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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陈高由儒转医缘由初探

      □范育斌

      《莆田进士表》记载:“陈高 仙游县 宋元符三年(1100年) 李釜榜 秘书郎 ”。从《莆田进士表》中,可见其进士出身,“秘书郎”官职,是一位儒仕。然而由黄宗羲所作的古代学术思想史著作的《宋元学案》,全书罗列九十余家在宋元时期发生重大的影响的学术流派,其中安定学案之中收载了医家陈高的学术学案。在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中出现了医家陈高的学术学案,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陈高什么时候由儒仕变成了“儒医”,还是医家陈高,在那个时代这种角色的转换有这种可能吗?在中国历史上,医生地位相对低下,唐朝韩愈曾说:“医巫百工之人,天下不耻。”陈高由儒入医的事业类型转变他能平静的接受吗?

      陈高,字可中,仙游人,父亲为知建州(今福建南平)陈阐。陈高少时聪慧,求学于胡瑗首创的太湖学派,被列入以胡氏为首的安定学派。陈高仕途颇为顺畅,他在元符三年考上进士后经廷式,在官方最高学府太学任职。后又经祭酒龚原、司业傅楫推荐,迁愽士(即取得经学某科首席教师的地位)。陈高作为宋代经学愽士,是一位典型的儒仕,从事经学教育,并身为京官,参与国家政治与理论问题的讨论。据史载,此后他获得医生的身份担任了“知医事者为之”的太医学司业(太学医学院的主管),专管全国医学教育,并成为医家。查其资料,时至今日,中医人物词典中尚不见载其人;而莆田人对这个曾经在北宋年间由儒转医,且成为医学界大官的陈高大多也只知其一是儒仕,而不知其二是儒医,当然更无从谈及对他的医家身份的进一步深入了解。

      宋初,医学问题成为突出问题。当时社会上医生少,水平不高,医疗事故多,特别是巫医害人事件频发,如北宋名臣蔡襄(仙游人)在福州作地方官时,福州旧俗病者不食医药而敦信巫觋,蔡襄坚决去除巫觋,杀其害人者,提倡就医,一改陋习。由此可见,医学发展问题在宋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迫切予以解决。此问题受到了宋代统治者极大的关注,由儒转医的“儒医”现象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儒医”狭义定义为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这说明儒医这个群体不仅有崇尚医学、习医的儒生,也有弃儒为医的儒生。其形成方式是从医者提升为儒医和由儒转医。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儒而兼医,或是知医而自用。亦可认为文人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亦称为“儒医”。纵观历史,真正的“儒医”出现是在宋代这样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成型的。

      宋前期由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中国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技术的发展获得了突出的成就,如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等,也促进了医药学的相对进步。医药学作为科学技术的一部分,正是宋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带动并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由儒转医的“儒医”应运而生,它既是社会的需要,又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

      北宋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变革有利于由儒转医的角色转换。宋代政治的重要变化是发展了文官统治,因此重视文士的培养和选拔,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特别是与北宋名相范仲淹的政治变革“庆历新政”,便在设计任官制度、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改革方案的同时,提出振兴医学的主张。他在庆历三年(1043)上呈的国事奏议中言及当时社会上行医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求改进医事管理,建议“自京师以逮四方学医之人,皆聚而讲习,以精其术,其黜庸谬……”,以整顿医药队伍,提高医学水平。还强调:“今后不由师授,……不得入翰林院”。“外面私习”确属“医道精通”,须经推荐考试合格者方可录用。范仲淹推行的这些法令或措施对发展医药、人才培养和安定民生均具有意义。以后,虽然范仲淹的政治变法中途夭折,但他的发展医学主张,因时代的需要,其制度与措施仍被继任者所接受并有所发扬,如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就设有医官院与太医局两处分司医药行政与医药教育的措施,有利于医疗管理与医学人才的培养。其后宋徽宗时将太医局置于国子监管辖之下,为陈高的转行提供了通道。由此可见,由政府方面提倡由儒转医应始于北宋,陈高的转行应是顺势而为。

      儒学与医学济世平天下的理念是相通的,这有利于由儒转医。范仲淹就曾针对性地说过:一般人容易认为惟有遭遇圣君,能在政治上发挥才干,使儒家仁道得到盛行,才算是实现了人生的目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果能成为良医,为人去救命,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因为它们同样能起到“利泽生民”的作用。故他在庆历奏议中说:“所贵天下医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济甚广,为圣人美利之一也。”(《范文正公集》)并提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论。相者,谋国家之兴旺发达;医者,百姓之健康所系。范仲淹把“相”与“医”相提并论,将儒业与医业看作同等的事业,并以宰相的身份提出此论,在当时应是振聋发聩,不仅在儒生之间引起巨大的反响,而且在宋代统治阶层也易得到理解与支持。范仲淹的号召,对陈高及其由儒转医的儒医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儒医”也是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追求的最佳选择。陈高由儒转医的观念藩篱自然撤除,陈高由儒转医的角色转换也算是时代的产物。

      宋代“尚医风气”的社会氛围浓厚,利于由儒转医。在我国古代,学医者多具有儒学根底,具备儒医结合的特征,如医圣张仲景就是一个典型的儒医。故明代李梃《医学入门》有“秦汉以后,有通经愽史、修身慎行闻人巨儒,兼能乎医”的说法,在宋之前有集儒医于一身的儒医,但只是个别现象。“尚医风气”的形成始于宋,在宋代士人爱好医学或学医者,比比皆是,成为普遍现象。宋代“儒医”逐渐成为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据史书记载,许多执政者与士人本身都成了范仲淹振兴医学的实践者,这提高了医学队伍文化水平,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和临证经验和总结,如宋时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沈括、陆游等都很爱好医学,都曾以学习医学知识为荣;苏轼、沈括写出《苏沈良方》(1075年),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1132年)等论著;令人惊诧的是,宋神宗皇帝赵顼也是医学爱好者,据说其水平相当于“上工”。那么,执政者的身体力行,宋时文人以习医为荣的观念,又由于太学系统新建医学学院,陈高有管理才能及其它条件,故获得此任命,使陈高由儒家变身为医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代医可为官。医生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改善,使儒生乐于为医。由于文人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朝廷又将医者由武职待遇转为文职,1112年以后设医官官衔有“大夫”、“郎中”等职位多达22种,医官最多时达1096人,医者的地位随之“水涨船高”。由于社会需要的迫切,统治者高度重视医学,希望广得“儒医”,并从提高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着手,从而大量吸收有文化素养的儒生,造就一大批“儒医”,培养医学专业人才,无疑是解决当时社会缺医少药的突出问题的一条捷径。宋代大量培养文士的结果,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其中鼓励一部分文士进入医学队伍,由儒转医,这对由儒转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宋代对翰林医官有严格的要求,选拔年龄为40岁以上,经过各科专业考试合格后,成绩最优秀的留任翰林医官院,其他合格者分配为医学愽士或外州医学教授。据此推断,陈高也应是经过这一系列考试选拔脱颖而出的,甚或是有其兴趣并愉快地接受转行从事医政管理,并通过自已的努力,最终成为医家。

      陈高与蔡京的关系。从《安定学案》记载可以看出,陈高在就任太医学司业任上,曾与既是同乡又是上司的宰相蔡京同朝为官,期间累上封事,以议论国事。所上奏事不仅限于医,还与政事有关,以此证明即便是医官,亦有直接上书议论朝政的权利,可见其政治地位还较高。后文还言及陈高因此得罪这位宰相蔡京。谈及蔡京,不能不说的是,在北宋,除范仲淹之外,崇宁年间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为北宋三次兴学运动效果之首,而恢复设置医学教育就是其中主要举措之一,亦是北宋“兴文教”政策的集中体现,对宋朝教育事业包括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从陈高作为经学博士转为医家而成为“儒医”的个人经历来看,反映出当时宋代社会对医学的重视,由此使宋代医学承前启后有了新的突破,也使“儒医”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为宋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后世的元明清的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似珍.从陈高由儒转医看宋代的儒医现象[J].医古文知识,2001,(4):4~6.

      [2] 甄志亚.中国医学史(修改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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