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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无解困境——莆仙戏《魂断鳌头》评析

      新编古代剧《魂断鳌头》由著名剧作家郑怀兴于1982年创作完成,在剧作家的创作历程中看,属于其第一阶段的作品。第一阶段以《新亭泪》《晋宫寒月》等作品为代表,主要侧重对历史的反思,并写出了动荡环境中人物的责任感。《魂断鳌头》创作于《新亭泪》(1981年)之后,《晋宫寒月》(1983年)之前,情节编织通俗易懂却不乏史识,虽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古代爱情故事,却突破了传统戏曲“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制度、社会与人性,散发着一股历史的况味,充满着一种悲悯的情怀。同年,该剧由仙游县鲤声剧团首演,正值该团兴盛之际,演员阵容中不仅有许秀莺、周如典等一代莆仙戏名角,并且由崭露头角的王少媛——后来成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担任陈玉娥角色的B角。该剧虽未获过国家级大奖,但演出之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时隔三十三年,鲤声剧团重演此剧,拂去岁月尘埃,经典重焕光彩,再次引来多方关注。

      该剧一共八场,剧情环环相扣,讲述了一个“有情人难成眷属”的爱情悲剧。仓部令史陈国仁之女陈玉娥,与江南才子王长卿乃姑表之亲,青梅竹马,她本期待表兄高中状元之后,请旨完婚。但春闱未放榜,名次已内定,王长卿若是功名无望,王家必定一蹶不振——王母为凑儿子赴考盘缠,将女儿典当富家为婢;并且她卧病在床,盼儿荣归,若失所望,恐会一命归天。因此,陈玉娥不得不听从父亲与表叔刘好问的安排,同意嫁与主考官——礼部侍郎沈知章,以换取表兄功名,她满腹隐衷却无法向母亲与表兄剖明,甘愿背负贪恋富贵、无情无义之骂名。出嫁之际,正是放榜之时,陈玉娥听闻王长卿高中状元,百感交集,狂笑不已,吐血数升。王长卿从刘好问那里惊悉内情,赶赴陈府,他愿抛弃乌纱帽,与表妹共下阴司结同心。奄奄一息的陈玉娥急欲将乌纱帽拿回给王长卿,体力不支,跌倒在地……一缕香魂随风逝,留下人间无数憾!

      该剧包含着人物间的多重冲突,这些冲突为戏剧增添了色彩,在不同程度上驱动着叙事。陈玉娥是冲突的中心。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设下圈套、推向了两难处境,她将如何选择?从第一场“密谋嫁女”起,观众的好奇心就被紧紧勾住。第二场“雁塔相会”,陈玉娥与表兄之间的爱恋表露无遗,为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人物的行为依据:无论她如何选择,必定以表兄为重。第三场“打探消息”,陈玉娥从表叔处证实传言,痛苦至极,无奈中做出选择。她的苦衷无处诉说,导致母亲与表兄误会。面对他们的指责,她只有深深自责。陈玉娥能否得到想要的结果?她该如何面对母亲与表兄,解释或不解释?王长卿会不会知道真相?从何得知?当他得知真相后,他将如何反应?局面将如何演变?事情变得越发复杂,观众的好奇心越发强烈。因此,“真正好的悬念,不是编剧在情节设置时所刻意安排的疑问,而是对剧本中人物命运的密切注视和关怀。”剧作家利用了观众的好奇与同情,“心慈手狠”,一方面确定、经营同情人物,另一方面不断地让人物陷入绝境,内心遭受反复的煎熬。特别是第八场,这是全剧的高潮也是结局,陈玉娥已经命在旦夕,还要折磨她,迫她上轿,委屈她,让她临死不能向表兄诉隐情……观众与剧中人一样,明知此去生死两茫茫,无限同情却无能为力。

      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悲剧。刘好问之所以愿意当月老,除了沈知章早就委托提亲之外,还因为他同情王家;陈国仁之所以同意嫁女,除了期望晚年有靠之外,也是希望能解王家之困危;陈玉娥之所以悔约允亲,除了刘好问告诉她的,“侍郎说过,若允此亲,长卿自然高中”,“王陈两家,门衰祚薄,欲显门楣,赖你一身。你若拗性,则是不孝、不义、不仁,成为天地间大罪人”,更是因为,王长卿抨击贡院,触怒朝廷,有司准备拘拿问罪。基于种种的考虑,她只能为救表兄殉其身。这三个主要人物均面临两难的选择,尤其是陈玉娥。但在刘好问与陈国仁看来,爱情与功名,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爱情在他们眼中,是年轻时的一场梦,无足挂齿,功名所带来的荣耀,才是他们看重的。而对于陈玉娥来说,则是关于生与死的抉择。然而,可悲的是,即使陈玉娥嫁与沈知章,也不能百分百确保王长卿能高中。但若是陈玉娥与沈知章成亲,这层亲戚关系一旦为人所知,王长卿的状元之位,岂不会受人非议?临死之际,陈玉娥的一句旁唱道尽了她的心声,“莫怨奴死犹从沈家子,当知奴生则毁状元名”。看来,陈玉娥不得不死,只有死,才能封住世人的嘴;只有死,才能让她牺牲爱情之举增添悲壮的色彩。因此,悲剧性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见证一个人物为了保住他的尊严而被迫放弃他的梦想、生活时,我们内心的悲剧性感情被激发了。人物的确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表面上,陈玉娥选择了功名放弃了爱情,但这一选择有悖于她的内心,因此心有不甘,出嫁之际的连声大笑,是欣慰,更是悲愤。事实上,我们可以推测,陈玉娥宁愿死去:失去爱情的滋润后,与其同一个不爱的人行尸走肉般继续活着,不如这样留一个凄美的身影死去,唯有死,才能让她自己真正地解脱。这样的悲剧,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对爱情忠贞不贰的歌颂,而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制度、社会和人性。

      科举制度的设置初衷,本是为了有效地选拔人才。但世上没有完善的制度,漏洞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到了晚唐后期,科举成为腐败的温床,其背后,是人心的腐败。这是悲剧的根源。刘好问、陈国仁与陈玉娥,这三个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合乎情理,出发点都是为了争取王长卿应得的功名,只是没有料到“好心办坏事”。凭借王长卿的才华,若凭文取士,此科状元,十拿九稳,但官场腐败,裙带之风猖狂,有权有势有钱者可随意指定名次,寒门之子跃龙门,已成为遥不可及的神话。故此,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并顾及王长卿的尊严才有所隐瞒。甚至连沈知章,虽贵为主考官,也是身不由己,无法按照正常程序选拔人才。他的妻子早逝,续弦在情理之中,对于王长卿与陈玉娥之恋情,事先不知情,洞房变灵堂,实非他所愿——朝廷赐封,作为臣子,只能听命。剧中传统意义上的坏人,是那三个按现代说法为官二代或富二代的花花公子,是那个老奸巨猾的李定国——位于权势金字塔之顶的寥寥数人之一的丞相。若不是因为议榜外泄,惹起士子喧哗,抨击贡院作弊,纷纷向李定国上书,他担心朝廷追究,才决计取一两名寒士,“塞天下之口,收士子之心”。否则,李定国岂能同意将功名授予王长卿,沈知章岂能顺水推舟推荐王长卿?不将人物脸谱化,而是予以设身处地设想、构思,也这是郑怀兴塑造人物形象一以贯之的手法。

      这样的悲剧,喻示着一个无解的人生困境。假设陈玉娥选择了爱情,假设沈知章最终退出,假设陈国仁最终同意,她能与王长卿过上幸福的生活吗?这样的假设,对于一部既定的作品是不存在的,但是基于作品所设定的故事背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假设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陈玉娥没有选择的自主权。她看似选择了功名,但又以她的死否定了这一选择。“缙绅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对于剧中人而言,参加科举追求功名无可厚非,这是类似王长卿的底层百姓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寄寓着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梦想。所有人都被卷入功名的漩涡,无法选择,无法躲避,并最终为社会制度所规训,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我们无法苛责剧中人的执迷不悟。

      这样的人生无解困境,不单单局限于剧中人,不单单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它超越了时空,具有广泛的普适性,这也是为什么该剧能引发不同时代观众共鸣的缘由。剧作家一方面诱使观众被故事所吸引,被人物所打动,另一方面却又引导观众透过故事的外壳,进入更为深远的思考。人生充满着形形色色的选择,坚守信仰、气节、原则何其不易!在郑怀兴另一部作品《乾佑山天书》(1996年)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思考的延续。一向反对天书的寇准为了东山再起、重整朝纲而不得不上表贺天书。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一旦放弃了是非的原则,就失去了正义的力量,于是一步步落入政敌的圈套而无法摆脱。剧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对人物进行简单的评判,而是对人物的境遇显示出了高度的关切,寄予深深的理解。类似的人生境遇、悲悯情怀,是许多中外经典剧目共同探讨的主题,也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比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可见,每一个时代,我们都会面临不同的困境,困境虽不同,但故事能共鸣,人性能相通。陈玉娥之死,犹如一个大大的问号,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人生的种种选择面前,我们该何去何从?有多少人能逃脱功名的诱惑、束缚?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获取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剧中人为他们各自的选择付出了不同的代价,现实中的我们呢?我们通过陈玉娥的悲伤为自身悲伤。

      《魂断鳌头》挖掘微妙的人心,直面复杂的人性,揭示人生的两难困境,以它为镜,不同的观众折射出不同的人生,读解出不同的意味。身为人,我们在虚拟的、他人的、自己的,各种的故事文本中找寻意义,幕落剧终,追问还在继续……当然,除了剧本之外,一出戏能否成功,还有赖于各种因素。期待鲤声剧团能够借助该剧的排演,凝聚人心,再创辉煌,让莆仙戏这个古老的剧种继续绽放光彩!□郑宜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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