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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乱政祸国纵谈之一

      打击旧党 贬逐群贤

      蔡京以“绍述”的华丽外衣,迷惘宋徽宗,博得重用,于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升右相,半年后又任左相,由此独裁政柄。他深知“天下拭目所为”,故高举“绍述”之旗,以盗名欺世。蔡京登上相位之后,即为熙年、元丰的改革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并追封为舒王,借以标榜自己是王安石变法的继承者,货真价实的改革者。

      与此同时,蔡京心中怀有一种难忍之痛。原来,在宋徽宗执位之初,高太后主政,旧党势力暂居上方,旧党元老文彦博、司马光及一批大臣追复了官爵。蔡京即在此时被御史们弹劾,罢去翰林承旨要职,逐出京师,闲居杭州。其弟蔡卞亦被罢政外任。蔡京对此耿耿于怀。故此,一旦秉国执政,便在“绍述”的旗号下,将打击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清洗朝中异己者,作为朝政的第一要务,其力度、广度与深度均超乎寻常。请看其日程表。

      迫害旧党的日程表

      崇年元年(1102)八月。诏司马光等20名旧党重臣子弟不得在京师任职;

      ——九月。将元符三年(1100)应徽宗之诏上书人,分列“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计40多人,均予升官;列入“邪等”者,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计达542人,区别其言论“危害”不同程度,分别予以贬降。又选元佑与元符末年旧党保守派的中坚人物,执政官文彦博、司马光(宰相)等22人、待制官以上苏轼等35人,以及文武官员120人,量其“罪状”,称为“奸党”,分别列入“元佑党籍”、“元符党籍”,并由宋徽宗御书,刻石于宫城端礼门。吾莆名臣陈次升、朱绂、王回、黄隐、林豫、方适等六人被列入“元佑党籍”。此间,蔡京又策划追究孟后之罪,逼迫宋徽宗诏罢孟后之“元佑皇后”荣誉称号,出居瑶华宫。旧相韩忠彦再次贬官。一批“元符党籍”要人,并罢祠禄,分遣各外州年居住,并强调“不得同在一州”。

      ——十二月。诏应责降安置及编管、羁管人,令所在州、军依元符令常觉察,不得放出城。又诏诸邪说陂行非先圣之书,并元佑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

      崇宁二年(1103)正月。将元符末的台谏官贬窜远州,除名勒停编管(官员因罪外贬,轻罪者“送外州居住”,重者称“安置”,又重者称“编管”,即于指定之地,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编管以上者强令除名,追毁出身,并永不得重新任用。

      ——三月。诏元佑、元符党人的亲子弟,不得擅到阙下;因与党人有牵连,致被罢外任及挂有虚职者亦如之。适逢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凡尝上书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

      ——四月,诏毁景灵宫司马光等八人绘象。继又下令将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诗话及野录、记事、史鉴等书籍的印板,悉行焚毁。

      ——六月,诏元符末上书进士,进州郡新学“自讼”(自我反省),为期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许其将来应举,其不变者屏之远方。

      ——七月。诏上书进士见充三舍生者罢归。又诏责降职官员之子弟,不得在京府界差遗(无实职虚衔)。陈次升循州(今湖南长沙)居住。

      ——八月。尚书左丞张商英,元佑时作文有美化司马光之嫌;起用谏官邹浩,草词称其为“径行直情”的“端士”,诏入“元佑党籍”,落职知亳州(今安徽亳县),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继又罢职提举灵仙观。

      ——九月。诏令宗室不得与“元佑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亦一并改正。又诏上书“邪等”人、知县以上资序,与外祠选人(候选官员),不得改官及为县令。又诏令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元佑奸党”姓名,以示万姓。

      ——十一月。诏令监司察举以元佑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必罚无赦。又诏元佑系籍人、通判资序以上者,依新条与管句宫观,知县以下资序与注监狱庙,并令在外投状指射差注(申报自选官差)。江南西路提举常平韩宗植、亳州知州孙载,被举报曾附会“元佑奸党”,一并放罢。又诏臣僚姓名有与奸党人同者,并令改名。

      崇宁三年(1104)一月。诏令凡上书“邪等”者,不得至京师。又诏王珪、章惇别为一籍,如元佑党。又诏翰林学士张康国编类元佑臣僚章疏。

      ——三月。太学生费文、韦直方,庞汝翼,因答策“诋讪”元丰(宋神宗年号)政事,三人一并送广南(今广州)编管,永不得入学。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李孝广因此事被迁一官。

      ——四月。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一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因具逐路责降、安置、编管等臣僚姓名上报,凡144人。

      ——六月。绘图熙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又诏以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并诏重新核定元佑、元符党人与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共309人,刻石庙堂。蔡京奏请徽宗亲书奸党名单,刻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永为万世之戒。蔡京本人亦自书“元佑奸党”名姓,诏颁州县刻石。

      ——七月。诏应入籍人父一并不得任在京差遣。

      ——八月。蔡京死党、御史中丞朱谔,弹劾门下侍郎许将,在元佑则尽更元丰之所守,居绍圣则阴慝元佑之所为,“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遂贬知河南。湖南醴陵县学生季邦彦试卷“言涉谤讪”,诏邦彦特送五百里外编管,其考校长谕屏出学。

      ——十一月。诏上书“邪等”选人除不得注县令、丞外,其职官禄参、判司、簿尉,并许差注。大赦应系贬谪官员,除“元佑奸党”籍及别有指挥,不许移放之人外,未量移者与量移。(按,此时朝廷迫于政治形势,开始调整政策。)

      崇宁五年,正月。因星变诏中外臣僚并许直言朝政阙失,毁“元佑党人”碑。又诏应元佑及元符末系籍人等,迁谪累年、已定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常令御史台觉察,违者劾奏。大赦天下,解除“党人”一切之禁。三省奉旨叙复“元佑党籍”曾任宰臣执政官刘挚等11人,侍制以上官苏轼等19人,文臣余官55人,选人67人。

      二月。宋徽宗迫于天意和人心,罢黜蔡京宰相之职,凡蔡京所为之事全部罢除。

      整肃旧党运动的特点

      余不厌其烦、唯恐佚漏地条列蔡京独相主政后,处置元佑、元符党人大事记,旨在证明:打击迫害旧党势力,成为宋徽宗、蔡京统治集团常抓不懈的重大政治任务,即使与千年之后的现代某些“政治运动”相比,亦是毫不逊色的。具有以下若干特点。

      一曰:全面扩展,深层开掘。从查处对象看,不但查处现职官员,而且追查已退职致仕者,及至已故者,列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达309人;不但查办现官旧僚,而且查处后补官员的选人注官,进而严查作为后备官员来源的科举取士与太学授士;不但追究官员本人罪责,且株连其亲族子弟。尚书省勘会奏报各路责降、安置、编管等党人子弟臣僚名单,计达144人。程颐之子端彦,现任鄢陵县(今属湖南)县尉,被放罢在京府界差遣之职。甚至明令宗室子弟不得与党人子弟联姻。崇宁二年(1102)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出身名单,李阶为第一名,因其系力劾蔡京、蔡卞奸恶的御史陈瓘之甥,而被夺阶出身,却赐予新党御史中丞安惇之兄安忱及第,此人在对策中趋势媚上,倡言:“使党人之子魁多士,无以示天下。”宋徽宗还言不由衷地对奏名十八名“上书邪等”者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负于卿等?”一并被取销垂手可得的进士及第资格。(吾莆莆田人方天若,绍圣时廷对称:“元佑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锢而不禁锢,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极尽趋势媚上之能事,定为第二名,时任)右相的曾布言“天若之策,乃奸人附会之言,不足取。天若乃蔡京门客,章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天若之言,欺罔孰大焉!”为宋哲宗所纳。此人后被蔡京收置门下,“赖其凶险,以为腹心,。立起犴狱,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蔡]京与天若为之。”)与此同时,竭力追查党人有关著作,禁书毁版,包括苏轼、黄庭坚、程颐等人的文集、史鉴、野记等,以清除其“思想流毒”。蔡卞与其死党、吾莆兴化县籍太学录林自密谋,妄然欲将司马光主编的煌煌史著《资治通监》毁版,因太学博士陈莹中巧妙地以宋神宗曾为该书作序为由,极力阻止,林自词曲愧歉,遂不敢毁版,密令将版本束之高阁。单论这些政策及做法,足令人们看到这场打击迫害党人政治运动,策划之缜密周详,居心之险恶,显示蔡京之辈的政治野心及手腕。

      二曰严打穷追,旷日持久。宋徽宗、蔡京统治集团,对党人的处置是“从严从重”的,名目囊括当时重罪处置,诸如罢官罢职、贬窜远州,除名勒停送等等。被责降、安置、编管的臣僚达144人。原右相曾布有拥立徽宗的 “定策功”,但在蔡京的攻击下,被罢相后又三度贬降,免职提督宫观,又以分司官限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再贬为节度使、衡州(今湖南衡阳)安置,失去行动自由,继而再次连遭远贬岭南贺州(今广西贺县)、廉州(今广西合浦),至崇年五年方恢复原阶官、自由居住。被列为“元佑奸党”而罢职谪居的著名文臣黄庭坚,因为荆南承天院撰写碑记,以“语涉谤讪”之罪,再次受到除名勒停、送宜州(今湖北宜昌)的严厉处分。贬往之州县,多属水土险恶之地,时有“以死为邻”之称,日后即使获赦回迁,亦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史料表明,蔡京自崇宁元年七月拜左相,八月首颁党人子弟不得京师任职令,至崇宁五年正月宋徽宗大赦天下,撤除一切党人禁令,对党人的无情打击,前后长达五年之久,连年、累月乃至连日颁发禁令,可谓穷追不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既显其决心之大,亦见其手腕之毒也!

      三曰:盗名欺世,挟机报复。宋徽宗、蔡京集团打击旧党的运动,均在“绍述”的旗号下开展的。所谓元佑、元符“党人”,亦是以是否拥护变法“划线”的。似欲表明对继承宋神宗、哲宗实行与坚持变法政治路线之忠诚与坚定,实则将甚为惨烈的“党祸”之争,美名为“绍述“之政,可谓十足盗名欺世耳!倘若回顾历史便可发现,那些被列为“邪等”者,正是宋徽宗时“引蛇出洞”,继而“秋后算账”的政治牺牲品。曾记否,徽宗即位之初,元符三年(1103)二月,因预测将有日蚀异兆,徽宗诏求直言朝政得失,以期消除天灾。并采纳右相韩忠彦建议,彻销“编类臣僚章疏局”,(哲宗时宰相章惇设置的专门机构类,以汇编臣僚应诏议政言论为职能,断章取义,指为“谤讪”,以期日后论罪。)消除敢言之士疑惧之心,特将直言无隐纵论忠奸的筠州(今江西高安)推官崔郾擢升为相州(今河北临漳)教授。于是,总计有580多名旧党势力暂居上方。在御史谏官陈瓘、陈次升、任伯雨、张庭坚等人的猛烈攻弹下,时任尚书右丞的蔡卞与翰林承旨蔡京,相继被逐出京,继而落职。蔡京对此怀恨在心,于登上相位的次月,使按奈不住地大打出手,将应诏上书者分等评级,实施政治报复。宋徽宗亦自食“言之失中,朕不加罪”的政治承诺,重演乃父赵煦(哲宗)引蛇出洞、秋后算账的丑剧,致使一大批直臣端士被追“言罪”,成为宋末“党人之祸”之发端。一名被列入“邪榜”的无名氏,痛作小令讽曰:

      当初亲下求诏言,引得来胡道,人人投献治安书,比洛阳年少。

      自讼镌官差岳庙,却一齐塌了。误人多事,误人多是,误人多少!

      对宋徽宗、蔡京集团的政治伎俩,不只是个人中招的懊悔,更多是其玩弄政治手腕,不守承诺的愤恨!甚至十年之后,蔡京以太师总治三省,位居宰相之上时,仍沿用此术坑害净臣正士。据《宋史·蔡京传》,蔡京罢相后,中外学官多有以时政为题策士。政和三年(1112)蔡京再相后,一个仙游藉老乡,提举淮西学士(相当今地市教育部门长官)苏棫,献计追查各地学官的策卷,“校其所询,以观向背”,即考量其策问的政治倾向。由此定罪致被停职、夺职的学官达30余名。《宋史》称苏棫此议是“欲自售”,即将自己出卖给蔡京,事后果然因功晋身,荣升国子司丞(国立大学副长官),却因其附奸害贤、卖身求进而落得一个难以洗刷的臭名。郡志称苏棫入太学时,曾以书谒苏轼,“轼喜而延之,与叙宗盟”。可见此君早已是个善于攀附名流权势、沽名钓誉的钻营之徒,其后对蔡京的“自售”恶行,亦就不难理解了。有趣的是,苏棫曾与其兄苏烨同入太学,又于元符三年(1100)同登进士第。苏棫在国子司业任上,因取士程文不合王安石变法精神,以致被调离并降职。吾莆著名史家黄仲昭称苏棫与其兄苏烨“薰莸异器”,并叹曰:“呜呼!士君子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若(苏)棫者,不能坚定其心,一旦变其初志,卒陷其身于奸党,书之史册,遗臭无穷,可不惧哉,可不戒哉!”(未完待续)(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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