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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七, 炒糖豆

      七月七,炒糖豆。这不是一首童谣,但一到七夕,我的耳畔总有稚嫩的童音在哼唱着这样的歌。

      在我们乡下,有一些节日月份和日子数字是一样的,日月成双,就是吉祥的。三月三,出门踏青;五月五,是端午节,煮些雄黄蛋;九月九,是重阳节,登高望远。七月七,我们这里不叫“乞巧节”,原汁原味地就叫它“七月七”。

      乡人是从晋代始从中原地区搬迁过来的,这么多年还保存着古代的习俗,只是有些节日随时代发展淡化了,如三月三和九月九。但五月五和七月七一定要过的。七月七的前几日,要给今年有丧事的亲戚送黄豆表示祭悼,乡人简称为“送豆”。我曾向老人们请教这个习俗的由来,但没人知道答案,他们都说,古货(本地话,古人)就是那么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代代相传的送豆习俗,传播的是孝道,很有孔子说的“慎终追远”之意。

      小时候,我也曾问过老祖母,为什么七月七要炒糖豆呢。祖母说,那是牛郎织女七月七要在天上相会,大家炒糖豆,声音大,王母娘娘就不会发现他们了。我惊讶地说:声音这么大,还不把王母娘娘惊到?祖母想想也有道理,最会只能这么回答:古货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这些孩子可不管七月七的来历,七夕快到了,我们的兴奋点都转移到爆米花。七月七的前几天,消失已久的爆米花师傅一定挑着黑黝黝的爆米花筒出现在村里,架起红泥小火炉,拉动黝黑的风箱,风呼呼地托起火苗,火苗伸出几条舌头,舔着铁制的爆米花筒,这个像炸弹一样的铁筒滚动着我们能馋出口水的眼神。等筒里的温度和我们的盼望都达到极点时,爆米花师傅张开一个同样颜色黝黑的大麻袋,套在铁筒口,拿出铁锤,往筒口的阀门一敲,一阵特有的爆米花的香气就在村里“炸响”了。我们爆米花用的是自家农田“特供”的有机肥大米,无农药残留,无污染。大米爆破后,开出一朵朵蓝花印布上那种细碎的花,白白的,边缘略带金黄。这是儿时的乡下,大米也能开花。爆好的米花要留着七月七炒糖豆,母亲都会抓一把爆米花给我们先吃,有时慷慨地给了一杯。因为珍贵,所以我们特别珍惜,我们吃爆米花不像后来那样随便捏一把放进嘴里,囫囵吞枣,我们一般都是一粒一粒地吃。先用舌头卷入,然后送至牙上轻嚼,最后和着舌尖上涌出的唾沫咽下,这样,一种特有的香味和甜味一直在齿颊上流芳到现在。

      七月七的那天,母亲要早起,拿一些黄豆淘洗后,浸泡在清水里。没这道工序,黄豆太硬;浸泡太久,黄豆又太软,嚼劲不足;乡下的母亲总是做得恰到好处。七月七的中午一般要吃一顿炒面,然后把铁锅刷净,准备炒糖豆。有时还要刮净锅底的草木灰,于是村庄里到处呼应用锄头尖与铁锅摩擦的聒耳声响。那时家家都用柴火灶,炒糖豆一般要用劈成一爿爿的木柴,烧蔗叶或花生藤火焰不稳定,炒糖豆容易烧焦或夹生。老祖母在灶下生火,母亲在灶台边挥铲,我们这些小孩子流着口水围观。先小火慢火炒黄豆,火势太猛,容易让黄豆外焦里嫩,有一股焦糊味儿。等黄豆均匀受热后,添柴加火。炒了一小会儿后,要加入花生。花生也是自己农田“特供”的,我们一个个地剥壳,放烈日下晒干。花生容易熟,要等黄豆炒三成熟后再放。这时母亲挥动的动作更轻,如果手重了,花生仁的皮就脱落了,会烧焦,且花生也会分瓣碎裂。黄豆和花生在热火的烘烤下,偶尔会炸裂,发出细微的喊痛声,在我们听来,却是动听的音乐。

      黄豆花生炒熟后,未燃尽的木柴要退出灶膛。锅里放入爆米花,要马上加糖,锅的余热足够融化糖。炒糖豆,要放红糖,一是色彩搭配好看,二是乡人认为红糖更能补养身体。高档的白砂糖粘性不够,很难把三种食物融为一体。红糖一般是农家小作坊用“蔗模”碾压和熬制的,不加入任何添加剂。红糖融化后再凝结,炒糖豆就制成了,剩下的任务交给我们的虎牙。

      那时的小孩子都会用纸折叠一个船型的纸盒,用以装炒糖豆。这装满炒糖豆的船,从我们的手上开始驶行,抵达我们嘴巴的港湾,有一部分香气挤向鼻孔的通道,一部分在齿颊处徘徊不去,还有一部分在舌尖的甲板上继续前行,通过喉管和食道的远洋航线,进入我们的胃部。这一艘艘特殊的纸船,在经过生活的大风大浪后,仍然稳健地劈波扬浪,航行到到处都是玉盘珍馐的现在。

      现在生活好了,食物也丰富了,街上的葱饼摊也少了,偶尔看见一个,蹲在街角,像一个落寞的老人。我有时也买几个,但没有了儿时的生活环境,我也品味不出当时的美妙感觉。有一些感觉会随岁月而流逝,很难再找回了,这也是远离乡村的我们有时会突然涌起乡愁的原因之一。王清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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