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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儒雅亦吾师 ——深切怀念抗日救亡文艺活动的伟大旗手郭沫若先生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之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刚刚过去的昨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本版今起特刊发莆籍已故的陈禅心先生与抗日救亡文艺活动的伟大旗手郭沫若先生交往始末的忠实记录。

      陈禅心先生结识郭沫若先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炮火硝烟、兵荒马乱之际,记住郭老满怀深情的勉励,国而忘家,以笔为抗战事业服务,离乡抗日七年未回一次莆田探望年迈的父母与新婚四个月的妻子——

      风流儒雅亦吾师

      ——深切怀念抗日救亡文艺活动的伟大旗手郭沫若先生

      一、抗日军兴,文字初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地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一九三六年秋天,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华北与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义愤填膺的我响应孙中山总理关于“航空救国”的遗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新兴的空军,在以原籍东北的抗日空军英雄高志航、李桂丹为大队长的空军驱逐机第四大队担任文职军官。当时我是一个廿五岁、新婚四个月的青年教师。

      一九三七年“七·七”北京芦沟桥事变爆发,我国军民抗日的神圣正义战争序幕正式揭开了!全国军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下,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崇文尚武、爱国拒侮的光荣传统,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炮声中,我看清了国家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希望;在随军保卫杭州、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南北转战中,我体察到四亿中国人民的痛苦与反侵拒侮正义的力量!我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奋不顾身杀敌报国的英雄事迹与广大群众高昂的抗日爱国热情触发了我题诗创作的灵感。根据所见所闻,我集唐人之句成为己诗,以诗纪史,热情歌颂了在前方浴血抗战的国共两党爱国将士,愤怒声讨日本侵略者在我中华大地上烧杀抢奸的滔天罪行,抒发四亿中国军民“还我东北、还我河山”、誓死抗战到底的正义呼声与壮志豪情,日积月累,遂成两卷诗集,我自命名为《抗倭集》与《沧桑集》,部份诗稿曾投寄《中国空军》、武汉《民族诗坛》等各地宣传抗战的诗刊和报刊,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8年卢冀野教授在武汉主编由国民党爱国元老于右任书法家题写刊名的全国性《民族诗坛》刊物,拙诗《抗倭集》诗歌九首曾被刊载于1938年8月第五辑第42页~第44页。卢教授还寄赠他的《烽火集》给我作为珍贵的纪念。刚由日本归国请缨抗战的中国文豪郭沫若先生所作的《归国书怀》和其他爱国知名人士拥护抗战的诗词,也被《民族诗坛》刊登。我反复朗诵,深受鼓舞!郭沫若先生原诗如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励,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老用最精练的诗句,抒发己志,感情充沛,肝胆照人,爱国思想跃然纸上。我早知道郭老在科学、考古、戏剧、文化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湛深的造诣,参加过伟大的北伐战争和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具有新诗的战斗风格,震动全国……。顿时,我对郭老肃然起敬,情不自禁地集杜甫之句成诗一首寄呈郭老。拙诗题为《读郭沫若先生大作有感》(见《抗倭集》第54页)云:

      “海内知名士,文章实致身。新诗句句好,一字买堪贫!”

      烈火炼真金,斗争识英雄。就在烽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初期,我与郭老的忘年抗日文字交谊由此开始了!

      二、惠赠《抗倭集》鸿序与书名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随军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以后,撤退到了重庆郊区广阳坝机场。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重庆设有周恩来同志担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抗战的大后方。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任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先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我乘暇到了重庆天官府街四号拜谒久已敬仰的郭老,承蒙他热情接待。首次见面,郭老称赞拙诗《抗倭集》颇有爱国思想,有益于激励抗战士气。郭老对神圣的抗日战争怀有必胜的斗争信念。在与我谈论抗战形势和诗歌创作时,他妙语横生,豪兴遄飞,使我深深感到他政治见解的精辟、文化学识的渊博和革命家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是完全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意愿的;她领导的第八路军和新四军肩负着民族的期望,正在敌后浴血奋战。众所周知的平型关大捷就是生动的事实,大长了我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爱国抗日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将士也在正面战场英勇地抗击日寇,取得了山东台儿庄大捷的辉煌战果。只要全国同胞紧密团结于“抗日救国”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坚持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国人民的!

      郭老接着满怀深情地勉励我:在国难当头之时,我们要争当一个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志士和一个爱国正直的军人!既要拿起锋利的武器去杀敌,也要挥动手中的笔杆写诗撰文,一要唤醒与激励同胞们同心同德去夺取抗战的胜利,坚决不当亡国奴;二要愤怒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在文化战线上反击日寇,瓦解日军斗志,壮大日本反战同盟力量。我们手中的枪与笔都要为神圣的抗战事业服务,等等。

      古语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聆听着郭老语重心长的宝贵教诲,纷乱复杂的头脑顿时清醒了。那股自保卫杭州、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入川以来郁闷难舒的不良情绪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满腔的勇气和义不容辞的救国责任感。我突然间感到自己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

      郭老和蔼可亲,热情关怀青年,除了谆谆教导之外,临别时还兴致勃勃地一挥而就,书赠他的《归国书怀》诗歌一幅给我,作为对忘年抗日诗友的纪念和深切的勉励!我爱不释手,曾集唐人句成诗一首,记叙我首次拜谒郭老并承惠赠佳作的过程:

      “报国谁知己(钱起)?清词雅调新(明皇帝)。

      况值干戈隔(崔涂), 行当入幕宾(李  端)。

      赋诗面投掷(李贺), 聊欲示情亲(李  白)!

      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我把爱国诗篇《抗倭集》(唐诗集句)面呈郭老,敬请赠序。郭老满脸笑容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他认真审阅以后欣然命笔,还书赠了《抗倭集》封面题字数幅,供我选用。郭老在序文中说:“作诗难,集句尤难。集句而至于运用自然、吻合事物者,难之尤难。……莆阳陈禅心同志服务空军,公余辄亲吟事,自抗战军兴,尤多感发。近以所著《抗倭集》属叙于余,凡数百首,皆集唐贤句为之,其中大有可歌可泣之什。……等佳句,多不胜举。余窃叹其工整熨贴,一如己出,绝无矫揉牵率之痕迹,令人读之,可观可兴,可群可怨。如陈君者,盖可谓爱国诗人而兼集句圣手者矣。是为序。”

      我感到自己从中华古典诗词与文艺宝库中吸取了历代民族英雄爱国反侵的浩然民族正气,毕竟只是以一个中国抗日军人的正常良心、做了一点力所能及宣传抗日的事情,而郭老这样过奖,这充分体现了郭老对爱国青年军官的亲切关怀和寄托了莫大的期望!这更鞭策着我在抗日救亡的道路上百折不挠、奋勇前进,离乡抗日七年未回一次福建莆田探望年迈的父母亲(陈嘉度、许亮)与新婚四个月的妻子林独秀,以国为家,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我曾集李白之句成诗《奉酬郭老惠赐〈抗倭集〉序文与题签》,记载这一件令我毕生荣幸的不平凡事件:

      “人生非寒松,持为寒者薪。何论珠与金,岂知玉与珉?

      积蓄万古愤,此情难具陈。报国有长策,笔精妙入神。

      如天落云锦,五章备彩珍。诗人多见重,一见平生亲。

      真堪写怀抱,垂辉映千春。书此谢知己,纱窗曙色新!”

      ——1939年2月10日作于重庆,原载于《沧桑集》(上卷)第135页

      当时香港《天文台》主笔陈孝威将军在其《若定庐随笔》专栏里,刊载了拙诗《西征歌》。他以《抗日空军诗人陈禅心》为题,撰写了一篇长文与七绝见赠。郭老看到后认为确切,勉励我在中国空军界继续努力,名符其实,为中华民族争光添彩!

      此后,郭老书赠给我的诗篇和手札,计有廿多幅。友人曾托我代求其苍劲笔迹,他也是不厌其烦地随手挥洒。可见郭老待我情深义重! 

      三、“皖南事变”,同仇敌忾

      一九四一年一月震惊国内的“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先生义愤填膺,当即写了《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愤怒声讨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假抗日、真反共、残害以新四军军长叶挺为首的八千名抗日将士的滔天罪行,无情地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汉奸汪精卫之流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政策,表达了他对这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爱憎分明的斗争立场。郭老的第二首诗云:

      “怒问苍苍果胡然?莫须有罪出连绵!

      伤心已见兰成艾,谗口竟教矩化圆。

      已兆分崩同往日,侈言胜利在今年。

      谁欺只自欺天耳?那有籧篨真个妍!”

      当时我在四川南充航空48站,从郭老之处获悉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真相和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所题的悼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与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股仇恨汉奸、悼念爱国抗日将士的激情油然而生,怒发冲冠的我遂集杜甫之句成诗《读周恩来先生题词“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有感》以纪(见《抗倭集》第120页,1941年2月10日作于四川南充):

      “……风雨秋一叶,惨谈带沙砾。

      忠贞抱冤恨,精锐旧无敌。……

      群盗久相踵,山谷落叶赤。

      义士皆痛愤,不但时人惜。

      使我叹恨伤精魂,江月去人只数尺!”

      在此诗中,我满怀深情地怀念了昔日在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的爱国将领叶挺军长,悼念了为抗战牺牲的八千名新四军爱国将士,怒斥了国民党反动当局蒋介石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卑鄙行为,得到了郭老的赞许。

      1941年12月我因为声援四川南充航站士兵周梦滨反抗上司克扣军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得罪了上司,愤而辞官离站,与国民党反动军营分道扬镳。我因为怒气伤肝卧床两个月,穷途潦倒。南充有识之士谢镇南向我伸出了援手。1942年3月我从南充返回重庆以后,福建同乡曾履川介绍我到孔学会任职,借以托足养病。此后我更有机会拜谒郭老。当时,郭老曾书赠一幅他奉题中国抗日“陆军诗人”冯玉祥将军所画的《骑马看梅上阵抗日》诗作给我:

      “有马借人乘,有驴独自坐。骑去看梅花,板桥容易过。

      骑去上战场,枪炮容易躲。何必如龙始足豪?须知马大人显小。其进锐者其退速,何如进退如一慢慢跑?视死能如归,看花上阵两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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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我曾集杜甫之句成诗一首,题为《骅骝歌奉酬郭沫若先生书赠奉题中国抗日陆军诗人冯玉祥将军所绘骑马看梅上阵诗歌一幅》(原载《抗倭集》第141页1942年3月作于重庆)如下:

      “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下马古战场,谁是长年者?

      焉知李广未封侯?似君须向古人求。

      气去西戎回北狄,终南渭水寒悠悠!”

      在上述“咏骅骝”的诗画中,郭老与怀才不遇、没有实际兵权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以及离开航站的我共同抒发了要为神圣的抗战事业各尽所能、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

      四、观看郭沫若先生爱国史剧《屈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打击与粉碎国民党反动集团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的抗日进步力量,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方针,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顽强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我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先生、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团长董必武先生与郭老正气凛然地挺立于豺虎丛中威武不屈的斗争事迹与英姿雄风。他们为神圣正义的抗日救国大业视死如归的革命胆略与真心实意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基础、运筹帷幄的斗争精神实在使我敬佩不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巧妙的斗争艺术更使反动当局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一九四二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一周年之际,郭老奉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先生的指示,选择了话剧这一种斗争形式,以便适应当时的恶劣环境,能够与广大群众直接见面,作为粉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文化战线施行高压政策的突破口。郭老遂以满腔的义愤、鲜明的爱憎、顽强的毅力、惊人的才华、犀利的笔锋、流畅的语句,一挥而就写成了一部寓有爱国拒侮进步思想的爱国历史剧——《屈原》。创作此剧前后只用了十天时间,他的创作伟力与非凡速度令人惊叹!这说明了郭老平素对古代爱国诗人屈原大夫有着深刻的研究,胸有成竹;也说明了他博闻强记,才华富瞻。

      当时,郭老创作的爱国史剧《屈原》是由“中华剧艺社”以纪念第二届“诗人节”的名义公开上演的。《屈原》首场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公演于重庆“国泰”戏院。敬爱的郭老在他百忙的工作中没有忘记邀请我前往观看。这更体现了他对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

      《屈原》史剧开幕了,剧院里座无虚席。爱国忧民、力主抗秦的屈原大夫栩栩如生地活跃在戏剧舞台上。与卖国投降派的卑鄙行径和丑恶嘴脸相比较,屈原大夫爱国拒降、舍生取义的崇高形象就更鲜明地展现在广大观众的面前。屈原的不幸遭遇使我和观众们不约而同地产生愤慨:屈原的死,是楚国的悲剧,是人民的损失!楚怀王如果能够采纳屈原的正确意见“联齐抗秦”,楚国何至于灭亡?!如果能够举诛奸除暴之宝剑,先斩内奸卖国贼郑袖与靳尚之妖头,则报国有心、救国有谋的忠臣屈原何至于自沉汩罗江?!……我与观众们也深刻认识到:屈原与郑袖、靳尚之间的斗争,是爱国与卖国、进步与倒退、正直与奸邪之间的殊死搏斗,关系着楚国的兴亡与人民的安危。虽然屈原经历磨难而舍生取义了,但是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他虽死犹生,流芳千古!而楚国投降派与卖国贼却遗臭万年!屈原的爱国行为使我和观众们肃然起敬!忆古思今,触景生情,我与观众们也慷慨激昂,深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不铲除卖国的内奸,如果不坚决反对投降,如果不同心同德戮力抗日救国,则亡国的历史惨剧必将重演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旧中国!

      由于《屈原》爱国史剧紧密联系现实,它深刻的主题思想与强烈的政治倾向恰如其分地反映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反对卖国、反对投降、坚决抗战到底,并且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国民党卖国投降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室操戈、破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卑鄙嘴脸,因此,《屈原》爱国史剧一搬上舞台,就博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赏和拥护。人们奔走相告,演出盛况空前未有,观众如潮似浪,台上台下同仇敌忾,爱国情绪大为一振,真正达到了团结和教育人民、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预期目的。《屈原》爱国史剧就象一阵催生万物欣欣向荣的春风使死气沉沉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大本营——重庆市活跃起来了!它唤醒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下看清了内忧外患的国家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前途,逐步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在反对投降与分裂的斗争中更加团结一致,增强了“抗日必胜、建国必成”的斗争信心,在用斗争武器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中去创造美好的新中国!

      郭老在邀请我观看《屈原》爱国史剧以后接见了我,多次称赞屈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位爱国诗人,高度评价屈原大夫爱国忧民、正直不阿、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忠贞不渝、深谋远虑等高贵品质和战斗风格。郭老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男的不要学靳尚,女的不要学南后,青年人更不要学宋玉。大家都要学习屈原与婵娟,做一个‘生得光明、死得磊落’的爱国者,临难不苟,保持忠贞气节,为捍卫真理和正义勇于献身!”正象古代爱国诗人屈原以《桔颂》教育青年人不骄矜、不怯懦、不懈怠、不迁就、遇到国难毫不苟且一样,郭老对我谆谆的教导、殷切的希望、长辈的爱抚、充分体现了他的期望——爱国的青年一代要争取为抗战立功,在抗战的熔炉中千锤百炼成钢!我联想起郭老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系列表现和战斗风格,猛然醒悟起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郭老不正是现代的“屈原”吗?他可谓是屈原的化身,是爱国诗人屈原的千古知音!

      滴水可映太阳光辉,观剧有感不可无诗,我曾集孟浩然之句成诗一首《奉酬郭沫若先生邀余观看爱国话剧〈屈原〉》(见《抗倭集》第131页,1942年4月4日作于重庆孔学会)云:

      “贾生曾吊屈,徒有济川心。何意狂歌客?愁怀湘水深。

      想像若在眼,善听在知音。 谁能不惊骨?巴江猿夜吟!”

      《屈原》爱国史剧当年在重庆演出的盛况前所未有,各阶层人士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有的甚至冒着大雨来。许多观众为了能买到一张戏票,不辞辛苦地排队等候。戏院满座以后曾卖出一些站票,好多观众宁愿站着观看三个多小时。有的观戏者深夜归家不便,就留宿在剧场,甚至旅馆也出现了客满的状况。当时重庆新闻界誉此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就连国民党“中央社”也承认:《屈原》在泰国戏院演出,“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当时动人心弦、群情激奋的观剧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台上“屈原”爱国抗争慷慨陈词、台下观众群情振奋摩拳擦掌、台上忠良势孤力单惨遭迫害、台下观众摇头叹息咬牙切齿,愤慨不已,哭泣声左右可闻!正象郭老在祝贺演员演出成功时作诗云:“赢得万千子女泪”!这句诗就简单扼要、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许多爱国同胞观看史剧《屈原》受到深刻教育而流露出来的激动情绪。重庆人民在白色恐怖长期压抑下,第一次扬了眉、吐了气!

      爱国人民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当局难过之时!由于《屈原》爱国史剧的斗争锋芒直指有卖国投降倾向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所以他们如坐针毡,遂迫不及待地组织了一些反动报刊和御用文人,指责和围攻爱国史剧《屈原》,破坏《屈原》史剧的继续演出。蒋介石的亲信潘公展等人赤膊上阵,亲自召集大规模的招待会,暴跳如雷地污蔑《屈原》,在会上提出要禁演《屈原》。我们的郭老率领全体演员气宇轩昂地当场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有秩序地退出会场;招待会以后仍然继续上演深受山城人民热烈欢迎的《屈原》,以实际行动学习屈原守正不阿、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正气凛然地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一系列围攻。   

      五、唱和《屈原》诗歌发表于中共《新华日报》

      为了扩大爱国史剧《屈原》在社会上公开演出的教育作用与政治影响,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刊出了爱国知名人士黄炎培与郭沫若先生的四首唱和诗。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紧接着,以《屈原》为题的唱和诗就象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出来,其中有中共驻渝代表团团长董必武先生、爱国知名人士沈钧儒、张西曼等人的佳作。《新华日报》与其他几个进步报刊陆续予以刊登,真是一呼百应。这些唱和诗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屈原》上演极其成功的轰动情景,表达了重庆各阶层人士拥护《屈原》演出的鲜明立场,发泄了对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皖南事变”、残害八千名新四军抗日将士与逮捕叶挺军长等种种倒行逆施的痛恨之情,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与良好的教育作用。我阅读这些《屈原》唱和诗以后也深有体会,产生了心灵的共鸣!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郭老热情接见了我,随后把黄炎培、沈钧儒、董必武诸前辈与他唱和《屈原》的诗作递给我看,热情地邀请我和作。我喜出心头,即席依照“秋、心”韵作诗二首以和:

      (一)“灵均辞赋已千秋,此日应须写国仇。

      欲为两间撑正气,唇枪舌剑论薰莸!

      (二)千载犹传小雅音,一时雪涕起哀吟。

      低徊欲续《离骚》赋,直恐重伤逐客心!”

      郭老审阅以后,认为满意,就把拙诗送交《新华日报》“《屈原》唱和专栏”,于1942年4月15日刊登出来。以我的真实姓名“陈禅心”发表,我认为这是平生最大的荣幸!

      但是,国民党反动文人却对《屈原》爱国史剧大肆污蔑和恶毒的攻击。为了捍卫真理与支持“抗日救国”民族正义,我又叠前韵作了两首唱和诗,经郭老转交中共《新华日报》,于1942年4月21日再次刊登出来,也是署名“陈禅心”。拙诗如下:

      (一)峡猿啼断大江秋,合话新仇与旧仇。

      一卷骚经忠爱足,还应奋笔定薰莸!

      (二)湘水宁为嫉俗音,含冤莫更作哀吟。

      若非靳尚工谗口,谁识孤臣独醒心?

      当时还有许多爱国诗人和进步人士为《屈原》剧的演出纵情高歌,以渴骥奔泉之势掀起了唱和《屈原》的伟大高潮。正如杜甫诗云:“词源倒倾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这充分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阶层人士已经觉醒,要求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爱国拒侮的正义呼声气势磅礴,排山倒海。例如:当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南社”创始人柳亚子先生彼时在桂林,奉读了郭老的《屈原》剧本,也寄赠一首赞诗给郭老。又如当时在桂林主持进步戏剧活动的田汉先生(他是《戏剧春秋》的主编)也写了四首赞美《屈原》的诗歌,题为《闻〈屈原〉演出成功绝句》,寄赠郭老。

      提起田汉,他是我国戏剧界的大师,我久仰其大名而未曾获见。在《新华日报》1942年4月21日再度刊载我唱和《屈原》的诗作以后,我曾写信询问田汉的近况,承蒙郭老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便用笺复函给我,谓:“田寿昌先生(即田汉)现在桂林,不久将来渝,特此奉报。”

      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新华日报》刊登了郭老所作的《屈原》答和诗,感谢各阶层爱国人士对1942年4月3日《屈原》爱国史剧演出以来的热烈拥护与强烈声援。刊出之后,郭老曾亲笔书赠该诗一幅给我,并虚心地与我蹉商了诗中的个别字句。

      《郭沫若先生答和诗并序》全文如下:

      “四月廿六日乘肩舆由赖家桥赴璧山途中,大雨初霁,万象如新浴,微风习习,鸟声清脆,恬适之情得未曾有,爰再叠任老(编者注:任老即黄炎培)韵,奉答赐和诸君子。

      ①呵天有问不悲秋,众醉何心载手仇?

      荃蕙纵教时化艾,莸经万古仍为莸!

      ②晨郊盈耳溢清音,经雨乾坤万籁吟。

      始识孤臣何所藉?卅年慰得寂寥心!”

      上述郭老这两首答和诗的第一首第四句第五字——即“莸经万古仍为莸”句中的“仍”字,我认为是读平声,置于结句第五字,在正体绝句中,似属少见。我写信给郭老,请问“仍”字是否有误?郭老不惜以一字之微,除了当面给我解释外,还引经据典,再次复函辨答说:“‘仍’字并非误书。仍者,任也。可作仄声。古代有读仄声之例。例如:《庄子·列御寇篇》:‘仍自然之能’。陆德明释文云:‘仍本又作认’。又《左传·恒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谷梁》作‘任叔’。上述均其证也。”这说明郭老的旧体诗造诣极高,寓意深刻,声律工稳,无懈可击,具有高度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可谓“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郭老还曾同意我撰写文章《“仍”字可读仄声》发表他与我两次通信答辩的内容于1942年5月7日重庆《新华报晚刊》(进步人士张恨水先生主办),对这一个学术问题作了更为广泛的解释和讨论。

      我当时年刚三十,而郭老在国外诗坛上都享有盛名。这充分说明了:在学术研究问题上,郭老虚怀若谷,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而不倦。这使我倍加钦佩和敬仰!

      六、离别良师挚友

      一九四一年农历十一月初五,家父嘉度因积劳成疾、挂念我离乡七载抗日未归而抱病辞世。1942年12月事后我收得家书以后急欲返闽,因而谢绝了一些好友欲委我县令级别美职的厚意,以集杜甫七古诗歌《寄题成都杜甫草堂》留别敬爱的董必武与郭老。郭老称赞:“摘少陵妙句,题少陵草堂,恰到好处,以杜还杜,可谓相得益彰了。”(此诗收载于《抗倭集》第153页。)

      1943年1月我返闽途经长沙,我曾集李白之句成《长沙吊屈原大夫寄怀“(屈原)唱和”诸作家渝市》一诗:“湘水回九曲,空馀吊屈悲。艰难此为别,归去日相思。大雅久不作,沧波杳难期。三年吟泽畔,岂独虑安危?!”(原载《抗倭集》第157页)。拙诗怀念了爱国忧民而留芳千古的屈原大夫,也寄托了我离别良师挚友——敬爱的郭沫若、董必武、黄炎培、沈钧儒诸前辈和生活了五年的巴山蜀水的依恋之情!主要是寄呈郭老与董老必武(见《抗倭集》第157页)。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郭老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连载,郭老借古喻今,劝吿抗日的同志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人民的新中国即将诞生面前,要吸取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骄奢必败的历史教训,要戒骄戒躁,把革命进行到底。据说中共中央把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国各个解放区的干部们学习,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我奉读了郭老的佳作,也曾集唐五首抒怀寄呈郭老(见《沧桑集》(上卷)第178页)。只因郭老忙于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更趋激烈的斗争,此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亲聆郭老的教诲了。

      全国解放以后,我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文教卫生科技事业欣欣向荣,新中国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为歌颂建国十周年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我曾集《诗经》之句成诗665章(首),名曰《十月集》。1973年10月由小儿季衡选录部份,寄呈在北京主管中国科学院工作的郭沫若院长斧正。经董必武代主席转呈,郭老在百忙中审阅了《十月集》,1973年10月28日使用中国科学院的便用笺复函谓:“集句颇巧。”这是我最后一次得到郭老的鼓励和褒奖。

      七、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

      1978年6月12日,郭老不幸因病去世。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先生追悼大会上说:“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痛失知音,斯人不重见。我含泪创作挽诗六首,用白绫一幅抄写,寄呈北京郭老夫人于立群同志:

      (一)柳黄沈董(注1)已成尘,硕果凋伤更怆神。

      枉负群公呼小友,锻诗海内又何人?

      (二)抛雏别妇请缨长,系虏归心铁与刚。

      为国重开新日月,文章科技竞光芒!

      (三)故箧吟馀百首诗,卅年别梦足沉思。

      巴山雨泣兵戈重,苦觉烧灯吊屈悲!

      (四)早承推奖一声声,圣手千篇集句成。

      方寸即今和雨乱,悽惶无復摭诗情!

      (五)尺牍瑶章手迹存,一迴快读百销魂。

      那堪人事伤凋谢,泪满鲛绡见血痕!

      (六) 暂忘永诀罢哀吟,收拾伤魂人梦寻。

      梦不临丧醒又恸,人天苦恨失知音!

      (注1:”柳黄沈董”谓我的抗日师友郭沫若,柳亚子,黄炎培,沈儒,董必武诸前辈。)

      唐代“诗圣”——杜甫诗云:“风流儒雅亦吾师。”斯人已矣,回首我结识敬爱的郭沫若、董必武诸诗伯于抗日战争时期炮火硝烟、兵荒马乱之际,得坐于谈政论政、春风化雨之中,实为我平生一大快事!□陈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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