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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化县的兴与废

      兴化县是宋代兴化军属县之一。虽为岩邑小县,却以其人文兴盛,豪俊颖异,与莆仙二县并驾齐驱,而有“山中邹鲁”之誉,立县达470余年。

      一、兴化县的设置

      兴化县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置,距莆田县置县411年。其背景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仙游县游洋人林居裔,迫于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聚众起义,自号“西平王”,拥有十万之众,兵临泉州城下。宋廷平定事变之后,太宗诏有司曰:“尝览《泉福图志》,睹游洋界于两郡,地多险阻,民或未信,必谨择其人往    (治理)之,俾化而迁善也。”诏即游洋镇加以百丈镇共六里,及析泉州莆田二里,与仙游来苏里,福州永福县永泰里,与福清县清源里总一十四里,置兴化县,治兴泰里(今仙游游洋镇)。仍即其地建太平军,改兴化军以领之。五年,以泉州之莆田、仙游二县来属,始正体统,齐于列郡。军治在游洋,而县为附郭。

      由上可见,兴化县和兴化军的设置,直接缘于林居裔事件,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的政治措施,既为以德化民之深意,亦有强化军事管理的用心,可谓双管齐下。

      就莆田的历史文化而言,“兴化”二字即始于此,一直沿用至今,并广泛使用。兴化军所确立的郡一级体制始成,周瑛谓之“始正体统,齐于列郡。”其后,所辖地域大体稳定,千年不变。

      考史志,对兴化县、兴化军的设置时间、名称和次序,记载不尽一致。

      关于置县时间。《兴化府志》、《游洋志》、《闽书》与新编《莆田市志》、《莆田县志》、《仙游县志》等,均为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置兴化县。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谓太平兴国五年置县。

      关于置县建军次序。《兴化府志》云:“(宋太平兴国四年)诏即游洋镇加以百丈镇共六里,及析泉州莆田二里,与仙游东苏里,福州永福县永泰里,与福清县清元里,而以清元分东西中三里,总一十四里,置兴化县,治兴泰里。仍即其地建太平军,改兴化军以领之。”认为先置县后建军。

      明周华《游洋志》云:“四年已卯(979年),诏永泰、福唐、合游洋、百丈二镇,置太平军,寻改为兴化县,在兴泰里万山之中,即以司农卿段鹏宰焉。”何乔远《闽书》云:“兴化故县。在兴泰里万山中。(宋太平兴国)四年,诏以游洋、百丈二镇置太平军,寻改为兴化县,开军治于此。”均持先置县次建军说。《大清一统志》云:“宋太平兴国四年,析泉州地,置太平军,寻改曰兴化军。置兴化县为军治。”莆田旧志亦从其说。新编莆田市、县志均沿袭之。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云:“太平兴国四年,析泉州蒲田县游洋、百丈二镇,置太平军,寻改兴化军。”“县三:太平兴国四年,以泉州莆田、仙游二县隶军,又析莆田县置兴化县。”(卷九)则持先建军后置县说。王存,江苏丹阳人,庆历进士,累官户部尚书。

      关于置县名称。诸家均为“兴化县”。《莆田市志·大事记》则云:“置兴安县(旋改兴化县)。”新编《仙游县志》云:“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廷下诏,划仙游县游洋镇(今游洋、石苍、象溪一带)、莆田县百丈镇、永福县(今永泰县)陈山头及福唐县(今福清县)    头、百丈岭、下庐一带山区设兴安县。县治设在游洋(古邑),并在此建太平军领之,不久分别改称兴化县、兴化军。”

      关于太平军改兴化军时间。宋李俊甫《莆阳比事》谓,太平兴国四年“置太平军,治兴化县,寻改兴化军。”明周华《游洋志》云:“四年已卯,置太平军,寻改为兴化(军),县在兴泰里万山之中,即公司农寺丞段鹏宰焉。”其《宦迹表》云:“段鹏。京兆人。太平兴国四年,以司农寺丞来宰斯邑。”皆谓太平兴国四年。《莆田市志·大事记》则谓“太平兴国五年,改太平军为兴化军。”《莆田史话》亦谓“第二年(即五年),太平军改称兴化军”。周瑛《兴化府志》亦称:“宋太平兴国四年,以置兴化县,治兴泰里。仍即其地建太平军,改兴化军以领之。其《府官年表》载:“已卯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初置兴化县,寻建兴化军以领之。治游洋镇。”

      关于莆仙二县来属兴化军时间。《莆阳比事》云:”莆有三邑。莆郡初置,领县一曰兴化(原注:今县治即旧军治)。迨太平兴国五年,始以莆田、仙游二邑来属(原注:按,《国朝会要》、《九域志》、《清源县志》皆云四年,以初行户口言之)周瑛《兴化府志》云:“五年,以泉州之莆田、仙游二县未属,始正体统,齐于列郡。”黄仲昭《八闽通志·地理》云:“五年,始以莆田、仙游二县隶属(原注:《宋会要》云‘四年’未详)领县凡三。”《游洋志》云:”次年(即五年),始以泉之莆田、仙游来归,鼎立而三。“新编莆田市、县志,皆谓五年莆、仙二县来属。

      上述记载的年份差异,尚须进一步考证辨析之。

      二、山中邹鲁

      兴化县地处万山之中,环邑皆山,山灵水秀。文笔峰高插云汉,修如卓笔,为一邑之主宰。

      所隶疆域,东抵福唐(今福清),西接仙游,南界莆田,北跨永泰。东西相距160里,南北相距50里,周围265里。

      据《兴化府志》载,明洪武初年,全县有官民田、地、山2639顷,约为全府15232顷的   %;军民等户3560户,约为全府64241户的5.6%,以户均512计,约有1.78万余人。

      兴化县虽为岩邑小县,却以其人文兴盛,豪俊颖异,与莆仙二县并驾齐驱,宋代文物几甲八闽,被誉称“山中邹鲁”。

      据《游洋志·人物》记载,唐代有进士郑积(贞观六年[632]进士,历官金紫光禄大夫、侍御史兼右散骑常侍),郑方迕(乾封三年[668年]进士),历官殿中丞、上骑都尉),郑郎(先天二年[712年]进士,历官殿中侍御史),郑璩(乾元元年[758年]进士,历官侍讲,兼光禄勋),史宾(龙塑二年[662年]进士,历官司空,封楚国公),金鲤(武德二年[619年]进士,累官至司徒、吴国公),詹万钟(龙塑二年进士,历官剑南副使,白金(龙塑二年进士,官至荆州道御史)等。其中郑积、郑方迕、郑郎、郑璩为祖孙四代登第。

      有宋一代,更是人才辈出。据《游洋志·宋进士表》载,自太平兴国五年,薛峦首登进士第后,金榜题名者达90人,郑侨、薛奕荣获文、武状元。又有诸科4人,特奏名37人,宏词科1人,童子科4人,恩赐进士1人,释褐2人。《游洋志》论曰:“游洋蕞尔小邑,然山灵水秀,毓为真林,而豪俊颖异之士类不乏人。故大廷首对策者郑侨,礼闱擢上魁者郑厚,九占经魁中九虚之等者郑廷芳,太学第一升上舍之上者薛元鼎;甲第抢名,则陈铸、薛利和、方亚夫、林闶、陈起宗;四联同芳,则方氏叔侄原道、安道、公衮、次皋;其声闻流传者,不可悉纪。昔人谓游洋多名士,岂不信哉!”遂有“瑞云山下出三元”、“四桂联题”、“四童应选”等佳话。

      宋代兴化县为何弦歌不辍,人文兴盛?这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这里仅指出以下两点:

      一是大姓的引领作用。《游洋志·大姓表》论曰:“游洋自五代先,然犹蛇踪   迹,未隶中原文献之风。天命入唐,则胡马去不嘶,乃称次第归华哉,始有大姓占居其地。迨王氏(审知)自光州固始入闽,而一时仕宗宦族,率从而南,则大姓大都纵横矣。地因人名,人附地显,命世宗儒,冠时显吏,游洋特甲焉。”道出南迁来居的诸家大姓,嫁接中原文献之风,引领民俗社风的决定性作用。

      该表列举郑、薛、方、陈、林、黄、董、谢、吴、罗、萧、蔡等十二大姓的迁居概况及其显迹。《宋进士志》题名139人,绝大多数出于十二大姓家族。萧焕《兴化县兴废客问》云:“赵宋乘龙,文卿墨客不计百家,而最甲者,郑之‘二儒着世’,薛之‘三杰冠人’方之‘四桂联题’,陈之‘四童应选’。故弹丸黑子区,皆有地主,则县之兴也,兴以郁郁人文耳。”指出来居的中原衣冠家族,对以文兴县的巨大作用。这些大姓家庭,多以读书入仕为人生取向,人才辈出。在乡者亦知书达理,崇尚儒家礼义之本,对乡土的社风民俗起带动作用。

      《兴化县志·风俗志》云:“兴化为邑,僻在万山之中,舟车不通,民性质朴,多事稼穑,而习纤织。士君子敦礼好客,十室之中,必有忠信。圣人谓之:斯邑之民,食力不懈,弦歌不辍,地窄赋轻,可卧治。信近之矣。昔尝谓之山中邹鲁。”

      二是重教兴学。这本是中原大姓的传统与优势之处。梁陈间,郑氏三先生倡学南湖山。不久卜居于兴化县福兴里寻洋(亦作浔洋、浔阳)。其影响是不言而谕的。

      考旧志,私家书院有南峰书堂、夹    草堂、寿峰义斋等等,颇有影响。南峰书堂位于县南广业里南峰寺西麓。郑樵与弟郑    尝读书于此。寿峰义斋,在清源西里,为免费义学,南宋朝议大夫方泳与弟筑斋于此,以招徕四方贤士,岁不下五十余人。建阳人陈升之、江西德安人厦竦、泉州晋江人曾公亮,三人皆不远而至来学,后相继擢第。陈升之位跻上相,曾公亮官至副相,夏竦累官枢密使。

      夹    草堂为名儒郑樵讲学之所。《兴化县志》载,绍兴十九年(1149年),郑樵赴临安(杭州)献所着四十卷书,诏藏秘府之后,“复还草堂,益励所学,以毕其志。四方之士,从之者二百余人。”兴化县人文之兴盛,书堂、义斋的基础作用,功不可没也。

      总而言之,有宋一代兴化县的人文兴盛,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无疑是一县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它表明,即便是万山之中的蕞尔小邑,一旦敞怀容纳来自中原的先进文化,便可一改本土的落后面貌,出现“百族殷殷饶厚,故家诗书而户礼东”的繁荣景像,实现宋太宗教民从化迁善的初衷。颇为遗憾的是,尚未见史学界对“山中邹鲁”兴化县的探讨研究,其成因依然迷雾重重,期待新成果面世。

      三、兴化县的裁革

      历史的轨迹总是曲折的,兴化县历经有宋一代人文兴盛之后,未能像莆、仙二县那样,在朱明时期再现文化振兴,而是走向衰落,陷入“地僻民稀”、“财穷民散”的困境,而难以为继,以至于士民向朝廷自请裁革。

      对兴化县的裁革,需要探讨两个问题。

      一是兴化县裁革的时间及过程。

      史志对此记述不一。周瑛《兴化府志》云:“(明)正统九年,县人何诚(原注:彭志云,诚原名凤阳,育    县知县)请裁省本县,从之,十三年,乃并清元东、西、中、崇仁、安仁五里入广业里,属莆田;并浔阳、兴建、福兴、来苏四里入兴泰里,属仙游,而县随革。“黄仲昭《八闽通志》云:”(兴化府)正统十三年领县二。原注:先是,兴化县人何诚任直隶凤阳府虹县(今属安徽)知县,以其地僻民稀奏省之,至是省入莆田、仙游二县。”明确兴化县是正统九年由虹县(一作育    )知县、邑人何诚所提请。从其注文看,彭韶的《莆阳志》亦持此说。

      周华《游洋志·沿革》云:“(正统)十三年戊辰,以贡士萧敏之请,下诏裁革之。长乐、武化二乡之六里入于莆,永贵一乡之三里入于仙,盖经四百七十一年而废矣。”该志《撰述·杂文》全文刊载萧敏《裁革兴化县本》,及明英宗朱祁镇的《圣旨敕》。按,《游洋志》由兴化县人周华撰,作于兴化县裁革后。又刊载萧敏奏本及明英宗圣旨,故所纪当以为实。

      明何乔远《闽书》记载兴化府沿革云:“正统十三年,兴化县人虹县知县何诚、贡士萧敏,以其地僻民稀奏省之。于是领县:曰莆田,曰仙游。”该书成书于明万历后期,晚于周瑛弘治志约一百年。其说似乎是综合辨析《兴化府志》、《八闽通志》与《游洋志》的不同记载之后,一种貌似析中的说法。窃以为,萧敏率兴化县里老、社长赴阙奏请裁县,有奏本,有圣旨见证,属实无疑。但并不排斥虹县知识县、邑人何诚,是否亦尝独自奏请过裁县之事?仍需查证。

      二是兴化县裁革的缘由。

      《八闽通志》谓何诚“以其地僻民稀省之”。《闽书》同其说。《游洋志》则谓“正统间人民瘅疫,虎兕纵横”,“以贡士(官经历)萧敏之请,下诏裁革之。”而萧敏奏本更为具体详尽奏闻兴化县的实情。云:“顾天意困此一方民,总总黎庶,非罹虎狼之苦,则厄瘴疠之灾;非受饥寒之中,则遭盗贼之害;非速死亡之祸,则忧疾病之侵。若夫附邑,赤子遘凶尤甚,行者委尸于道路,居者聚骸于室内;富者棺枢暴露于风霜,贫者骨肉浮沉于川水;入其境则哀哭之声村村而在,登其堂则嗟吟之状人人皆然。于是豪大之族徙家而去千里之外,而所遗一二乡民,救死犹恐不赡,安能当公门之赋役,而与国家同休戚哉!”

      奏本云:“臣今谨以情状奏闻,臣以为置邑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值困苦之虞如此,则亦奚用此邑哉?伏惟圣明因民情以察意,而顺天意以慰民情,将兴化财穷民散之县,着该官查实而裁革之,则庶孽仅存之民,上不苦于诛求,下不困于动费,而一时得以高枕长卧矣。仍着本地居止百姓,赋税之供,三年尽行免追;差使之劳,三年尽行免役,庶深仁披于穷谷,而富室可以自存,贫民可以自济,死者魂有所安,生者食有所出,则蕞尔一区小邑之民,岂不含哺鼓腹,歌唐虞之再见哉?不然,县不革则役不止,则二三百姓其何堪焉!”

      从萧敏的奏本可以看到,鉴于兴化县黎民陷于虎狼、瘴疠、盗贼与公门赋役的深重灾难之中,正面临危急死亡之际。出自爱民之心而为民请命,以“财穷民散”为由,请求裁革兴化县。

      明英宗览奏本,“因民情以察意,而顺天意以慰民情”,下圣旨敕曰:“着该府守官,查得兴化县百姓果有此情否?如是的实,即将裁革。其民也,近莆田者附莆田,近仙游者附仙游;仍将轻赋省役,一如经历萧敏之议。”经过一系列行政程序后,遂于正统十三年?月,正式宣告将兴化县裁革,将清元东、西、中、崇仁、安仁五里划回莆田广业里;浔阳、兴建、福兴、来苏四里划回仙游兴泰里。曾经辉煌一代的兴化县从此消失,立县凡471年。

      倘若全面考察兴化县的历史与现状,可知裁革兴化县,并非偶然的事件,而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疏理裁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曰:万山僻地。

      兴化县地处万山之中,《游洋志》谓“环邑皆山也,莲花诸峰峙其前,石竹、双峦展其后,百丈盘旋而右顾,五奇逶迤而左蟠。”故《兴化府志》谓之“岩邑”。山高地险,交通阻塞,是其主要特征。对邑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乃至思维观念,都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兴化军暨县的设置,乃是朝廷应对游洋人林居裔起义,这一突发性事变的补救性措施而已,其立县条件之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为此,兴化军设立仅四年之后,就因福建转运使场克让之请,诏移军治于莆田,兴化县遂为支邑。元皇庆元年(1312年),县令以县境形势负山,地窄人稀,将县治移往居民辏集、地势坦夷的广业湘溪(今涵江区新县镇),俗称“新县”。军治和县治的迁离,反证其地僻民稀的区位劣势。

      二曰:动乱频仍。

      山地险要,往往成为盗贼与造反起义者之渊蔽。诚然,盗贼、流寇(如史志所谓“汀州寇”、“永福盗”)或起义者,不少有“官逼民返”的因素。即便是农民起义,仍不免给社会带来不安宁。由于兴化县无城可防,动乱的祸害在所不免。明永乐三年(1405年)三月,本县崇仁里居民林守武致辞集饥民起事。县令吴旭生认为:“饱则惧法,饥则玩法,大都民情也。”于是缟衣白冠,直探营寨劝说,以利害关系相告。林守武泣下,即日解甲而去,吴县令持五百金分赐之。

      尤其是元末,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引发的动乱,历时十年之久,给兴化地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地处深山的兴化县亦不能幸免。

      据黄仲昭《八闽通志》援引明邑人吴源《至正近记》记载,至正十九年(1359年),前兴化路总管安童,在兴化县龙纪寺起兵,而郡民随处屯结,欲与之抗,无肯附者。二十一年(1361年)九月,陈同(兴化路同知陈从仁之弟)姐夫柳伯顺占据兴化郡城自任通判。胡兴祖、上官惟达领兵穷追柳伯顺等至兴化县,“郡人遭其惨害,无一方免存。”

      明年三月,柳伯顺由永福潜兵陷兴化县,杀官吏,驱县民逼郡城,欲与陈同约定里外夹攻,未成,遂大败,“僵尸以千计”。六月,柳伯顺复驱兴化县民兵来攻,兵一交即大败,僵尸又以千计,自是遂不复出。莆田百年文物郡,自陈从仁、林德降作难,兵连不解,遂引异类肆其惨毒,前后戕杀二万余人,焚荡三四万家,虽已解仇罢兵,而陈同犹据仙游县,柳伯顺犹据兴化县。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十一月,泉州柯巫那遗其党白牌等,追至兴化县龙纪寺搜柳伯顺,无在者,遂肆杀掠回,聚其兵枫亭。二十六年(1366年),白牌等率兵攻陷兴化、仙游二县,“所至杀掠毒甚”。在这场持多年的内战中,兴化县不但惨遭蹂躏杀掠,又反复被驱为炮灰战死,遭受战乱双重灾难。

      三曰:虎患瘴疫。

      兴化县地旷人稀,深山老林,虎狼出没无常,公然伤人。瘴疫亦时有发生。《游洋志》谓:“(明)正统间,人民瘴疫,虎兕纵横。”元至元间,“民苦虎恶,或遭残害。”县令叶衡泣告神,群虎遁迹。“《莆田县志》载:”正统中,兴化县大疫,虎兕纵横,邑人经历敏奏革本县,从之。”又云:“天顺三年,北山虎食人,持杖群行亦不免。山中数月绝人迹”“成化八年,虎害复作。太守潘琴荐于城隍之神,募人捕之乃止。”

      《八闽通志》载:“天顺三年(1459年),城北依山诸村落虎为害,伤人畜以数百计,白昼数十人同行,亦有被伤者,山中数月几绝人迹。”“成化八年(1472年),虎复为害,伤人畜不减天顺三年之数。”据《兴化府莆田县志》,直至清康熙后期,“山中有虎患,多食童男女。”“豹子从城北门直进民家几案下。”足见虎患之猖獗。郡城之北山如此,万中山虎害之烈,可想而知。乃至来苏里高望山一带,有几名歹徒伪装“群虎”,拦路谋财害命,被过往武僧识破而击毙。

      瘴疫之害。《游洋志》载:宋贡士章京之侄女章士,嫁凤冲方大道。不幸家乘疫气,死亡已半。数日大道亦殁。章氏抚棺大哭,数月亦缢死。萍湖卓氏,一日阖家俱以疫死,三牲六畜亦如之。“瘴疫之灾猛于虎也。萧敏裁县奏本云:”总之黎庶,非罹虎狼之苦,则厄瘅疫之灾;非速死亡之祸,则忧疫病之侵。”“行者委尸于道路,居者聚骸于室内;富者棺柩暴露于风霜,贫者骨肉浮沉于川水;入其境,则哀哭之声村村而在;登其坐,则嗟吟之状人人皆然。”一片萧疏景像,读之哀叹不已。

      四曰:公门赋役。

      根《兴化府志》,宋兴化县征夏税1645贯,约占兴化军17712贯的 9.3%;秋税7527石,占兴化军73138石的10.3%。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征夏秋税钞259锭(1锭为100贯),秋粮米7458石,元代税赋无考。萧敏《裁革兴化县本》云:“公家赋役,又有苛横之苦,百姓日夜叹其不支,然亦付之无可奈何也。”明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公事不扰,百姓得以尽力于农亩,而税课之供逸如也。”至永乐间,百姓大量逃亡,“所遗一二乡民,救死犹恐不赡,安能当公门之赋役,而与国家同休戚哉!”请求将兴化县裁革之,对本地居民三年尽行免追赋税之供与差役之劳。“不然,县不革则役不已,则二三百姓其何堪焉!”由此可知,在乡居民所承担赋役之重,故将裁县视为减负的釜底抽薪之措。

      五曰:人民逃离。

      在上述几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人民生存难以为继,而大量出逃求生。

      据《兴化府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兴化县有军民户3560户,按户均五口计,约有1.78万人口。永乐时,“百姓亡命者,十已三四。”永乐七年,知县杨武以里图数少,请裁省县丞、主管之要员。景泰间,“兴化县凋耗,正统十三年奏革,其思存及三百户,归并莆、仙二县带管。”仅五十七年时间,人口存量不及洪武时十分之一。这就彻底丧失了立县的最基本条件,裁革在所必然。

      大姓的外迁,对兴化县的生存影响甚大。如曾有“六杰冠人”之誉的薛氏,明初因屡经灾瘴,遂徒往仙游枫亭。大批士族精英的迁离,势必造成文明的衰落。

      萧敏的族孙教谕萧焕曰:“兴化为邑,僻在万山之中,其兴也以礼乐诗书之盛,其废也以礼乐诗书之衰。县以兴也,兴以郁郁人文耳……然英雄卒自老,数十年无朱紫之士,人困于地薄,地衰于人谢,则县之废也,废以人文之去耳。”强调人文的盛衰,对兴化县兴废的决定性作用,触极其深层次的原因。

      然而尚不是问题的全部。应该看到,明中期以来,莆仙沿海、平原地区,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引发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这对于山区士族的生存方式,及其人生价值取向,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不可低估的。因此,还应从整个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思考兴化县废置的深层次原因。

      总而言之,兴化县的兴废是莆田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史志记载的差异,尚待学者进一步厘清;对其兴废的深层次原因,亦须史学界专题深入探究之。□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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