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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的仪式感

      □杨健民

      四十年前,也就是1977年3月3日,我跨入了厦门大学。

      新生报到。这是招生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尽管如此,当时眼前依然是一片蒙太奇,人生从此被重新定义。交上录取通知书,坐在那里认真地填写一份表格。抬头一瞧,一位来自闽东的女同学站在我边上,抿嘴一笑,很轻。我按照最通行的规则去解读身边的信息,大概是因为心智还不够成熟。这种解读虽然属于日常,但有点不够文艺,尤其是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

      这是我遇到同班的第一位女同学,一位颇具仪式感的女生。那时候的仪式感就是正统。

      当晚,我到一位有了数年工龄的同学宿舍串门,刚坐下,一位女同学风一般卷了进来,笑声一串接着一串。这是我报到后遇到的第二位女同学。“一颗波西米亚的灵魂”,我突然觉得我可能有些残缺了。在这里,如果轻易地用“诱惑”两个字,也许过于庸俗,然而一切都挺好,并且有点激动人心。走出那个房间时,我想到必须有什么东西将我“救赎”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仪式感。现在想来,这会不会是个伪命题?

      班长大叔是我老乡,睡在我对面,他的上铺是个闽西客家小哥,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则是一位诗人。这,大概就是我们两架上下铺的朋友圈了。班长大叔刚从部队  退伍不久,许多举止都带着仪式感。“大叔”是女生们送给他的番号。

      当然,四十年前我是绝对想不出“仪式感”这个词的,只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属于我们的一种远远超越“成年礼”的感觉,然而它并非出于矫情。那个晚上,几乎每个宿舍的人都趴在那里写信。我一个个房间逡巡过去,一张张新鲜的面孔堆满着各种想象和期待。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不时把脖子从上铺探下来,跟我谈诗,谈我不久前在省报发的一首诗。不过,那个时候也谈不出什么,只是以为诗都是需要押韵的,用现在的话说,也是个仪式感问题。

      在大学众多的仪式感里,中文系被称作是“一条撒满钓饵的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再去撒网。中文系的师生是一群“要吃透《野草》《花边文学》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这就是中文系的仪式感,其实它更像是“二十二条军规”。

      那一夜相安无事。3月3日,就这样被海风浅浅地刮过。整整四十年了,我极力去追忆当时的一些细节,总是惶惑和明朗相互交织。其实,进入大学时代那些原初的激情并没有密密匝匝地展开后来的相应叙事,倒是伴随着渐行将远的春天的节奏,校园里盛开的凤凰花不断在勾勒着我们笔端的那一抹淡彩。记忆和遗忘,永远是人的历史的“一个间歇,一道词语缺口,一个空格”(保罗·策兰)。时至今日,我的确是无法准确无误地在脑海里复制那些永不磨灭而又不绝如缕的情绪记忆。

      到达厦大的那一天,我就想去建南大礼堂膜拜一番,以满足我的那种仪式感。因为天色已晚,黑漆漆的,估计啥也看不清。次日早晨,我独自去了。当眼前的大海激情恣肆地把浪花一层一层地抛过来时,如同鸿蒙初辟,我享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快感。我坐在礼堂前的台阶上给家里人写信,第一句就是“我看到了厦大的海”。这究竟有什么终极意义呢?老实说,至今我也还没有完全解读好。

      3月3日,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节点。四十年了,从当年“行动的生命”进入到如今“沉思的生命”,我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人也许可以自由放逐,但无论走向何方,都必须具有一种“把灵魂留在高处”的仪式感。有了仪式感,人无论是“枯萎地进入真理”,还是颠覆在剩水残山之中,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去处。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依然会以诗和远方,拥抱我的仪式感,携带着我仅有的可能性记忆,继续走入属于我的世界。在那里,如同策兰所写的那样:“敲掉/光的楔子:/漂浮的词语/走进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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