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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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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上有朗朗的读书声,课间有许多互相追逐嬉闹的小伙伴,老师提问时有人一起争先举手作答,放学的钟声总会适时响起,回家路上也总有一起同行的小小身影……关于学校和上学的记忆与画面,似乎都该是如此的热闹而丰满才对。然而,在常太大山深处的一所小学里,学校的钟声已经很久没有敲响过,时间在这里仿佛已经被模糊了界线。在这所小学里,除却十来个学前班的孩子和一位幼教老师,最特殊的是,小学部仅有一位老师和一个学生——59岁的蒋国强和8岁的叶飞鸿。

      没有钟声的学校

      在氤氲着雾气的大山深处,常太利车小学如剪影一般,镶嵌在山窝里。经过一段蜿蜒但还算平坦的山路,才算抵达。宽大的院落里,正中悬挂着雷锋头像的教学楼孤独地矗立着。楼前堆放着建筑材料,所有的教室门窗紧锁,一切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我已经被闲置了许久。

      到时约是正常校下午第一节课的下课时间,这所学校的下课铃却迟迟没有敲响。十几个学前班的孩子依然围坐在教室里歌唱、游戏;对门教室里,唯一的一位小学生,也依然紧挨着自己的老师,听着讲解、写着生字。

      一张课桌、一张讲台、一把椅子,一个学生和一位老师,这就是利车小学小学部的所有。他们从早上8点左右开始上课,11:15左右放学;下午13:30左右上课,16:15左右放学。有时一节课是60分钟,有时是45分钟。每节课的开始和结束在这里并没有严格的节点。所以他们的时间都只能定义为“大约”和“左右”。而在蒋国强的印象里,学校的钟声已经很久没有再响起过了。“整个学校只有我们两位老师和十几个孩子,上课、下课和放学,总课时不能少,但所有的时间节点实在已经没有必须精准到某一个时刻了。”

      很多年前的这个点,学校操场上满场飞扬的童真与笑声,也曾响彻山谷,像一支支山歌,唱响了大山子民的幸福与希望。而如今,在蒋国强的眼前,只有叶飞鸿孤独的身影,捧着课本跟着他朗读——声音清脆而单薄。

      一位老师的坚守

      蒋国强是土生土长的常太人,当年恢复高考后,他是第一批参加高考的考生。毕业后,他又是第一批的回乡知青。在这座深沉的大山里,蒋国强至今已经任教30余年,培养了一批批的大山学子,也眼睁睁看着大山里的学校日渐式微。

      3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蒋国强的足迹几乎辗转过山里所有的小学。在他的印象中,常太镇鼎盛时有27所完整小学,而如今,仅剩6所完整小学。年轻的教师在山里呆不住,年老的教师陆续退休,只要有一个学生,学校就得办下去,于是,蒋国强总是轻易就被说动,辗转于山里的学校间,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呆不住的山里学校。

      学校的老师少、学生少,学校又地处偏僻,山里的生活枯燥而单调。蒋国强每天清晨赶到学校给叶飞鸿上课,中午往返学校和家里太过颠簸与耗时,就在学校自己动手煮点东西吃。下午再接着给叶飞鸿上课,直到下午4点多,结束了一天的课程,他才能披着夜色回家。

      叶飞鸿也许会是蒋国强执教生涯里带过的最后一名学生。今年已经59岁的蒋国强明年即将退休。在那间小小的只有他们师生二人的教室里,蒋国强对叶飞鸿的教导更像是在家辅导自己的孩子,或者也可以说,像是私塾老先生一对一教导他唯一的学生。

      一张课桌和一张讲台紧挨着摆放,读书时,叶飞鸿面向蒋国强而坐;指导拼音和生字时,蒋国强就会把他叫到讲台旁,然后在一本生字本上直接书写“板书”。“黑板对于我们的用处并不大,这些生字本就是我们的黑板。”一人一本生字本,蒋国强在自己的本子上一笔一划地示范拼音和生字的书写,站立一侧的叶飞鸿跟着学,这便是他们师生二人特殊的课堂学习时间。

      有时会整个上午学语文,下午学习数学;有时又会根据叶飞鸿对课业的接受情况自由调整课程;思想品德教育等课程会适时念一遍给叶飞鸿听;美术课则让他自己涂鸦作画,“没想到这个孩子对绘画还蛮有天赋。”蒋国强欣喜说道。蒋国强是叶飞鸿的“全能老师”,除却音乐课,该学的科目,他一课也没有落下。

      其实,蒋国强也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就这样变少了。只是近年来,他开始明显感到山区的学生人数锐减,除了他和叶飞鸿坚守在利车小学,其他的一些山区小学也仅有四、五个学生和一两个老师或者十几个学生和三两个老师。

      “很多家长都外出打工或者到城里买房了,紧接着就会把孩子接到中心校或者城里的学校念书。”蒋国强说,很多家庭想方设法搬出了大山,走进了城市。他认为,这是当地学生锐减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没有同学的一年级生

      叶飞鸿的父母外出打工,两个哥哥也分别外出求学,许是条件还未成熟,所以留下他和爷爷奶奶继续留在山里生活、上学。

      叶飞鸿是上一届大班里唯一的学生,跟着中小班的孩子一起上过学前班。随着他升入小学,他对“同学”的概念也只停留在学前班的那几个人名。他从未到过外面的学校,看见过别人的一年级都是怎样学习和度过的。他的哥哥们也没有对他讲起过,其实他应该有很多位老师,还应该有很多的同学。在叶飞鸿的小小的世界里,他以为,“上小学就是这样的,只有蒋老师一个老师和我一个孩子。”

      那日蒋国强正好教到一年级语文课上《我多想去看看》这一课。叶飞鸿趴在课桌上,写着生字,字迹越来越拖沓,显得很是无聊。蒋国强敲了敲桌子,说:“休息十分钟,出去玩儿去”。叶飞鸿立马来了精神头。

      原来,对门的学前班下了课,十几个小毛孩儿早已在操场上跑开了。“为什么我没有严格按照一节课45分钟来把控,因为如果我这里下课了,幼儿园的孩子还在上课,他就没有人一起玩。这样会显得他太孤单。”原来,学校不再打钟,也是蒋国强的一份“私心”在里头。

      叶飞鸿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时光,因为终于“有人陪我玩了”——和学前班的男孩们追逐嬉闹、把口袋里藏了很久的糖果分给学前班的妹妹一起吃……在叶飞鸿的世界里,玩伴只有这些比他年小的弟弟妹妹,他却像是已经拥有全世界一般的知足和快乐。

      “我会背诵爸爸的手机号码,我想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打电话。”虽然有两个哥哥,然而,跟随爷爷奶奶留在大山里生活的叶飞鸿,还是像独生子女一样,不得不成为一名留守儿童。他不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会把他也接出去上学。就像蒋国强不知道,明年他退休后,会有谁来接过他的教鞭,继续为“叶飞鸿”们上课一样……

      ◇晚报记者 欧碧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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