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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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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江天主堂

      每周五下午下班后,林庆新都会骑着电动车,来到位于市区凤凰山脚的基督教城关堂参加祷告,按他自己的话说,这种仪式叫做“守安息日”。他所加入的教会名为“真耶稣教会”,是当前基督教新教诸多分支中的一种。2007年,尚在省城福州的某所医科大学就读大三的林庆新,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当地的一位牧师并接受洗礼。当时他便已认为,基督教教义中的某些仁爱理念与他日后从事行业所需要的医者仁心是密不可分的,正是这种契合,让他缔生坚定信仰。回莆工作的数年间,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常葆一颗虔诚之心从未动摇,也时刻热情、友善、关怀地对待着自己的每一位病人。

      时间回到1862年冬天,在与林庆新的故乡埭头镇一衣带水的南日岛,三墩村村民林式辍就是从草湖山下启程,只身来到福州,在仓山下藤路上的基督教小岭堂门口兜售膏药。当年,在《南京条约》下,福建的福州、厦门两地已被辟为通商口岸,而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又签订的另一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里,则规定了洋人可以自由来华传教及建立教堂,外国传教士自此大量涌入福建沿海。林式辍在摆摊期间,受到基督徒传教布道的吸引,成为一名旁听者;后又经他们介绍,去往仓前山的基督教天安堂拜访美国传教士麦利和牧师夫妇。在麦利和夫妇的劝导下,林式辍不仅改掉了多年吸食鸦片的恶习,还更名林振珍,并在小岭教堂正式成为美以美会信众。林振珍的受洗,标志着基督教新教正式传入兴化大地,随后,林振珍回到南日岛,在草湖建起了全莆第一座新教教堂。

      现在,基督教已经与佛教和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由于对教义理解的不同,基督教内部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其实早在明末,受福清籍内阁首辅叶向高的邀请,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艾儒略就曾踏入福建。艾儒略精通数学、哲学、地理学、天文学及医学等学科,被时人誉为“西来孔子”,他来闽传教25载,直至去世后葬于福州,期间足迹遍及八闽。然而,随着大明王朝的崩塌,艾儒略的影响也戛然而止。

      与艾儒略不同的是,当林振珍的基督教草湖堂建成之后,新教便如雨后春笋般在莆田迅速萌芽。林振珍的本土宣教,为其后外国传教士再度来莆打下良好基础,在1863年至共和国成立的近百年间,莆田的新教信众数量一度呈现几何级增长,且鲜有重大教案发生,最终形成了以美国的美以美会、英国的圣公会和中国的真耶稣教会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个现象未免有些蹊跷。一来莆田自古农耕发达,科举兴盛,民间信仰极度繁荣,它们早已在莆田人的基因里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认同与自觉;再者,宋蒙交战、亦思巴奚兵乱、倭寇之灾以及清军入关,外族的数次入侵,都曾在其地留下血色记忆,也因此滋生了莆田人的排外心理;最后,晚清年间国力衰竭,列强入侵,正是中外民族情绪对抗最为剧烈的节点。在这三种背景下,新教作为一种西方宗教,得以在莆田良性发展,的确令人有些费解。

      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宗教,这个问题也许就能得到释疑。我认为,宗教的形成和传播,必有赖于三大主导因素:物质条件的支撑、施予者的善意以及接受者的感恩。前者是宗教得以存在的基础,后两者则是宗教得以传播的逻辑。在清代之前,依靠发达的农耕经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莆田人安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所盛行的信仰自然也是本土宗教;进入清代后,前期的截界政策与晚期的世界变革,都给莆田经济以沉重打击,恰恰是这时,多数外国传教士从本国调入资金,以传教之名在莆田奉行善事,久而久之,他们的诚意和理念自然得到了本地人的认同与接纳。

      家住白塘镇显应村魏塘自然村的陈俊,出生于1992年,是一位年轻的集邮爱好者。多年前,陈俊无意间得到了一枚上世纪初兴化传教士的通信邮封,从此便与传教士结下不解之缘。他以一位文科生的敏感,在查阅大量史料之后,最早也最系统地对全莆田的基督教新教历史做了梳理,撰写了《莆田教会大事记》等文章;不仅于此,他还相对完整地整理出了当初在莆的美以美会和圣公会的传教士名录,并分别对每个人的中英文名对照、性别、来莆时间等一一备注。

      在陈俊看来,来自美国的美以美会传教士蒲鲁士、蒲星氏夫妇最具传奇色彩。1890年,蒲氏夫妇来到莆田,成为了最早驻扎本地的外国新教传教士。蒲鲁士留莆工作长达二十余年,其妻蒲星氏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返回美国;蒲氏夫妇的七个子女,也均出生于莆田,多数还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莆仙方言。陈俊的传教士私信,多由国外渠道购入,有不少是出自蒲氏夫妇;彼时,由于工作经费拮据,蒲氏二人不得不屡屡求诸美国教会,请他们予以支持。

      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美以美会开始在莆田开展一系列事业:1879年,创办了培元书院,1892年又创办福音书院,后1898年两学院合并,并于1907年改称兴化哲理中学堂,由蒲星氏任监督,建国后改为莆田二中,现为莆田哲理中学;1892年,蒲星氏创办了兴化美以美女学,并亲自担任校长,后1904年改为莆田咸益高等女子学堂,现为莆田九中;美以美会还创办了各类小学、幼儿园、婴儿园与儿童识字班等一百多所,基本覆盖当时莆田县全境;1905年,蒲鲁士在涵江创建兴仁医院,并出任首任院长,现为莆田涵江医院;1920年,蒲星氏创办仁济医院于黄石……

      与此同时,圣公会在莆田也有许多举措:1896年,传教士雷腾在莆田市区设立诊所,次年改为女医院,并开办男医院,后两所医院合并为兴化圣教医院,到1912年改名圣路加医院,建国后又改名莆田县医院,现为莆田学院附属医院;1900年,创办仙游县私立圣路加医院,现为仙游县医院……

      总体说来,外国传教士在莆田的社会贡献,以倡导新式教育和发展医疗卫生为主,其中,美以美会侧重教育,圣公会侧重医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莆田做了其他社会事业:一是热心慈善公益,1898年,蒲鲁士在涵江创办利百加孤儿院,后1907年更名善育堂,并数度迁址,最终落地黄石镇,收养孤儿数百名,此后,蒲鲁士又成立兴郡基督教戒烟社,鼓励烟民戒绝鸦片,“历十个月戒断人数三百九十七名”;二是推动文化交流,1893年蒲鲁士在莆田城区创建美兴印书局,并于1898年创办兴化音罗马字的《奋兴报》,后该报又增印中文、英文两种版本,内容涉及新闻、经济、教会、评论等,直到1949年才停刊,蒲鲁士还成功将莆田的“宋家香”荔枝移植美洲,并大量繁衍,当地人称“蒲氏荔枝”;三是助力水利建设,圣公会传教士华实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他来莆接任圣路加医院院长期间,曾募修木兰陂、南安陂、镇海堤等古代水利工程,并建有多座桥梁,方便邑人出行;四是救扶战乱难民,华实在莆期间,多次充当莆田地区南北军混战的调停人,并创建莆田红十字会,筹款救助陷于军阀战乱之中的平民百姓;五是发展现代工业,为了破解莆田地区旷日持久的单一的第一产业结构,蒲鲁士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先后在莆创办美兴织布局、兴善汽船厂交通部注册公司、黄石面粉厂,开设义德美孚洋油栈,一方面鼓励莆田人民从事工业生产,践行实业救国,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教养兼至”理念的大胆探索。

      外国传教士的有力作为固然重要,他们在莆传教的方式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是严密的组织网络,在福州的新教传入莆田、仙游两县时,传教士们迅速以县城为中心向周边乡镇扩散,并设立牧区和联系点;其次是中外传教士相互配合,特别是莆田本土的传教士,常常利用亲缘关系和语言优势发展教众;最后是实业传教,蒲氏的一系列工业引进,与其时中国社会所倡导的“实业救国”理想相互吻合,既提升了效益低下的自然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

      但我们仍应清楚地看到,这些传教士在莆田乃至整个中国大地上的努力,还是带有极大的局限性的。他们从事诸多实践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传教,而无需洞察那个时期中国真正的症结所在,更不必为之寻求出路,因为他们本无这样的义务;而每个传教士在各自一亩三分地上的作为,与其人性格、理念和情怀上的修为息息相关,因此,莆田新教的传播与贡献,只是那些传教士个人魅力的一种映射,它带有偶然性和特异性,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复制;而且,新教在传播上忽视了与本土宗教的深度融合,这在拥有着鲜明文化个性的中国,是根本无法成为主流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民只有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与创造,才能找到民主、自由与解放。

      建国前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度恶化,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达到顶点。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对这些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从受尽欺凌到自立自强的华丽转身的外国传教士们,发出了遣返的信号。数年之后,蒲星氏无奈加入了“司徒雷登们”的队伍,踏上了回国的路途——

      车马渐远,星辰渐熄,身后,是一再模糊的莆阳大地。一个多甲子的光阴,无数青春在此抛付,多少理想何其激越,这里早已是第二故乡,心中怎能不有留恋!只是从今往后,那亲切的面孔与乡音,那熟悉的山脉与河流,那倾注的血泪与汗水,那挚爱的信仰与兴化啊,却要在太平洋沸腾的潮汐中永远地上锁!

      庆幸的是,1971年7月,蒲氏夫妇的外孙曼顿博士作为陪同人员,跟随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翌年的尼克松来访搭桥铺路,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美国华盛顿访问时,亦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上个世纪福州鼓岭的中美友好往事。国家关系的缓和,让外国传教士们的背影,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也许当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下,我们尚难以对当初他们进入中国的初衷与目的做出全面、客观的评判,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论国别、贫富与地位的社会担当,应该值得我们铭记与发扬,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普世价值与人性光辉,同样值得感恩与纪念。我们也希望,他们悲情的告别,亦能在中国的崛起与复兴中,不再重演。

      是啊,一个人的命运,在岁月的漫漫长河中,仅有如一片落叶。它从来无可知晓漂流的终点、水位的深浅,甚至自己的大小、厚薄与形状;它所能做的,只是以一片落叶的本能,顺从于流水的指引。何必计较个体的轮廓,或是远方的海天呢?相信这个世界早已有所安排。当某一刻晴空万里,艳阳斜照,粼粼的波光簇拥着它依然泛绿的身躯,直到听见岸边有人惊呼:“多么美啊,就像诗一样!”这,就够了。

      是的,已经足够了……□年微漾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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