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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莆田——莆田地域及其族群溯源

      兴化,这块地方在远古时期,还是海滨泽国。新石器时代,这里有了土著先民在从事渔猎和原始农业活动。秦汉时期,又有外族人包括中原汉人来此避难或隐居,他们与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兴化最早的原住民。

      西晋以降,汉族移民不断南来,充实兴化姓氏,户口与时俱增。唐宋两朝是移民入迁兴化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唐末五代时期,北方士民随王潮、王审知兄弟南迁入闽,由此引发的移民潮,对开发伊始的兴化影响极为深远。迨至北宋,兴化居民聚族而居的局面已基本形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兴化原住民和入迁移民融合了土著文化和中原文化,形成本土化的特征,在中华民族大观园中,演绎出一方独特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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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的先民有一部分是在山间丘陵盆地结茅而居的。

      一

      《山海经》纪海内东南陬之山曰:“闽中山在海中”,“谓之海中者,今闽中地……知洪荒之世,山尽在海中,后人乃先后填筑之也”。兴化就在闽之东隅海陬。

      兴化之地,枕山面海。戴云山脉延伸至境内形成若干支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域内有平海湾、兴化湾和湄洲湾,海水环抱兴化陆地。远古时,兴化之域即古莆田南部称壶公洋,其“三面濒海,潮汐往来,泻卤弥天”。南北朝梁、陈时,郑露三兄弟肇基之地的南湖山,“海潮直至南山下,波光山色,互相动荡”。东岩山、梅峰、凤山,是一个个小岛屿,唯露峰顶。郡志载:梅峰之巅有望海亭,远眺“形势豁然,苍莽无际”。壶公山之山顶有“蟹井”,“泉出石穴中,其脉通海,视潮盈缩”。据说,至今山顶还有天池、蟹穴、虾洞、仙井,以及粘着贝壳、蚝壳的岩石等遗迹。壶公山之麓的今新度镇青垞村等地,发现有多处古代海蛎壳堆积层,与壶公山遥相互对的九华山亦有黏蚝石。

      莆田的地名,“凡以浦、以浔、以渚、以埭等命名的村落,最初都是海潮出没之处”。后来,经过人们塍海造田,海岸不断向海洋深处延伸,海面渐为陆地,这些地名已成为莆田早期开发的历史见证。仙游旧志亦载,鸣峰山一带居民常常掘得蛎房壳及船板舵橹等遗物。仙游东西乡平原各地,每因掘井或凿池,屡屡发现有古代航海之物。可见,兴化在远古时为海中泽国是不争的事实。

      兴化地域内溪河纵横密布。有发源于仙游黄坑头(今西苑乡仙西村)的木兰溪;有发源于仙游林泉庵(今属钟山镇)的延寿溪;有发源于仙游兴山(今属游洋镇)的萩芦溪。这三大溪流,集纳许多支流,相互交汇,随地势蜿蜒而注入兴化湾。

      唐宋兴化人民筑陂塍海之前,海潮经木兰溪向内地汹涌澎湃而上,仙游东西乡海水弥漫。汉魏时,海船可直航折桂里榜头(今榜头镇),榜头镇至今还留下“望夫塔”(位今榜头南溪村的望山王峰)及其传奇故事。直至宋木兰陂建成前,涌至折桂里灵陂的海潮,“回流八十余里”。兴化湾海潮也能直涌莆田的萩芦溪、延寿溪上游。据传,今白沙镇的港头村,因古时为海船停泊的港口码头而得名。直至隋唐,北洋潮汐还能上涌九华山之麓的使华桥和澄渚山。

      从先秦到隋唐时期,由于长期的溪流冲积与海潮顶托作用,在海湾边缘地带逐渐形成了大片的沼泽地。这里属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加上发达的溪河水系,为先民的居住生活和土地开发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家于今秀屿区埭头镇后郑村的鲎尾寨、仙游县园庄镇土楼村的溪尾山等古遗址釆集到的遗存物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莆仙先民已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事渔猎和原始农业生产。“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兴化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了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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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猎是莆田先民的生活形态之一。

      考古学家先后又在莆田城区周边的东岩山、石室岩、九跳山(新塘社区)、陂头山(坂头村)、廿七家山(郊下村)、下郑山(泗华村),常太镇的长头埔(溪北村)、乌宫山(五上村)、下上郑(洋边村),西天尾镇的上郭山(上郭村),白沙镇的埔岭头(广山村),庄边镇的鹧鸪墩(前埔村),南日镇石盘村的白兰坡、乱石山,埭头镇的天云洞(温李村),华亭镇的红土山(柳园村)、营寨山(埔柳村)、后陇山(后塘村),新度镇的亚民山(青垞村),仙游县榜头镇的观音山(后坂村)、塘坡山(上昆村)、墓山(象塘村)、内墓山(云庄村),龙华镇的宝幢山(灯塔村),钟山镇的土城埔(鸣和村),游洋镇梧椿村的顶溪山、后山、吴仓,大济镇的洋塘山(钟峰村)、蜚乌寨(汾阳村),度尾镇的中峰、赖店镇的前埔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期至三代(夏、商、周,亦称青铜时代)的古遗址,釆集了大量的石锛、石刀、石戈、石斧、石环、石球、石镞、石锤等石器和刻饰有网纹、篮纹、刻划纹、方格纹、云雷纹、弦纹、条纹、回纹、波浪纹、曲折纹、席纹、锥刺纹、戳点纹、绳纹、圏点纹等几何图形的罐、釜、瓮、甑、瓶、钵、碗、豆、壶等可辨残缺器具,以及夹砂灰、黑、红陶片,灰硬陶片、泥质灰陶片和陶纺轮、原始瓷片等遗存物。

      从古遗址的地理位置分布,出土的文化遗存种类和数量,或可窥见兴化地区早期先民活动的情景:先民们根据自然地理条件,不少是在海滨台地、溪河之畔,依山傍水而居,亦有一部分在山间丘陵盆地结茅。他们过着以游猎和采集为主,兼事原始农业的生活。这应该是兴化最早的土著居民。

      就遗址的规模而论,有如东岩山、乌宫山等遗址,面积只有一二百平方米;有如乱石山、埔岭头、营寨山、龟山、土城埔等遗址,面积大至五六千平方米。1987年发现的常太镇下上郑遗址、榜头镇观音山遗址,有厚约0.2—0.4米不等的文化层堆积;1957年发现的大济镇洋塘山遗址,有厚约0.5—0.8米的文化层堆积;园庄镇溪尾山遗址,有厚约1.5米的文化层堆积。依此可见,先民居住逐步由迁徙不定,而走向择地定居,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原始聚落。生活不仅有釆贝、游猎和釆集活动,亦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生产。

      在这些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比如在新石器时代就用于狩猎的弓箭部件的石镞,青铜时代的石矛、石戈,以及用于早期农业“刀耕火种”的石锛、石刀等工具,可以看出先民们工具使用的进化过程,亦可看出当时渔猎经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人们大概是由临时性居住逐渐向长期性定居生活转变,从而促进了村落的逐步形成。

      南日镇石盘村的白兰坡、乱石山青铜时代遗址的发现,应该还可证明当时兴化不仅在陆地沿海和山区有先民的定居点,同时,已有居民漂渡跨海在海岛上安居,依靠捕捞海产生活。

      遗址发掘大量的陶器、陶片,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手工业。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需要,人们能够制造用于炊煮食物和储盛食物的釜、罐、甗、壶、碗、盆、豆等。陶纺轮的出现,则证实当时已掌握了纺织技术。

      在采集的陶器中,发现大量胎质疏松、烧制技术低下的夹砂陶,其品种和陶纹装饰较为单调,制陶工艺可能处在早期阶段。而在青铜时代遗址中,却有了质地讲究的彩陶,且器类多样化,陶器纹饰也更加美观多样,有典型的仿商周青铜纹样,还出现了原始青瓷。制陶技术不断提高,陶器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具有青铜器特征,这说明人们开始进入了铜石并用的青铜时代。

      从沿海到内地山区,这些被发现的遗址和遗存物证明,各地居民在生产生活中频繁接触和互相交流。与此同时,这些遗存文化还反映了兴化早期人类发展,不仅有独具特色的土著民族文化,也有吸收外族文化以及中原夏、商、周文化的元素。各地文化遗址的内涵,呈现出相互交融且又各具特色的繁荣景象。从这些土著文化与青铜文明相融合的文物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三代时外族人或中原人与兴化土著居民已经有了互动移民。

      这一时期,兴化境域属“九州”之一的古扬州。何谓九州?《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

      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春秋时,古莆田属“七闽”之地。关于“七闽”,《周礼·夏官·职方氏》曰: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郫、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汉经学家郑玄据《国语·郑语》称“闽,羋蛮矣”,认为“闽为蛮之别种,而七乃周所服之国数也”。古代的七闽部落和楚国都是称为蛮的南方民族。

      战国中期,越国势力开始进入“七闽”之地。周显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宗室从此分裂,“诸族子(宗室贵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南下闽中的越人,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互相融合,后人称之为“闽越”。越宗室族子中有无诸者,自封闽越王。兴化土著居民和闽之其他地区一样,融入了闽越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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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莆田先民过着游猎和采集为主,兼事原始农业的生活。

      二

      秦统一天下后,推行郡县制。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就在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境内设置闽中郡,以将闽越故地纳入秦王朝的统一版图之中。此时的古莆田地域,正属其辖。

      秦末,因天下大乱,越人君长恢复自立,并起兵由闽中北上,从诸侯灭秦。在楚汉战争中,则助汉攻楚。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论功行赏,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建元六年(前135年),无诸后裔余善继治闽越。元鼎五年(前112年)汉越战争开始,至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灭闽越国之后,仿秦迁六国贵族于咸阳的策略,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为由,釆取强制性的政治移民,“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使“东越地遂虚”。其实,所谓“将其民徙处江、淮间”,只是闽越国的贵族、官僚以及一部分军队而已,而大量的闽越族土著,纷纷遁逃山谷间,繁衍了下来。避入山林的闽越后裔,二十多年后复出,建冶县,福建乃为闽越人之天下。

      宋李俊甫《莆阳比事》记载:“越王台,在兴化县东四十里,据山巅,累十余层,础石俨然。按汉朱买臣传,东越王南行,去泉山(即,古福州的冶山)五百里,居大泽。今所历地多有遗迹。”清乾隆《莆田县志》亦载:“越王台在广业里……按:王,东越王郢弟余善也,据东越之地,与郢相攻杀,武帝遣兵讨之,余善走,窜身此山之下。”越王台遗址位于今白沙镇宝阳村古院山,相传这里为当年余善的帅府。旁有三燧峰,为东越王举烽火报警之所。边上有“将军潭”,为驺力跳崖投潭处,“凌云洞”至今还奉祀驺力等三位“吞汉将军”。

      明弘治《八闽通志》也记载:仙游蛇湾城山,亦号越王拽,鸡子城山,“昔越王筑城其上”。蛇湾城遗址位于仙游钟山镇鸣和村东南,鸡子城遗址即在仙游榜头镇泉山村西北。在游洋镇里洋村东北也有一座罕见的天然石城遗址,四周由巨石山峰构成,高400米,方圆3000米,面积20万平方米,四壁犹如斧劈刀削,峰顶却是一马平川。在距地面200米的石壁上留下凹槽,环绕峰腰,可通人马,故名“龙穿城”。山顶残存汉代所筑的越王台遗址。

      史志对这些遗址的记述是,无诸被封为闽越王到余善继治闽越国,直至闽越国亡这一期间,为抗击汉廷军队,在兴化境内已有闽越国驻军。而汉越战争结束,闽越国被灭后,必然有军队之部余和流民等留居兴化境地。由是观之,一定有越人和外族移民在这里安家立业。

      汉越战争,汉武帝灭闽越国之后,“将其民徙处江、淮间”。论事者认为,越人居于东南沿海,是一个“习水便舟”善于航海的民族。兴化地处沿海,战后闽越军队之部余除留居兴化山区外,一些避逃的越人,也有可能入海散居兴化沿海各地。厦门大学人类学家郭志超引用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之《兴化·风俗》和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所撰《天妃庙记》之对妈祖身世的记载,认为北宋初的兴化湾、湄洲湾已居住有越人后裔——疍民。“男女皆椎髻于顶、衣衫上下两色”。这种有“椎髻”基型的发式和“衣衫上下两色”的变异服饰,正是疍民文化特质的遗存。至今,湄州岛民俗仍有这种流风遗韵。这些记载或佐证了越人散居在兴化沿海并融入土著居民的历史信息。

      明弘治《兴化府志》载:常泰里九华山有仙篆石,宋志云:“巨石坦平,纹迹纵横若篆。”这样的摩崖石刻多至12处,所刻之文字,连文人学士都不可识,古来相传以为仙刻。朱维幹《福建史稿》认为:“这些石刻可能都是古代七闽的遗迹。”如是说,这些“丹崖古篆”当与兴化原住民早期使用的文字有密切关联。

      秦汉时期,兴化地域始有中原汉族移民。自宋代以来,兴化地方各种史志都有对何氏“九仙”传说的记载,依史料推算,其应该与北方汉民的南迁有关。《重刊兴化府志·户纪》仙游“九鲤湖”条亦云:“俗传汉临川人,其父尝从淮南王安游,九子知安必败,谏父不听,乃弃而入闽,修丹于此。”据这些史志记载,何氏九兄弟是西汉初淮南王时期的人,他们入闽炼丹于此(九鲤湖)的传说,反映了当时这地方已经有外族人移民。

      莆田也流传有隐居陈、胡二仙的故事。《重刊兴化府志·户纪》“壶公山”条目称:“古有陈、胡二仙,陈仙隐北山,故呼陈岩山;胡仙隐南山,故呼胡公山,后人乃改胡为壶,而里仍旧名云。”“九华山”条目亦称:“昔有陈仙隐于此,故又名陈岩山。其山之巅有石洞。”俗传陈氏入莆后居莆田市区西北隅之九华山的紫霄岩,并留下许多文物遗存。紫霄岩下的西天尾镇澄渚村,据说“澄”本作“陈”,而“渚”即因莆未塍海时,潮至此,故曰“渚”。“宋志云,林蕴自北螺村移居于此,立卷就乡人陈暄市地,因改‘陈’为‘澄’。”林蕴为唐中叶人,可见,之前这里确实已居住有陈姓人。

      这些记载和传说都带有神秘的色彩,虽无法考证,但可以推想,兴化除了闽越国驻军外,中原还有一些零星无组织的南迁入闽汉人,其中不仅有避乱者,亦有少数避世隐居“访仙修炼”者。他们以神仙、方士之名移居兴化地域。

      其实,“九仙”入闽和胡、陈二仙隐居莆田之前,已有族姓居住在这里。清乾隆《莆田县志》:“汉时只一古庙,曰:龙津,其中井泉灵异,胡道人修真于此。何氏九真人往谒之,因饮是水,仙眼尽开。”民国张琴的《莆田县志·古迹》之“龙津庙”条认为,莆田城中西州太平社(位今太平社区)即古龙津庙,“前志云,汉时有胡真人修炼于此。何氏九仙入闽,自石竹山到此,饮井泉,仙眼尽开。明日,辞胡曰:‘此非吾所也,吾将去。’胡曰:‘子名已登金台玉堂,不患不仙。’其寻鸡子山往矣”。究其原因,是因其地附近往往发现汉晋古物,意当时已有居人,“故仙舍此而去耶”!根据张琴的说法,“九仙”至此(太平社)前,已经有族姓居住在这里。《仙溪志·祠庙》之《灵显祠》条,亦提到“九仙”之父寻子至“鸡子城山东北之湖上”,以“四女归于张、杨、范、信氏”。从这里亦可知,何氏九兄弟南游前,居于本地的族姓中,有张、杨、范、信等氏。尽管这些传说的真相无法得到考证,然依史志记载的故事情节推断,已经有原住民,或为融入原住民的外族移民族姓居住这里。

      东汉末年,孙吴政权为扩展势力范围,开始经营闽中。自建安元年(196)至太平二年(257),经过五次对闽用兵,建立和巩固了对闽统治,并于东吴永安三年(260)在闽设置建安郡。

      孙吴政权对闽中用兵期间,派遣大批军队将士入闽,亦带动了北方汉民入闽。战争结束之后,除了一些吴军将士留居于闽外,还有一些贬官者、谪戍者、流放及逃户之族姓,亦南迁于闽地。据说,东郡会稽市令黄道隆,就是因“东汉之乱,弃官入闽,初居仙游大尖山小尖山之阳,即今之平朋山,俗称双阳也,考盘寤歌,矢高尚之志,改迁于桐城(今泉州)之西关,相土攸居……”

      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有这样一件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九月二十四日,郡城西岩寺建山门,忽划地砉然有声,土陷一洼,长一丈四尺,阔半之。上锐下方,甃以巨砖。砖土花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八月日作’。”太康八年即287年。此后,莆田县其他地方也曾出土有太康砖。太康砖的发现,说明在太康或更早的时候,就有中原汉人移民兴化并传播中原文化。

      汉人移民,中原文化为兴化本土文化所吸收,并植根于此。朱维幹先生认为,莆仙方言里,直至今天“还留有中州古汉语化石般的遗迹”。如“锅叫做鼎;洗米的水叫做‘潘’”。《左传》哀公十四年,阚止执陈正,“陈氏方睦,使疾,而遗之潘沐。”杜注:“潘,米汁,可以沐头。”

      朱先生又例举《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唐罽宾国沙门佛沱波利译本,附录梵文英译本。“其中音读,几乎完全似莆仙音”。再如《华严经》,“按研究晋代译《华严经》音读,比唐代更远,而亦与莆仙音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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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古街巷只是莆田历史的一种注解。

      三

      中国历史进入西晋太康年间(280—289),是全国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相对发达,人口也有较大增长的时期。于是,太康三年(282),朝廷又在闽中设置了晋安郡,福建地区的行政建制亦分为建安、晋安两郡,俱隶扬州。

      迨至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导致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战争频仍。其时,北方匈奴发兵攻打晋都洛阳,灭晋军十万,杀王公士民三万余。西晋永嘉年间(307—313),中州大批士民为避难而大举南迁,并由此逐渐形成了移民高潮。这一时期,原暂住在黄河下游即今山东、河北与河南东南部等地的难民,大多移入长江下游及其淮河流域避难。当时接受移民以今江苏最多,朝廷曾在那里设置了大批的侨居州郡县。

      中原汉人入闽,历史上传说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永嘉“入闽八族”。这一说法,源于唐林谞的《闽中记》。据说,原书已佚,林谞其人亦不详。仅见有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唐林谞撰,本朝庆历中(1041-1048)有林世程者重修,其兄世矩作序。谞郡人,养高石仕,当大中时。世程亦郡人也。其言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可以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

      而在宋时,不仅“四姓先入闽”被视为事实,还有再加詹、邱、何、胡四姓者。宋路振《九国志》载称:

      晋永嘉二年(308)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

      这就是人们至今常言之“永嘉之乱”,北方汉民南迁入闽的八族。

      关于“衣冠始入闽者八族”的说法,陈支平先生这样说:“入闽的北方汉人并非均在永嘉二年(308)才突然蜂拥而至,入闽者也并非只有八姓,而且不都是衣冠大族。大规模的北方汉人入闽是在永嘉年间(307-313)及其以后,永嘉年间是北方汉人入闽的一个高潮。”

      所谓“衣冠八族”,即是指中州的簪缨世胄。对此,朱维幹先生认为,八姓入闽,“即使果有其事,绝不是高门望族,而是南朝所谓‘寒人’。官迹无闻,并不是因为中原多事,不复北向,而是家世寒微,没有政治特权,即使到建康去,亦无进身机会”。“永嘉时中原的衣冠士族如从陆路南迁,到达江淮间即可基本脱离危险,渡江后即能获得政治、经济地位,何必千里迢迢继续南迁入闽?大族由海路南迁的例子甚少,直接迁至福建的从未发现”。永嘉之乱北方移民进入福建,“只是少数的、零散的、一般的家庭”。“福建、岭南的移民主要是在‘侯景之乱’后迁入的,并且基本上都是北方移民后裔的再迁移”。

      考察兴化的移民史,官方史志未能找到有“永嘉之乱”这一时期北方汉人直接入迁兴化的详细记载。据民间家族谱牒的世系传记所述,“永嘉之乱”以后,汉人移民兴化的姓氏和人数才逐渐增多。正如《莆田乡土地理》载云:

      莆古称荒地,居民属闽七种之人,寥寥无几。自永嘉二年(308)中州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时有散处莆地,土田渐辟,异姓之人亦相继来居,由是人民广众,厥成斯邑焉。

      同时,这些入迁的汉民,如葛剑雄《中国移民史》所说,大多数是移民后裔的再次迁移。举林、郑姓入莆为例:

      兴化林氏,据称为“入闽八族”之一的“晋安林”始祖林禄后裔。其先祖出自下邳林氏,本为徐州冠族。永嘉元年(307),林禄随琅琊王司马睿移建业(今南京),官授给事中、黄门侍郎,至东晋太宁三年(325)奉敕守晋安郡。林禄传至四世孙林恪,宁康元年(373)授为郎中令,生五子。这时候,林恪率子侄才由大义(今属福州)迁莆田沥浔山(今霞林棠坡一带),为莆林始祖。林恪传至六世孙林元(一作原)次,隋开皇元年(581)授建安县令,生既、茂、诜三子,兄弟始迁居北螺村(今西天尾镇林峰村)。

      南湖郑氏,入闽始祖是永嘉元年(307)随父郑庠南渡的郑昭。初居侯官,转永福(今永泰)。因郑昭“经莆田见南湖山,耸翠环拱”,遂将荥阳先祖骨骸迁葬于南湖之阳,史称“郑十二丘”。其后裔“露公偕弟中郎将庄公、别驾淑公三先生,在梁、陈间才自永福入莆,因祖坟于城南凤凰山麓,构书堂于南湖之上,讲圣贤之道,以倡文学,时人称为‘南湖三先生’”。

      北方汉人入闽,经历了永嘉之乱、侯景之乱、卢循之乱。这样三次移民潮,入闽者“身份有官、吏、名流、军官、士兵、世族、豪强、农民、佃客、部曲、逃户、起义者、流放者、罪犯、道士、和尚等等。可以说,北方社会的各阶层人民中,都有其大批成员或代表人物在这社会大动荡时期南迁入闽”。加上历年自然灾害逃荒流民,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势必波及兴化。

      1987年6月,仙游县榜头镇坝下纺织厂建设清基时,发掘标有“晋咸和八年”文字的长方形砖块。从太康砖和咸和砖的出土,表明东晋之前已经有包括中原汉民在内的族姓,在兴化这块土地上安居,并传播中原文化。

      梁天监中(503—519),福建又析晋安郡地,置南安郡。莆田和泉、漳等俱属其辖。陈永定初,别置闽州,领晋安、建安、南安三郡。陈天嘉五年(564),陈宝应据建安、晋安二郡。陈遣章昭达讨之,宝应败走,逃至莆口,莆之地名见于载籍者自此始。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结束了中国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然至隋炀帝杨广上台(公元605年)不久,王朝便被农民战争和继之而起的各支武装力量所推翻。天下骚动,百姓疲于奔命。据方氏家谱载称,为避战乱,东汉大都督方俨的后裔“隋闽州长史叔达,迁居莆田之方山,乃方山方氏始祖也”。宋李俊甫《莆阳比事》亦记载这样一件事:“莆田黄氏女,隋时筑室于泉州同安县东佛子冈,修持净戒后端坐蜕去,真身不坏,因立寺曰黄佛。”依此推断,至迟在隋时就有黄氏人居于莆田。

      1986年,灵川镇书峰村六组村民方亚林在北土坡建房清基时,发现刻有“大业三年八月三日”字样的隋代古砖。书峰村位居兴化沿海之滨,这可进一步说明,至隋代古莆田的姓族和人口已有广泛分布,住落亦形成规模。

      自秦汉至隋唐前,特别是从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到莆田置县前,在这三百多年中,不断南迁兴化的北方汉族移民与原住民融合,使兴化族姓不断增加,户口数量不断增长,土地得到早期开发,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同时,中原文化的传播,也为兴化文化教育的兴盛,兴化民系和宗族社会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隋大业十二年(616),正是杨广亡命之时,据史载“永嘉之乱”入闽八姓之一的陈氏家族,有散骑常侍陈润之十二世孙陈迈,领泉州兵马镇莆田。这大概是隋亡唐兴之际,被新的王朝委派入莆安抚民众,稳定社会秩序的。兴化陈氏各种族谱皆记述,唐武德二年(619)诏莆田置县,陈迈擢为县令,五年加车骑都尉,寓居刺桐巷(今坊巷),并安家在这里。

      “唐武德五年(622),复置莆田县,属丰州”。陈迈擢为县令,他“经划始创,淡泊简易,多惠政于民。仁治、严治并举,莆人获益日多”。施政期间,由于连年丰收,农家盆盈钵满,人口增多。朝廷褒其功,加封其为骑都尉。卒后,莆人自发为其送葬,并在县署东畔立“兵马诚应社”以祀之。

      莆田置县之初,续有外籍族姓入迁兴化。《江氏族谱》记载:有江仲逊者,“正仪公子,字惟恭,封镇国将军,子采芹、女采蘋,世居东华,高祖迁江东,以女贵封妃,为金紫光禄大夫,莆田诸女尽封孺人于归俱赐銮驾”。江采蘋,农家牧鹅女,才貌双绝,“开元中(713—741),高力士使闽、粵,妃笄矣,见其少丽,选归侍时明皇,大见宠幸”。入宫后,性嗜梅,封梅妃,上阳东宫正一品。依上推算,江氏家族早在莆田置县之初的唐高祖间(618—626)就迁居黄石江东了。到了高宗年间(650—683),亦有祖籍延陵郡的吴兴,率胞弟吴瑞、吴良及子侄十数人,自江西豫章入闽营商,经汀州、福州至莆田,卜居县城北华岩山,是为莆田延陵吴氏始祖。神龙间(705—707),建延寿陂,引水溉田数万顷,开莆田北洋平原之先河,大为民利,乡人感之,为建庙以祀之。

      地方官陈迈惠政于民与拓荒者代表吴兴的治水精神,这两者聚焦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使这块古老的海陬之地得到迅速开发,促进了兴化经济的发展,影响着兴化文明的进步。

      莆田置县后,先民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迨至“嗣圣十六年(即武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又析莆田县地,增置清源县。天宝元年(742),泉州升为清源郡,改清源县为仙游县。”

      唐代以户口多寡,定州县等第。开元八年(720),以6000户以上为上县,3000户以上为中县,不满3000户为中下县。至于京畿望紧之县,则不限户数,并为上县。据《新唐书·地理志》福建道属县等第所载,莆田属上县,仙游为中县。可见,莆仙置县后,户口和经济较前都有更快的发展。

      唐宋两朝是移民入迁兴化的重要时期,亦是兴化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移民入迁者,既有避战乱而至,也有因为宦或游学而来;既有弃官而隐居在此,又有致仕之官无意回归就地筑宅;既有因自然灾害躲避赋税而迁入,也有爱“山水之胜”而居焉。特别是唐末五代时期,北方士民随王潮、王审知兄弟南迁入闽,一度出现移民高潮,对兴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影响更为深远。莆田乡讯  □萧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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