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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襄两度出任福州太守

      在福州的历史上,陈绛、蔡襄、许懋、陈觉民、朱绂、陈居仁、郑侨等一批仙游人,都曾当过福州的太守。他们尽心尽职,为福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是蔡襄两度出任福州太守,在福州广植榕树,兴修水利,兴教办学,移风易俗等等,给福州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福州人民的崇敬,并立祠纪念。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谈到福建人才辈出时,列举了蔡襄等古今名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广植榕树 绿化福州

      福州有冶城、三山、左海等雅称,更有榕城之美称。福州之所以能称得上榕城,蔡襄功不可没。蔡襄出生在仙游县枫亭的赤湖之畔,那里有成片的荔枝树,还有众多的榕树。蔡襄自幼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说对榕树是情有独钟的。庆历四年(1044年)10月,他以亲老乞乡郡,被授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次年春到福州任上后,他发现福州的自然条件和仙游相差不多,很适合榕树生长,就大力倡导,利用空地和路旁广植榕树,这样既可以遮荫,使人防晒,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还可以美化环境,调节气候。他还下令福州所属的闽县、候官、怀安、长乐、福清、永福、闽清、古田、罗源、连江、宁德、霞浦等十二个县遍植榕树。当他从福州太守转任福建转运使时,又下令福州至兴化、泉州、漳州沿途各县,700余里的道路两旁植松。淳熙六年(1179年),从副宰相位上卸任下来的泉州人梁克家出任太守时,编纂了《三山志》,记载了蔡襄的功绩:“蔡密学知州曰,令诸邑傍皆植之。又自大义渡夹道至于漳、泉,人称颂之。诗云:‘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梁克家所说的松树,便是榕树,至今福州、莆田、泉州、闽南一带仍称榕树为松树,而称真正意义上的松树则称松柏或马尾松。殊不知松柏极易生虫害,是不适宜当路树的。有人将福州植树第一人说成是张伯玉,实际上是一大误解。福州至“熙宁间已经绿荫满城,暑不张盖”。张伯玉是治平二年(1065年)从越州转任福州太守的,距熙宁元年(1068年)只有三年时间。三年时间,树木长得再快也不可能“ 绿荫满城,暑不张盖”。蔡襄在福州倡导植榕比张伯玉早了20年。应该说,张伯玉是在蔡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编户浚沟七尺,植榕绿化。熙宁元年(1068年),张伯玉的继任人吴县的程师孟又大力倡导植榕。正是由于政策的连续性,一任接着一任干,才有今天榕城的美称。去年11月1日至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福州调研时,又强调:“榕树遮风挡雨,成活率高。抓生态,榕树是很好的选择,福州要多种榕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福州多种榕树,这既是对蔡襄等前人广植榕树的肯定,也是要求种榕政策应该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可以预见,榕城的明天必将更加美丽。

      兴修水利  造福于民

      蔡襄第一次到福州任职时,不久便遇上了大旱,粮食歉收,群众生活困难。蔡襄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发现到其因是东湖堵塞造成的。晋代严高任福州太守时,在扩建冶城筑新城时,曾同时开凿了西湖和东湖。东湖主要是承接东北诸山溪的水流。由于长期失修,东湖堵塞。这样,雨季时,溪流无所归宿,田园被淹成了泽国。遇到旱季,农田则干涸 ,颗粒无收。针对这种情况,蔡襄发动百姓群策群力,自筹资金,在东湖地恢复五塘,解决了1000多倾农田灌溉问题,保证了旱涝保收,受益的8000多户群众无不高兴万分,自发在五塘旁边为蔡襄修建了一座生祠,以纪念蔡襄的功绩。

      宋时的福州城区面积较小,北至屏山,南到今东街口一带,西至西湖,东到七星井一带,周围与闽县、侯官、怀安三县接壤。嘉佑元年(1056年)八月,蔡襄二度来福州任职时,把福州的城区建设、百姓供水和河道清污同三县兴修水利有机结合起来。据《三山志》记载,他令连江县令权闽县县令朱定,开沟负城河浦176处,计21976丈,灌溉农田3600公顷;侯官疏导渠浦69处,总长125里;怀安县疏浚城外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一带的渠浦。

      晋安河是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刺史钱昱修筑外城时,在东门外挖了一条“护城濠”。这条护城濠又短又窄,由于多年失修,泥沙淤积,水流不通。蔡襄经过实地考察后,发动群众拓宽晋安河河道,并南北延伸,北至新店的北峰山脚,经琴亭而下,过水部和象园,直通闽江,使晋安河变宽变长,成了构通福州南北的大运河,并命知县樊纪在晋安河上架设了13座桥。

      与此同时,蔡襄还发动群众清理城区内河,并开通自清水堰起至利涉桥、清泰桥,经开元寺至东康门桥的河道,使城内的各条干渠连成一体,与晋安河相通,构长了四通八达的水网。在福州的历史上,是蔡襄第一次将内河与闽江连接起来,这样涨潮时,潮水朔河而上流入城内,退潮时,河水顺江而下,不但解决了城市供水、防火、防涝、污水处理问题,还促进了水路交通运输和水产养殖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福州的城市功能和文化品位。如今,900多年过去了,蔡襄当年发动群众兴修的水利工程仍在发挥作用。福州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蔡襄也有一份功劳。清代黄任曾写下了歌颂蔡襄兴修水利的功德:“琅琊拓国夹城开,遂使三湖半草莱;六十九渠忠惠力,辛勤曾复五塘来。”

      移风易俗  破除陋习

      蔡襄初到福州时,深入民间,了解到当地有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家里有人病了,不是去求医,而是找巫医,有些病人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求治而死亡。针对这种情况,他委派当地群众信任且有威望的名医何希澎从《太平圣惠方》一书中选出了6096方适合福州当地的药方,刻板公布在牙门左右,并立碑于虎节门东总门之西,供民众选用。《太平圣惠方》是北宋初著名医学家王怀德在淳化三年(992年)汇编成书的,收集了自汉代以来各地名医的处方和民间偏方,共16834方。当时宋太宗诏令出版,每州郡各发一部。由于福州郡长期将这部书秘藏在官方的柜里,没有向民间公布,百姓不得而知。蔡襄还特地为何希澎选编的《太平圣惠方》作序,推崇科学、普及医药知识。为了彻底改变有病无医的现象,蔡襄还倡议在《太平圣惠方》石碑对面设立了一所医学堂,这是福州最早的一所医学堂,挑选一批对医学感兴趣的年轻人,请当地名医以师带徒,言传身教,传授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学生毕业后,分散到民间为百姓看病,大大方便了百姓,也逐步改变了有病不找医的旧俗。

      福州旧时社会风气欠佳,婚丧喜庆,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严重,百姓负担不堪设想。家里如有亲人过世,重丧仪,兴吊唁,举葬之时都要大办酒席,宴请客人,同时还要请和尚念经做法事来超度亡灵,有的还举办山头斋宴,分发钱物,造成很大的浪费。这些都是打着“孝顺”的幌子,没有人敢反对。经济困难的人,为了撑面子,尽孝道,不惜卖田卖房,有的甚至倾家荡产。

      针对这种陋习,蔡襄亲自撰写了《福州五戒》和《戒山头斋会》,作为法令颁布,要求百姓遵守。《福州五斋》主要内容是:“一戒父母对子女,不得有厚薄之分;二戒子女对父母,生须尽养,死不妄费;三戒兄弟之间要友爱,莫听妇言,莫贪财而绝同胞之情;四戒媳妇妻室,莫计较资财而剖断男女之爱;五戒居乡应为善良,莫行欺谩和剥削等不仁不义之事。”这对破除旧习,净化社会环境,树立新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蔡襄还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为民作表率。侯官人刘弈与蔡襄是同科进士,两人交谊很深,互约子女为婚。后来刘弈早逝,家道贫寒。蔡襄仍践前约,替刘家备好嫁妆,为次子蔡旬迎娶了刘弈四女进家门。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当地人交口称赞蔡襄做了好榜样。

      重视人才  兴教办学

      蔡襄认为,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能不能得到发展,关键在人才,没有人才则一事无成。因此,他在福州任职期间,始终关注人才,重视人才,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于一些学有专长的人才,给予重用。侯官有一处士陈烈满腹经纶,但性格爽直,快人快语。蔡襄第一次任福州太守时,恰逢元宵节。福州历来有元宵闹花灯的习俗,为了烘托节日气氛,蔡襄便下令要求每家每户都要制作七盏花灯挂出。陈烈不满蔡襄这一做法,便制作了一盏高丈余的大灯,挂在大街上,灯上书写了一首打油诗:“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见到了,认为陈烈的意见是对的,便下令取消原来的决定,不强制要求,让百姓自行挂灯。

      不久,蔡襄邀请了一些福州的名流到府第聚会,把酒言欢,并令官妓歌舞弹唱,以助诗兴。当时,陈烈也应邀前来。他看不惯蔡襄的做法,便不辞而别,提前越墙逃走。当时有人不满陈烈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没有给太守面子,便戏言:“山乌不知红粉乐,一场檀板便惊飞。”陈烈得知后,投书批评蔡襄。蔡襄对陈烈的直言没有见怪,而是虚心接受,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此类事了。蔡襄从善如流的作风使陈烈深受感动。他也因此成了蔡襄的朋友和座上宾。蔡襄还作了《访陈处士》一诗:“桥畔修篁下碧溪,君家原在此桥西。来时不似人间世,日暖花香山乌啼。”

      陈烈与陈襄、周希孟、郑穆等人精通五经,闽人号“海滨四先生”。蔡襄对这些名流倍加重视,尊之以礼,时常与他们沟通交流。他们也为福州的发展积极向蔡襄出谋献策。针对当时福州“重诗赋,轻经义”,读书只为了应对考取进士的旧习,蔡襄在福州兴教办学,聘请他们为州学教授,向学生讲授经学,大受欢迎。周希孟精通五经,对《周易》研究尤深,有次讲解《周易》,听课的人竟有三五百人之多。蔡襄自己也“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由于蔡襄的倡议,福州的经学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为后来福建理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蔡襄还积极向朝廷推荐这些学有专长的人才,陈襄考上了进士后,出任明州太守和侍御史知杂事,成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先驱。郑穆中举后,历任给事中和国子监祭酒,为当时的国学大师,退休时有上千人太学生上书宰相挽留他。周希孟也因蔡襄的力荐,在蔡襄离任数月后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助教,并被授将仕郎。陈烈也多次被仁宗下诏聘用,仍不愿前往,一直担任本州教授,直到以宣德郎退休。蔡襄知人善任,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明智之举,一直为后人称赞。

      热爱福州  亲民爱民

      蔡襄两度出任福州太守,与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福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热爱福州,亲民爱民,心系民生,努力为百姓排忧解难。蔡襄到任时,当地仍沿袭五代时的赋税政策,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尤其是丁口税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加上连年旱灾严重,粮食歉收,民不聊生,不少人出外逃生。蔡襄体察民情,力请朝廷减免,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北宋时,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两种,各地选送的兵员到京城的称为禁军,其余的统称厢军。当时福州的厢军被派往广南等地服役,由于水土不服,一些人染上瘴毒,等到服役期满回来时,“大半死损”。蔡襄便请求朝廷,将厢军安排在附近军州,轮换交替,使福州兵勇受益良多。据《八闽通志》记载:“年岁计之,存活人命不可胜数”,福州百姓感恩不尽。

      福州地处沿海,与福建的其他沿海州、县一样都盛产食盐,但由于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百姓无利可图。蔡襄便建议朝廷撤销专卖制度,“许百姓纳钱通煎及许客人纳钱于本路通贩。”这样,福州及福建其他沿海州县都分享到盐利。他还上疏《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请求朝廷加强沿海各县的海防建设、防备盗贼侵犯。据《霞浦县志》记载:“嘉佑二年(1058年),蔡襄奏沿海州军置舟船教习,以备水战,朝议从之。”蔡襄采取的这些措施,对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保护渔民利益,发展对外贸易,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蔡襄在关心群众疾苦的同时,也不忘努力创造条件,给人民带来欢乐。他组织百姓在秀野亭东北建了双松亭,在日新堂东南建了春野亭等,为群众提供了文化娱乐场所。知州所在地西侧有一花园,叫“春台馆”,过去是禁止百姓入内。蔡襄到任后,每年二月都将花园开放,让百姓入内参观游览。他还作了《开州园纵民游乐》诗两首,其中一首云:“风物朝来好,园林雨后清。鱼游知水乐,蝶戏觉春晴。草软迷行迹,花深隐笑声。观民聊身适,不用管弦迎。”此外,每逢春节、元宵、中秋等佳节,蔡襄都会到西湖、乌山等地,与民同乐。他还写了《四月八日西湖观民放生》等诗,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大家。他的书法师承唐代的虞世南和颜真卿,并取法晋人钟繇和王羲之父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宋史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仁宗还尝以御书“君谟”两大字,并以诗以宠异之。精通书法的宋徽宗认为“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颜真卿)也。”欧阳修称其书法“独步当世”。苏东坡对蔡襄的书法更是极力推崇,不遗余力。他曾多次强调“蔡君谟为近世第一”、“本朝第一”、“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议君谟书。”蔡襄作为承唐启宋的书法大师颇自珍惜,不妄与人。仁宗令他书写其爱妃《温成后碑》,他认为这是“待诏”之职,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竟然不奉诏。然而,蔡襄对福州却毫不怜惜,留下了不少书法遗产。如鼓山的“忘归石”、“国师岩”、“庆历丙戌孟秋八月,蔡君谟同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同游灵源洞”;市区龙腰的“苔泉”;存在于山的《刘弈墓碣》等石刻,都被后人视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尤其是“忘归石”和“国师岩”这两处题刻,历代不少名家称之可与洛阳桥碑记相媲美。明代福州名人徐  在《榕阴新检》一书中称“鼓山题刻,宋代为盛,君谟灵源洞题名笔划庄重,效鲁公,书法古雅绝伦以君谟为第一。”

      此外,蔡襄还在福州写了不少歌颂当地自然风光、风俗民情等方面的诗文。据不完全统计,蔡襄一生作诗370首,其中在福州的就有《游鼓山灵源洞》和《春野亭待月有怀》等27首,这些都为福州的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光彩。

      蔡襄两度出任福州太守,虽然前后不到五年时间,但他尽心尽职,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为福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了福州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当他离任时,百姓争先涌到衙门,请为他立德政碑。尽管当时官府不许,但民众还是私刻于石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后人对蔡襄的功绩更是念念不忘。福州的明代名人曹学

      《谒蔡忠惠祠》一诗云:“功成前太守,行者每咨嗟。石峻犹成堡,潮平袛似槎。奔星阅车马,成市集鱼虾,独为首碑人,祠旁日易斜。”侯官人林道昭也在《蔡襄赞》一诗云:“质美而粹,德懋而修,学宗孔孟,字尚颜欧,文章韩柳,事业伊周。”蔡襄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吏,能得到后世的崇敬实属不易。

      移风易俗  破除陋习

      蔡襄初到福州时,深入民间,了解到当地有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家里有人病了,不是去求医,而是找巫医,有些病人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求治而死亡。针对这种情况,他委派当地群众信任且有威望的名医何希澎从《太平圣惠方》一书中选出了6096方适合福州当地的药方,刻板公布在牙门左右,并立碑于虎节门东总门之西,供民众选用。《太平圣惠方》是北宋初著名医学家王怀德在淳化三年(992年)汇编成书的,收集了自汉代以来各地名医的处方和民间偏方,共16834方。当时宋太宗诏令出版,每州郡各发一部。由于福州郡长期将这部书秘藏在官方的柜里,没有向民间公布,百姓不得而知。蔡襄还特地为何希澎选编的《太平圣惠方》作序,推崇科学、普及医药知识。为了彻底改变有病无医的现象,蔡襄还倡议在《太平圣惠方》石碑对面设立了一所医学堂,这是福州最早的一所医学堂,挑选一批对医学感兴趣的年轻人,请当地名医以师带徒,言传身教,传授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学生毕业后,分散到民间为百姓看病,大大方便了百姓,也逐步改变了有病不找医的旧俗。

      福州旧时社会风气欠佳,婚丧喜庆,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严重,百姓负担不堪设想。家里如有亲人过世,重丧仪,兴吊唁,举葬之时都要大办酒席,宴请客人,同时还要请和尚念经做法事来超度亡灵,有的还举办山头斋宴,分发钱物,造成很大的浪费。这些都是打着“孝顺”的幌子,没有人敢反对。经济困难的人,为了撑面子,尽孝道,不惜卖田卖房,有的甚至倾家荡产。

      针对这种陋习,蔡襄亲自撰写了《福州五戒》和《戒山头斋会》,作为法令颁布,要求百姓遵守。《福州五斋》主要内容是:“一戒父母对子女,不得有厚薄之分;二戒子女对父母,生须尽养,死不妄费;三戒兄弟之间要友爱,莫听妇言,莫贪财而绝同胞之情;四戒媳妇妻室,莫计较资财而剖断男女之爱;五戒居乡应为善良,莫行欺谩和剥削等不仁不义之事。”这对破除旧习,净化社会环境,树立新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蔡襄还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为民作表率。侯官人刘弈与蔡襄是同科进士,两人交谊很深,互约子女为婚。后来刘弈早逝,家道贫寒。蔡襄仍践前约,替刘家备好嫁妆,为次子蔡旬迎娶了刘弈四女进家门。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当地人交口称赞蔡襄做了好榜样。

      重视人才  兴教办学

      蔡襄认为,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能不能得到发展,关键在人才,没有人才则一事无成。因此,他在福州任职期间,始终关注人才,重视人才,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于一些学有专长的人才,给予重用。侯官有一处士陈烈满腹经纶,但性格爽直,快人快语。蔡襄第一次任福州太守时,恰逢元宵节。福州历来有元宵闹花灯的习俗,为了烘托节日气氛,蔡襄便下令要求每家每户都要制作七盏花灯挂出。陈烈不满蔡襄这一做法,便制作了一盏高丈余的大灯,挂在大街上,灯上书写了一首打油诗:“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见到了,认为陈烈的意见是对的,便下令取消原来的决定,不强制要求,让百姓自行挂灯。

      不久,蔡襄邀请了一些福州的名流到府第聚会,把酒言欢,并令官妓歌舞弹唱,以助诗兴。当时,陈烈也应邀前来。他看不惯蔡襄的做法,便不辞而别,提前越墙逃走。当时有人不满陈烈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没有给太守面子,便戏言:“山乌不知红粉乐,一场檀板便惊飞。”陈烈得知后,投书批评蔡襄。蔡襄对陈烈的直言没有见怪,而是虚心接受,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此类事了。蔡襄从善如流的作风使陈烈深受感动。他也因此成了蔡襄的朋友和座上宾。蔡襄还作了《访陈处士》一诗:“桥畔修篁下碧溪,君家原在此桥西。来时不似人间世,日暖花香山乌啼。”

      陈烈与陈襄、周希孟、郑穆等人精通五经,闽人号“海滨四先生”。蔡襄对这些名流倍加重视,尊之以礼,时常与他们沟通交流。他们也为福州的发展积极向蔡襄出谋献策。针对当时福州“重诗赋,轻经义”,读书只为了应对考取进士的旧习,蔡襄在福州兴教办学,聘请他们为州学教授,向学生讲授经学,大受欢迎。周希孟精通五经,对《周易》研究尤深,有次讲解《周易》,听课的人竟有三五百人之多。蔡襄自己也“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由于蔡襄的倡议,福州的经学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为后来福建理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蔡襄还积极向朝廷推荐这些学有专长的人才,陈襄考上了进士后,出任明州太守和侍御史知杂事,成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先驱。郑穆中举后,历任给事中和国子监祭酒,为当时的国学大师,退休时有上千人太学生上书宰相挽留他。周希孟也因蔡襄的力荐,在蔡襄离任数月后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助教,并被授将仕郎。陈烈也多次被仁宗下诏聘用,仍不愿前往,一直担任本州教授,直到以宣德郎退休。蔡襄知人善任,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明智之举,一直为后人称赞。(未完待续)□陈金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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