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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化“三学派”——南宋莆田的学术版图

      □金文亨  陈金海

      莆田,宋时曾称兴化军,位居闽中,陆路较为封  闭,海路四通八达。两宋时期,兴化经济繁荣,学术素称发达。史学、理学,可谓百花齐放。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南宋期间,兴化学界堪称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其中,出自兴化的夹漈学派、红泉学派、仰止学派“三派”就是杰出的代表。它们存在的时间  段,几乎延续整个南宋时期。空间范围即地域虽然限于兴化军一地,学者却来自福建路或全国各地。内容上则是涉及全国性的史学、理学,并且既有继承,也有重要发展,在福建乃至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们的学术渊源和传承人既有学术师承关系,又有明确的思想理论主张,因此虽是地域性的,又是全国性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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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漈草堂是夹漈学派的发祥地。

      在莆田产生的三个学派中,以夹漈学派学术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夹漈学派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主,以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书院为阵地,延续几代,其代表人物有郑樵、郑厚、郑侨、杨兴宗、顾文英、丘铎、郑翁归、郑寅等人。特别是郑樵,用力最勤,造诣最深。他毕其一生之努力,广泛收集、整理古代文献典籍,进行田野观察调查,深入细致研究,在史学、地理学、天文学、目录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植物学、动物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成果,影响到明清直至现代,在中国史学等学科占有重要的地位。

      郑樵作为夹漈学派创立者,主要学术研究成果《通志》200卷与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堪称整个宋代两大史学巨著。令人惊叹的是,郑樵是个布衣,他的《通志》是以一人之力,在各地私人藏书楼的书海中觅寻史料,经过三十年探索、研究而撰写成功的。而司马光身为高官,担任过宰相,奉皇帝之命,组织一批一流文人,又有皇家图书馆的史料参考,经若干年研究而  成,应算集体研究的成果。俩人学术难度和勇气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郑樵一生所处的时代,介于南北宋之间多事之秋。当时,北方金国入侵,战乱遍于中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危机十分严重。此时的兴化位于大后方,远离战乱,社会相对安定。随着莆田县兴化平原和仙游县东、西乡平原的形成,兴化经济文化发达,教育兴盛。儒家文化传统全面传承,学子们普遍热衷于科考仕途之路。如高宗绍兴年间,有一次兴化地方举行科考,本地一千多学子参考。绍兴八年这一科考,兴化军14位举子考中进 士,状元和榜眼都是兴化军人,年纪最大的林邓和最年轻的龚茂良两位进士也都是兴化军人。时人称为“四  异”,轰动朝野。

      郑樵(1104-1163),字渔仲,号夹漈,自号“溪西遗民”,人称“夹漈先生”。祖父郑宰是宋神宗熙宁三年的进士。父亲郑国器是一位太学生,英年早逝。宣和元年(1119),郑樵父亲病死在异乡苏州。这对16岁的郑樵来说是个重大的打击。这一年,他从苏州护送父亲灵柩回到故乡兴化军兴化县。此后,他一边坚守孝道,按期守墓,一边师事堂兄郑厚,刻苦读书。之后,他在夹漈山构筑草堂,谢绝人事,继续从郑厚学,读古人之 书,求百家之学。继之,又和弟弟郑?一起在南峰书堂读书。后来,他和郑厚一起在芗林山构筑书堂,收徒讲学,“从游者众”。

      绍兴五年(1135),郑厚进京应试,考上进士,离乡出外为官。郑樵仍以夹漈草堂和南峰书院、麦斜书院等为主要教学阵地,讲学、读书,分门别类研究、著述,并游历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读。他的声名很快盛传开来。当朝名臣李纲、韩世忠、张浚、赵鼎等人都很器重,推荐他出来做官,但他都谢绝了。后来,他又到福、温之间,从事授徒讲学活动。他不但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而且学术研究成果日益丰厚,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赴任同安时也曾慕名特地前往夹山拜会他。

      据考证,郑樵一生著作达57种,其中33种,计537 卷,另有24种,无卷数。业界评价,他七百多万字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部通史巨制。晚年  时,他曾不远千里,多次负籍步行到京城临安,把自己的著述献给朝廷。高宗皇帝非常高兴,接见了他,赞扬他敷陈古学,自成一家,并授予迪功郎、枢密院编修。为了继续著述,他授编修后,仍回乡讲学著书。五十九岁时,这位杰出的教育家、伟大的史学家逝世。

      《通志》很有特点,从史学思想上看,一是主张会通,以通史来会通历代史事。二是提倡实学,反对空言著述。三是反对任意褒贬。因此,该著述能传于世,千年传颂。

      后代对郑樵和《通志》的评价,虽也有贬斥的,但总的说还是肯定的。清大学者、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四《释通》中评价《通志》一书时说,“卓识明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人不能出其规范。”“终为不朽之业矣。”民国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也评价说:“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之一慧星焉”。当今著名学者顾颉刚和白寿彝、吴怀祺先生在自己的专著中都给予高度的评价,誉他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八大史学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作为宋代史学家的朱熹和李焘。

      《通志》这一鸿篇巨著产生后,其体系和编纂方法对中国通史体史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乾隆五十年(1785),清朝廷主持修撰续《通志》640卷,体例与《通志》大体相同,也分本纪、列传、二十略等几部分,只缺少世家、年谱。全书内容与郑樵《通志》相衔接,“纪传”从唐初到元末,“二十略”从五代到明末。以后,清朝廷还修成  《清通志》126卷,内容自清初到乾隆年。

      吴怀祺教授评说,郑樵最重要的功绩是恢复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郑樵的人生追求,他的史德和史识,以及史才也影响了史学界和莆田人。宋明两代,莆田人修史修志蔚然成风。南宋,继郑樵之后,莆田人陈均编纂了《九朝编年备要》30卷、《皇朝编年纲目举要》二书传世。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又出版已整合并点校的陈均撰写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一书上下两册。

      郑樵不但自己长期从事讲学、研究、著述,在他的带头、鼓励、影响和传承下,周围还形成一个学者群,即夹漈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的一生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有的既从事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又兼著述。在夹漈学派中,郑厚、丘铎、杨兴宗、郑侨、李纯甫、郑翁归、郑寅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反映这一学派的治学特色和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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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厚(1100-1160),是夹漈学派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郑樵的重要成员。他是郑樵堂兄,字景韦,一字景堂,又字叔友,又称溪东先生,兴化县人。他与郑樵是同时代的人,俩人从小志趣相投,一起读书。他少年起就聪颖好  学,“四岁闻人读书能默记,七八岁通解经旨”。 “稍长,下笔成章,援引古今”,“士子惟通一经”,他却“独兼其五”。 他从太学回乡后,创办溪东草堂,招收学生授 业。后又与郑樵一起创办书院讲学,“四方从游者云集”。

      绍兴五年(1135),35岁的郑厚前往京城应试,考中进士,授左从事郎。不久,到泉州担任观察推官,后到广南东路,任茶盐司干办。他性格刚直,不事权贵,“因忤秦桧罢”。秦桧死后,才又被起用,担任昭信军节度判官。不久,以承事郎知湘乡县,后卒于官所,享年61岁。郑厚一生从教,从政,又从文。他从政,不得志,抱负不能施展。从教,培养人才,成就很大。从文,一生未放弃学术研究和著述。他在广南东路任上,著有《艺圃折衷》。后来又著有《存古易》以及《湘乡文集》20卷、《诗杂说》数十卷,并与郑樵合著《六经图辨》、《二郑诗集》。林光朝评他“先生文律如石鼓泥蟠,前者不及识。先生道真如山泽野火,后来不久见。”

      夹漈学派中另一位成员丘铎,浙江永嘉人,进士出   身。他于高宗绍兴十年至十四年任兴化县知县,与郑樵结成挚友。他在职期间,为官一任,造福地方,十分支持好友郑樵的事业。他爱民好士的品格传扬千古,在兴化留有《使华桥记》。

      夹漈学派成员之一杨兴宗,字似之,福宁州长溪人, “少师郑夹漈”。郑樵在福、温一带长溪等地授徒讲学,杨兴宗一直“从之游”,并受他极大的影响,成为郑樵高弟。绍兴三十年,他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笫,走上仕途道路。孝宗初,先授铅山县主簿,后为武学博士。干道四年后,先后担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以及处州、温州、严州知州。淳熙十一年,调任荆湖南路提举常平。他追随郑樵,“从之游”。他曾说,要得一书藏石室,为缘新说自金陵。他也著述颇丰。

      在夹漈学派中,郑侨也是重要成员。他无论从政,或是为文,都是成功的。他是郑樵和郑厚的堂侄,父亲郑禧,赠太师祁国公。郑侨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受到俩位堂叔的深刻影响,后来考中状元,先后在多地任职。他为官清正廉洁,颇有政声。他在政事之暇,又从文、读书,著述成果颇为丰富,著有《奉使执礼录》、《历官表》多卷,又有《奏议遗文》50卷以及《西垣词稿》10卷、《书衡》3篇、《锦机诗话》传世。

      郑樵之子郑翁归,也是夹漈学派成员之一。 8岁时,他父亲去世。他继承其父遗志,刻苦读书,无意科举,专意学术。他酷爱书籍,继续访求遗书,是兴化军著名的藏书家。郑樵晚年“立祠于学,且以学职延致子翁归。”他也授徒讲学,研究学问,著有《夹漈家传》1卷。这是兴化古代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郑寅,字子敬,一字承敬,号肯亭,宋兴化县人。他是郑侨第二个儿子, “以父荫补官”。他一生刻苦读书,在军城兴化建衍极堂,藏书数万卷。后人将此地称为书仓巷。他著有《通志考误》、《通志大旨》、《中兴纶言  集》28卷、《书目》7卷,《文集》15卷、《包蒙》7卷、 《衍极》5篇、《衍极记载》3篇。他编撰的《郑氏书目》,分体例为经、史、子、艺、方伎、文、类七录,为唐以后七分法之惟一者。明代莆田人、侍郎郑岳在《莆阳文献》中评说,“其类例乃祖述郑樵通志校雠,改集类为文录,并礼类、乐类、小学类入经录,并天文类、五行类、医方类入方伎录,均颇具创见”。他还组织人刻书,有《周益公集》传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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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泉学派是以南宋兴化军莆田县黄石“红泉宫”(红泉书院)的“红泉”作为学派名称的,创始人是林光朝。林光朝曾在临安师事“二程”(程颐、程颢)嫡传弟子尹,又从陆子正游学,接受二程理学。红泉学派的主要传承人是客居兴化的林亦之和再传弟子陈藻等学者。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在二程理学升华和发展为朱熹理学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林光朝离开乃师陆子正回到兴化军莆田县后,与族叔林国钧一起创办并主持红泉书院,在书院的教学中,他积极传播已经式微的二程理学。《宋元学案》卷17《艾轩学案·序录》说:“艾轩之学,别为源流。”事实上,红泉学派自林光朝起,门人一代又一代师承延续下来,达一百五十多年之久,直至南宋灭亡为止。它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学术思想。应该说,他们所创立的红泉学派,是南宋期间最早形成的理学派别。

      当时,我国北方为金国贵族占领,二程理学发源地洛阳也沦入金人之手。理学在北方遭到严重摧残。在南方,二程理学刚刚开始传入,未形成气候。因此,《宋史》评说,“南渡后,以尹、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

      林光朝(1114-1178),字谦之,号艾轩。学者称他 “艾轩先生”、“南夫子”。他是莆田县人,少年时好学知书,师事进士出身、博通经史的林霆,又和郑樵、方翥结为好朋友,名动乡里。林光朝从绍兴五年(1135)起,二次入京参加科考,都名落孙山。他落第后,拜理学家程  颢和程颐嫡传弟子陆子正为师,还“从陆子正游而得洛  学”,“通六经,贯百氏”,人们称为“理学大儒”。

      林光朝后来又在青山创办松隐岩学堂,在五侯山创办蒲弄草堂。他在红泉书院、松隐岩学堂、蒲弄草堂等书院担任主讲,还到福清县讲学,长期坚持学术研究。他还聘请绍兴八年进士方翥等为讲师。

      林光朝主持书院,讲学以六经为主,以传播理学为重要教学内容,强调教师以身作则,注重道德修养。他继承先师“学者以学为人”的育人思想,“教人以身为律以道德为权舆(起始),不专习词章为进取计。”同时代人、任过宰相的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评说:“先生学通六经,旁通百氏。早游上庠。已而思亲还里,开门教授,四方之抠衣从学者,岁率数百人,其取巍科、登显仕者甚众。”朱熹年青时,曾慕名来到红泉书院,聆听林光朝讲学,受到很大启发。朱熹称赞林光朝讲课的内容丰富,很有兴味。林光朝主持红泉等书院,成绩很大。著名的学生有莆田县的刘夙、刘朔俩兄弟以及黄刍、陈士楚,仙游县的林肃,长溪的杨兴宗。他们都先后考中进士,步入官  场。还有莆田县的卓先、林恂如,福清县的林亦之、魏几、林阿盥,仙游县的傅蒙也都是佼佼者。

      他主持书院讲学时间长达30年,陈俊卿曾评说“莆虽小邑,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林先生实作成之也。”

      同乡后辈刘克庄赞扬他是“干淳间大儒,国人师之”。又评论说,“隆(兴)干(道)间,南方学者皆师艾轩,先生席下生常数百人,去而贵显者相望。”“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

      林光朝这位教育家、南夫子、南宋理学的先驱、著名的理学家、红泉学派的旗帜,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过程  中,虽然像孔子一样,述而不作,但后人还是将他的讲课内容整理成《艾轩集》一书以及《易解》、《论语解》、《诗书语录》20卷、《奏札》20卷,传于后世。

      隆兴元年,年过五十的林光朝离开莆田,再次入京应试,考中进士,走上从政的道路,官至国子监祭酒、侍  郎。他为官后,继续践行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政绩显著,受到为官地人们的好评。

      林光朝离开莆田从政为官后,他的高足林亦之继续主持红泉书院。他极力发扬乃师林光朝提倡的传统。林亦之故去之后,林光朝再传弟子陈藻接班,又继承先师办学的传统。陈藻病逝后,红泉书院接力棒又传至田继之。

      在红泉书院传学的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方翥。方翥(1120-?),字次云,莆田县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藏书家。他少聪颖,过目不忘,下笔有神。绍兴八年进士及第后,被派往闽清县任县尉,未及一年就辞官回乡,隐居,读书,治学,与林光朝、郑樵结为至交。他受聘在红泉书院讲学,培养学生,治学著述。绍兴三十二年,他再次出仕,任秘书省正字,隆兴元年罢官回乡。他学识渊博,精研理学,朱熹赞赏有加。他还是位诗人,著有《麟堂诗  集》30卷,存诗33首。

      林亦之(1136-1185),福清县人,字学可,号月渔,是林光朝高弟、第一代传人。他一生为布衣,42岁时病逝,赠迪功郎。后来,他的学生整理他的著述,编为《论语精解》10卷、《通鉴纲目》20卷、《毛诗庄子解》12卷、网山集10卷。刘克庄评述他的著作,“网山论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陵之髓,其律诗高妙者绝类唐人,疑老师当避其锋。”

      值得重墨一提的是,林光朝培养出刘夙和刘朔俩兄  弟,其孙辈刘克庄乃是与辛弃疾、陆游并称的诗词大家。

      刘夙(1124-1171),字宾之,莆田县人。与其弟刘朔俩人皆 “师事艾轩而得其传,” 时称莆阳“二刘”。绍兴二十一年(1151) ,入京应试,考中进士。历官司户参军、教授、贡院考官、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官、湖北帅参  等,并长时间担任衢州、温州等地知府。他为官,尽忠尽职;为文,在理学、史学研究方面和文学创作上都有建  树,一生著有《春秋解义》、《注汉书》、《续博古篇》、《史记正误》2卷、《奏议》1卷。

      刘朔(1127-1170 ) ,字复之,莆田县人。少喜《易》,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历官温州司户、福清知县、秘书省正字、福建安抚司参议官。著有《易占》、《图书注》、《唐书注》、《春秋纪年图》、《春秋比事》20卷、《二刘遗集》10卷。

      以林光朝等为代表的红泉学派是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它在学术方面特色是很鲜明的。其一是,红泉学派虽为一个地域性学派,但它的内容却相当丰富,主要有哲学思想方面,理学传承和弘扬方面,诗词创作方面,刻书和藏书方面,培养人才方面。其二是,林光朝和他的同事、学生们为二程理学在中国东南部地区传播做出杰出的贡献。宋濂曾说,“濂洛中微,考亭未兴,艾轩林公光朝独倡道莆阳,从者如归市。红泉、东井之学乃闻于天下。网山林公亦之,实绍艾轩之传。网山之后,乐轩陈公藻又起而继之;乐轩家长乐,网山居福清,咸来讲学东井,而风声所被,气泽所薰,人皆有邹鲁之行。”其三是,学派所属学者相互间亦师亦友,这一师承关系延续五代,林光朝、林亦之、陈藻、林希逸、田继之等五代人先后在红泉书院等地讲学、从事学术研究,时间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终南宋一朝。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他们中同一代人,既是师徒又是友朋关系,如林光朝、方翥之间,黄刍与刘夙兄弟之间关系都十分密切,文人相亲,可为后人楷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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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湖,又称玉湖、阔口村,位于兴化军城近郊,居兴化平原腹地,木兰溪横穿其间,该地又是军城通达莆田县沿海地区的必经之处。宋代,这里是兴化军最重要的出海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止点,水陆交通十分便捷,经济相当繁华,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南宋时,这里曾走出去一批进士,其中有一位状元和一位榜眼,还产生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即仰止学派。

      仰止学派能够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仰止堂,或者说仰止书院基础上产生的,并与朱熹及其理学直接发生关系。仰止堂是陈俊卿于南宋初在白湖创办的。陈俊卿于高宗绍兴八年考中榜眼,入朝为官,仕途顺畅,官至宰相。他很重视教育,在家乡白湖创办仰止堂,支持第四个儿子陈宓主持仰止堂教学工作。陈俊卿好友朱熹对仰止堂情有独钟,曾三次到白湖,指导仰止堂的教学与研究,并在仰止堂讲学。陈宓亲自制定了《仰止堂规约》、《仰止堂乡约》,并力邀请朱熹高弟、名师潘柄和自己一起讲诵其间。因此,仰止堂成为仰止学派产生的主要阵地。

      朱熹这位著名的大理学家、大教育家曾培养出四百四十二名高材生,其中兴化军学子,包括从仰止堂走出去的学子,共二十五人。朱熹理学传人之一、得意学生陈宓,就是仰止堂的实际主持人。仰止堂在朱熹关怀和指导下,是南宋时期办得较好的一座书院,其中的学人佼佼者大都成为仰止学派的骨干分子。

      陈宓(1171-1230),字师复,人们称“复斋先生”,莆田县白湖人,陈俊卿第四子。他少年时拜自己父亲陈俊卿的好友朱熹为师, 后来又跟随朱熹嫡传弟子黄干学习理学,仰止堂创办后,他担任主讲。

      仰止堂办学很有特色,在教学中经常组织自由讨论。那时,陈宓经常约请潘柄、黄绩等十多人,每十天聚会一  次,举行会讲、辩论、交流。这一制度坚持多年,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官员和学者,一些人因之成为仰止学派骨干。其中重要代表人物有潘柄以及黄绩、傅诚、黄仲元、郑献翁等人。

      宁宗庆元元年(1195) ,宰相韩胄大兴“党禁”, 把朱熹和他的理学打成“逆党伪学”。“逆党伪学”之禁兴起后,朱熹理学被打成伪学,遭到严重打击,朱熹等理学家遭迫害,他们办的书院也受到了牵连。在这一处境  下,远在兴化的黄干、陈宓、潘柄,仍顶着风浪继续讲  学,宣传朱熹理学。

      庆元三年(1210),陈宓三十九岁,以荫补为官,任南安盐税。陈宓离开兴化后,黄绩接班,继续主持仰止堂的教学与研究,并创办了东湖书堂。他去世后,他的儿子黄仲元继承父志,坚持办学,直至宋亡。

      嘉定元年(1208),韩胄死,三年(1210),陈宓知安溪县,数年后调入京城,入监进奏院、军器监簿。嘉定九年,他因“建言忤史弥远”,又被派到江西南康军任知军。嘉定二年(1202),“学禁”稍为松驰,史称“嘉定更化”。那时,理学仍是消沉之际,陈宓一到南康军任知军,就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举起朱熹理学的旗帜,团结散落江西、福建等地的朱门弟子,坚持会讲,捍卫和发展朱熹理学。

      朱熹知南康军时,曾重修白鹿洞书院,并在白鹿洞书院讲过学。陈宓到南康军后,就与朱熹得意门生黄干、李燔盘桓山间,仰其师旧迹。他们以白鹿洞书院为学术阵  地,继续组织讲学,还恢复会讲,开展学术活动。他自己积极耕耘,亲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陈宓还约请、带领学有所成的同学即朱门后学到白鹿洞书院游学,和当地的“白鹿薪传”骨干、朱熹门生周舜弼等在白鹿洞书院举行会  讲,切磋交流,广播学术氛围,捍卫朱熹学派。他后来回忆说:“同游江西张琚、罗思、姚鹿卿;闽张绍燕、潘  柄;郡人李燔、胡泳、缪惟一会讲洞学毕,相与歌文公之赋。”他坚持研究、宣传朱子理学,不但传承学派思想,而且很好地张大朱学。

      嘉定十五年(1222),陈宓任满,被派到南剑州,担任知州。在职期间,他在九峰山创办延平书院,“延明儒主教事”,即聘朱子门人蔡念成(元思)任山长,请李燔定学规,并购买学田,以赡生徒,又在书院崇祀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十七年,他知漳州。宝庆二年,提点广东刑狱。未上,改为主管崇禧观。绍定三年,逝  世,享年六十,赠龙图阁学士。

      陈宓受到朱熹的深远影响,承袭了朱熹的思想和方  法,长期教书育人,以后从政为官,仍然支持书院工作,或创办新的书院,亲自到书院讲学。他著述丰富,著有  《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抄读》、《读通鉴纲目》、《唐史赘疣》等,现存《陈宓文集》23卷。

      在仰止学派中,潘柄的影响也甚大。潘柄,字山瓜,福州府淮安县(今闽侯)人,人称“瓜山先生”。他是朱熹的得意学生,陈宓的好友。他曾和陈宓一起在仰止堂讲学,又一同到江西白鹿洞书院传学,不遗余力宣扬朱熹理学。据《宋元学案》卷69介绍,他“年十六即有志于道,往事朱子于武夷,朱子以所学授之” 。他著有《易解》、《尚书 解》等。

      喻峙,字景山,号大飞,仙游县人。他也是陈宓好友,仰止学派中人。绍定五年(1232) ,特奏名进士。他无意仕进,专意办学和学术,回到仙游,学习陈宓,构筑书  堂,自镌“大飞书院”, 收徒讲学,培养人才,研究学问。

      黄绩(1196-1266),莆田县人,黄滔后裔,仰止学派第二代主要传人,其兄黄缜进士出身。黄绩“少凝重”,“稍长,力学”,立志求道,曾放弃举子业,到淮浙一带游历,访友拜师,中年时返回故里兴化。他仰慕陈宓、潘柄俩位理学家,“遂师事之”。陈宓、潘柄离开兴化军莆田县后,继承陈宓办学、治学精神,与同志十余人集陈氏仰止,继续“旬日一讲”,切磋研究学问。同时与同门友人集资在望仙门外构筑东湖书堂,继续授徒讲学。他还受知军杨栋聘请,兼任涵江书院山长。黄绩终身为布衣,从事教学和研究三十年,不但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而且著述等身,留有《四书遗说》、《近思录义类》、《义类读  略》、《续新略》、《传习问答略》等。黄绩一生“确守师训”,刘克庄很敬重他,称他为“畏友”。后人对他评价很高。

      仰止学派第三代传人是黄仲元。他是黄绩的第二个儿子,字善甫,自号四如,莆田县人,生于绍定四年(1231) 。 他以父为师,“刻志读濂洛关闽之书”,又攻读陈宓、潘柄之书,读书治学范围比较广泛,且持之以恒。咸淳七年(1271),他入京应试,考中进士,廷对时,因直言得罪当时的宰相,被派到瑞安府任职,不久回乡。陈文龙延聘他到祠堂讲学,一月二讲,为学者师。以后,他自己创办东里学堂,继承父亲遗志,以仰止堂为榜样,聚徒讲学。他谢绝陆秀夫等人荐举,不出去做官,终生讲学治学,推广先志,宣传理学,培养人才。南宋灭亡后,他坚持民族气节,不仕元,不与元朝廷合作。他更名黄渊,字天叟,别号韵乡声翁,继续潜心著述。元皇庆元年(1312),黄仲元去世,享年82岁。

      黄仲元一生“刻志父师之学,白首不忘”,做了该做的事,也留下《四如讲稿》、《经史辨异》、《杌集》、《学记》、《农谈》、《春秋说》等不少著述,被誉为理学名儒。清《四库全书总目》评《四如讲稿》说,“今观是书所讲,实兼及诸经,不止四书。其说多说朱子之绪  论,然亦时出新义,发前儒所未发。”可见其既有继承,还有创新。

      仰止学派学者,在仰止堂也好,在东湖书堂也好,都存在师承关系,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除了学派创始人陈宓外,重要代表人物在学术渊源上都受朱熹理学的影响,都以陈宓为师,尽管他们有的没有在仰止堂讲学,但都坚持仰止堂规约,积极宣扬学派思想。

      与夹漈学派和红泉学派比较起来,仰止学派形成的时间略迟些,但也延续至南宋灭亡。虽然这一学派学者流动性大,在福建和江西两省多座书院教学与研究,但相互之间仍存在着师承与友朋关系,都是宣传和捍卫朱熹理学的,虽说是一个地域学派,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全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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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莆田产生的三大学派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

      (本专题图片来自郑通及本报资料库。)转载《莆田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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