发展者,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巨雕、也是一座座令后人仰望的丰碑,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中国精神的骨骼,筑起了中华民族的坚固脊梁。

      “……几回欲去竟踌躇,千古高山共仰止。草堂人去名尚存,直并壶山与兰水。”清朝举人宋慎仪的诗表达了无数人的共同心声。登临夹漈山,郑樵先生的石雕坐像就静静地竖立在苍松翠柏中,左手握卷,右手执管,双目那穿云透雾般的深邃目光,让我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我心怀虔诚地仰望这位故里“高人”的时候,仿佛受到了心灵上的洗礼。此时我感到,大山越沉寂,我心愈安;草堂越偏僻,我心愈静。我顿悟,淡泊宁静是郑樵先生最主要的精神。先生不就是持这种心态处夹漈之巅远离尘嚣、居草堂之幽远离功名、持宁静之心专注学问才实现其人生志向。这难道不是这位“高人”留传给我们的又一份宝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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