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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来华西方人对妈祖文化的早期认知

      妈祖文化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现象,在中外交流史的早期过程中,受到来华旅行家、商人、传教士的关注。但是,关于妈祖文化西传的历史资料毕竟零散,理出头绪乃是一项繁琐的工作。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大量早期来华西方人的记录资料被研究和翻译出版,很多原版多语种资料被制作成缩微胶片供学者集中使用,如“1850年前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西方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使我们有可能对明清两代来华西方人认知妈祖文化的情况作一初步梳理,对妈祖文化国际化的早期现象提供一些佐证。

      一、明代后期来华西方人对妈祖文化的记述

      在阅读拉丁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已经整理、辑录出不少明代后期来华西方人对中国沿海地区妈祖文化的早期认知。葡萄牙中国学院澳门研究中心金国平教授是研究妈祖信仰早期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先驱学者,其“澳门与妈祖信仰早期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澳门的葡语名称再考”一文提供了大量基于多语种原始资料的研究,成为我们认识妈祖文化西传之初的宝贵成果。笔者在此基础上转引并略作铺叙。

      (一)妈祖文化信息始入西方视野

      西班牙人迪斯Pero Diez)曾于1544年从南洋航行至福建漳州沿海,在前往日本途中,他在宁波普陀山参观了一座庙宇,并有如下描写:“在中国海岸见到一个小岛。上面有一个寺庙,内有3O个教士。他们着宽大的黑服,戴开口的帽子;寺庙的房子很好,教士起居、饮食有规矩,不进血腥,仅食蔬果;禁止女子人庙。祭坛上供奉着一个他们称为Varella的女子的漂亮画像,她的脚下画了一些面目狰狞的魔鬼;至于属于甚么修会甚么宗教,我们不得而知;人们虔诚庆祝,向她供奉一切。岛上只有这些教士。”许多情况下,天妃与观音合祀。此处虽未准确说明这个“女子”是谁,“但她的脚下画了一些面目狰狞的魔鬼”一语为我们提供了将其推断为天妃的依据。所谓“面目狰狞的魔鬼”大概是千里眼、顺风耳二神将。据《封神演义》及民间传说,二将原为殷纣时高明、高觉两兄弟,自封金王、柳王,为姜子牙所败。后化为妖鬼作乱,遂被妈祖收伏为帐下二将,成为她的随从,与妈祖同享世人香火。在天妃与观音合祀的情况下,一般是前殿奉祀妈祖,后殿供奉观音菩萨。此又可证所见的“女子”应该是妈祖。迪斯可能是西方报道普陀山妈祖信仰的第一人。

      葡萄牙人对妈祖信仰的观察与记录比西班牙人更为准确。刊行于1553年的《葡萄牙人发现与征服印度史》记叙说:“崇拜两位妇女的形象,将其视为圣人。其中一个名叫娘妈。海上人将其尊为保护神。他们对此神十分虔诚,常常为其进行祭祀。”“两位妇女”无疑是天妃和观音。说明葡人很早便注意到了天妃与观音合祀的现象。娘妈系闽人对天妃的俗称。这说明葡人可能是从为他们充当领航员、翻译及买办的闽南人那里获得关于妈祖信仰的信息。

      葡萄牙人达米昂·德·戈伊斯的《唐·曼努埃尔王编年史》初版于1566年,虽晚于《葡萄牙人发现与征服印度史》,但其作者为唐·曼努埃尔国王的御用史官,所接触的资料较广。关于妈祖,达米昂·德·戈伊斯记载说:“华人信仰一个上帝,将其视为万物的创造者。他们供奉3个同样的神像。他们特别供奉一个妇女,将其视为圣人。称其为娘妈。她在上帝面前保护所有人,无论陆上还是海上人家。”此处“3个同样的神像”,可能是下文西班牙人拉达所说的“三幅大娘妈像”。“特别供奉一个妇女”突出了妈祖信仰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她在上帝面前保护所有人,无论陆上还是海上人家”这一信息也是正确的,妈祖不仅仅是海神,而且具有多种保佑功能。

      此文最重要的一点是告诉我们,娘妈神像曾献给了葡萄牙国王。这说明在16世纪20年代,关于妈祖信仰的信息及图像已经通过葡萄牙人传到了欧洲。

      (二)对东南沿海妈祖信仰的最初认识

      嘉靖末年,广东总兵汤克宽为镇压柘林水兵起义曾临澳与葡人洽商助剿一事。抵澳后,汤总兵于一庙中会见了葡人首领。对此,一份葡语手稿昀有如下记述:“事情至此,那位官员派人对唐·若昂说,他将登岸到庙中与其会面,将事议妥。为不耽误时间,请他也照做。唐·若昂认为此议甚好,前往该地会面。它位于村落的端点,面对大海”。

      从“位于村落的端点,面对大海”一语可知,此“庙”位置系指妈阁庙。也就是说,汤克宽与葡人首领会面的地点是妈阁庙。这一手稿成文年代是1565年,汤克宽临澳求援一事则在1564年。换言之,妈阁庙于1564 年已存在。此手稿的作者为《明实录》中所称“哑喏喇归氏”使团的秘书埃斯科巴尔,他至少在1563年或1564年已经在澳门,因此对妈阁庙地理位置的描述为他亲眼所见,其可靠性和可信性不容置疑。这段记载,有力地支持了流行甚广的利玛窦“阿妈庙说”,并将妈阁庙有确凿文字涉及的历史上限推至1564 年之前。把妈阁庙传说建立的大致年代变为了有文字可考的年份。

      佛罗伦萨人弗朗西斯科·卡勒其于1598年3月15 13至1599年7月28日,在澳门逗留了一年多时间。其游记中反映了澳门妈祖信仰的时况:“在一重大的节日中上供上述东西时,人们在庙宇附近会餐。我在Amacao曾目睹此情形。于一旷野处,在他们敬拜庙宇的地方,有巨石数块,上镂刻鎏金大字;这一庙宇人称‘Ama’,故本岛称作Amacao岛,义即Ama庙宇之地。该节日落在三月新月第一日,即他们的新年。作为最主要的节日,举国欢庆之。”假设“Amacao”为“阿(亚)妈(马)阁(宫)”的对音,“Area庙宇”的解释正好与其吻合。

      “人们在庙宇附近会餐”的传统至今不失。据徐晓望先生采访的澳门渔民互助会理事长冯喜先生的口述:“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13在妈阁庙举行纪念妈祖诞辰的仪式,叫‘贺诞’。没有出海的渔民就和陆上的居民一起到妈阁庙去。按照祭礼,要烧香烧纸钱,供蒸猪等‘三牲’。当天下午四五点钟举办盛大宴会,就在庙门口摆几十桌酒席,酒菜是向餐馆订的。有时人太多,没凳子坐,有的人就祗好蹲着吃。宴会完毕后就开始由请来的戏班演戏,戏台就搭在庙门口。延请戏班和演戏的事由渔民和陆上居民共同成立‘妈阁庙水陆演戏会’负责筹资和安排。我们渔民互助会并不以组织的名义参加该会,而是由各位理事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大部份理事都参加了。演戏之后还要再举行宴会,称为‘庆功宴’,各方面的负责人、一些头面人物,还有戏班的演员们一起吃饭。所有这些活动的资金都是由渔民和陆上居民捐出的。”

      葡萄牙人加斯帕尔·达·科鲁斯在1556年冬访问过广州,其《中国事务及其特点详论》中涉及华人的仪式和崇拜时说:“所有航行的船只都在船头腾出一块地方设祭坛,供奉他们的偶像。”此处所言“偶像”显然是妈祖。天妃既为民众崇拜之海神,海舶无不奉之。众所周知,至今几乎所有的澳门渔船仍在船头供奉妈祖神像。

      1575年6月至1O月曾出使福建的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拉达在叙述中国见闻时说:“然而航海家偏爱的一个女人叫娘妈(Nemoa),生于福建省兴化附近叫做莆田(Puhuy)的村庄。他们说她在无人居住的湄州(Viehiu)岛(他们说那里有马)上过着独身生活,岛距海岸有三里格。他们也拜鬼,害怕鬼会加害于他们。他们经常把同一人的三幅像放在一起,当问道为甚么这样做时,他们说那三幅像实为一人。我们在料罗(Laulo)看见一个例子,三幅大娘妈像放在一起,还有一个格栏在祭坛前,在一旁是一个红人的像,另一个是黑人的,在接受祭品。他们常在礼拜后献祭的是香和香味,及大量的纸钱,然后在铃声中把纸钱烧掉。他们也常给死人烧纸钱,如果死者是富人,也烧绸缎。虽然他们不是很虔诚的人,他们仍在偶像前点上小灯。他也用整牛、猪、鸭、鱼和果品向偶像献祭,那些都生的放在祭坛上。在进行了许多仪式和祈祷后,他们极恭顺地取来三小杯洒,为他们的神(它是天)献洒一杯,再喝掉余下的,并把食物分掉,当作圣物去吃。除这些典礼仪式之外,他们有其它一些非常可笑的,如我们往驶近群岛时船上所见。因为他们说必须举行欢送娘妈的仪式,她把我们护送到此以保佑我们一路顺风。”所谓的红、黑人像可能是千里眼、顺风耳二将。拉达对祭祀过程的描写也是比较详细的。重要的信息是,不仅开洋前祭妈祖,而且平安抵达后,也有感谢妈祖保佑的仪式。

      曾在欧洲风行一时的西班牙人门多萨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对妈祖信仰记载如下:“此外,他们有另一个叫做娘妈(Neoma)的圣人,生在福建省(Ochiam)的Cuchi城。他们说她是该城一位贵人之女,不愿结婚,而是离开她自己乡土,到兴化(Ingoa)对面的一个小岛上去,过着贞节的生活,表现了很多虚伪的奇迹。”《中华大帝国史》是16及17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畅销书,因此妈祖信仰通过它在欧洲文化圈内的广泛传播是妈祖文化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曾三次代表马尼拉西班牙政府来澳的西班牙耶稣会士桑切斯在一份于1588年呈交西班牙国王的关于中国国情的详细报告中也描写了妈祖信仰:“海之偶像在船尾有一个祭坛,里面供奉着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姑娘的半身像。她的前面跪着两个华人,如同天使。13夜香火不断。每次扬帆前,虔诚祭祀,仪式为钟鼓齐鸣,在船尾扬烧纸钱。”“她的前面跪着两个华人”是千里眼、顺风耳二将,“日夜香火不断”足见妈祖信仰之烈。“庙宇官员(Mandarines)一般到这些和尚(monjes)的庙宇(Barelas)或修院(Monasterios)中下榻;而且不醉不归;一般来记这些庙宇在城外;里面也有庙堂;在田野和其它标明要祭祀的地点,没有建筑,至多是一道土坯围栏,几只小鸡,权作祭坛。”

      二、清代后期来华欧美传教士笔下的妈祖

      礼仪之争后中西方长期中断了往来,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大批欧美传教士重新进入中国,重新认识中华妈祖文化,真正开始了解中国人的妈祖信仰。近代西方人记载中国的著作汗牛充栋。笔者将选取中国近代第一份面向西方读者、以介绍研究中国为主要内容、影响最大的英文报刊中记载妈祖的资料。同时,还将从一部在欧美影响巨大的被称为早期美国汉学开山之作的巨著人手,阐述鸦片战争前后来华欧美传教士对妈祖的记载以及对这种信仰的理解。

      (一)《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介绍妈祖的记载

      《中国丛报》是由英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和裨治文倡议,得到美国商人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的资助,在广州创刊的英文月刊。从1832年5月开始发刊,此后一直由裨治文主编。1848年9月,美国新教传教士卫三畏继任《中国丛报》主编。《中国丛报》是当时在华的英美传教士们为了及时跟踪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而创办,为二十四开本的月刊,每期有500多页,内容大致分为论文、书讯、报道、时事和宗教消息等五部分。该刊的发行对象为欧美各国政府、商业团体和在华外侨。其目的就是“在外国人中传播关于中国的消息,它的法律、习俗、历史和时事,以及有关对中国人传教的教会信息。”因此,该刊在当时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主要情报来源。《中国丛报》产生的影响诚如戈公振所言:“当时教士与吏,深入内地,调查风土人情,刺探机密,以供其国人之参考。故彼等之言,足以左右外人舆论,与其政府之外交政策,而彼等直接间接与报纸均有关系”。

      第一篇西方人撰写的澳门妈祖信仰的论文发表在1840年的《中国丛报》上,标题是《妈祖婆的庙宇》。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丛报》通讯员。该文详细描述了对澳门妈祖庙的观察,并试图向西方读者对妈祖信仰进行民俗文化的解读。开篇就说,“澳门附近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就是阿妈阁村里妈祖婆女神的庙宇。很难发现有地方的石板像妈祖庙那样以非常奇异的风格铺就,而且集中呈现出以巧妙的笔触造就的艺术审美。”接着详细描述了妈祖庙周边的环境,说夏天“简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这里有更凉爽的感受”。显然,作者曾经有比较长的时间逗留和观察过妈祖庙,并把这里的气候与环境跟中国北方进行了对比。作者说,他很难解释中国人造庙选址的依据,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风水”科学,根据一位地方儒生的解释,这就叫做“神与人同”。接着作者讲述了本地妈祖庙兴建的时代和缘起,解释中国人妈祖信仰的神话传说以及妈祖信仰的文化符号与观音信仰、道教神仙信仰、古代天文学之间可能的联系。

      第一篇西方人记述和考证妈祖信仰属于海神崇拜性质的长篇专题研究论文出现在1841年的《中国丛报》上,标题是《天妃,或妈祖婆—— 中国渔民的海神娘娘》,此文第一次全面详细地阐述了妈祖信仰,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明万历三十五年道司张国祥奉旨刊行的中国古代神话《搜神记》。作者姓名缩写是J.L.S.他细致而又概括地阐述了妈祖的家庭情况,生平事迹,历朝历代对妈祖信仰的重视及其原因,以及妈祖信仰因帝国的重视从莆田湄洲走向全国的情况。他最后在文中还介绍了《搜神记》这部书籍。

      1843年《中国丛报》的一篇介绍福建省地理情况的文章中,说到有一个大岛叫做“Matsoo Shan,马祖山”,并标识了经纬度。这就是今天台湾的马祖岛。作者已经知道马祖之名即是由妈祖而来。相传妈祖生前人海营救父兄不幸罹难之遗体,即漂流至今南竿马祖村澳口处,千年来香火鼎盛,并分布于四乡五岛,为居民最主要之信仰中心。

      1843年一位美国传教士w.M.L.在另一篇介绍福建省漳州府的文章中提到,水路途中经过两个居住着天主教徒的村子时,了解到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圣母妈祖。撑船的船夫介绍说妈祖婆是他们本地人最喜爱的神祗。“这甚至影响到了本地天主教徒对天主教圣母崇拜的理解,因为他们只见过妈祖圣母崇拜的仪式和话语”。

      (二)《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dom)中的妈祖

      美国来华新教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是第一部美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这是当时关于中华帝国的权威学术书籍,可称得上是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在研究中国的所有书中它最全面、最真实,从而开启了西方人认识中国的新纪元。它成了数代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英文模板。 该书被视为美国最早的汉学著作,美国中国学开端的里程碑。

      《中国总论》主要有两个版本,1848版共有插图39幅,1883修订版共有插图72幅。1883版的插图比1848版增加近一倍,都是作者卫三畏在两版期间从其他西方人著作中按照主题经过选择添加进来。内容基本上是卫三畏在中国亲眼见到过的一些场景,如北京安定门、北京的孔庙、北京的贡院、北京的辟雍宫、孔庙祭拜仪式、长江上的峡谷、苗族人像、麒麟图、凤凰图,等等。其中就有一副宁波的妈祖庙插图。圈这幅图在1848年版中未出现,显然是卫三畏在第二版修订过程中为配合文中妈祖庙记载而特意增添的插图。可见卫三畏对妈祖庙印象之深刻和熟悉,以至于他认为有必要让西方读者直接看到中国东南沿海这种民间信仰场所真正的华丽场面,以印证其文中描述非虚。

      这段描述文字从1848版到1883版完全相同,记载了卫三畏被美轮美奂的妈祖庙深深震撼的兴奋心情。“(宁波)装修得最精美的建筑是妈祖庙,在城外,东门和桥门之间,靠近江边,供奉为大众所崇拜的女神。庙是12世纪福建人所建的,但目前的建筑则建于 1680年,大部分靠信奉者慷慨解囊。墙体牢固,装饰华丽;每逢节日,欢欣鼓舞无与伦比。灯笼和卷轴高悬,上面有奇妙的图案、漂亮的字画,色彩鲜明,令人注目,原来空白的墙壁挂满了许多图画”。

      《中国总论》第二次谈及妈祖婆是在第十九章“基督教教会在中国人之中”。卫三畏这次描述的不是妈祖信仰的形式,而是开始从这种信仰人手探究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方式方法问题了。这段内容从1848版到1883版文字基本一致。文中说,中国人“新人教的人将他屋里或店里写着‘神’的牌拿掉,换上另一块牌,写着‘神,真主,造物主’,在这块牌和那块牌前面同样烧香。外国的圣者取代了中国的崇拜对象,区别在于:现在他所崇拜的是他所不了解的;过去他所崇拜的是他熟知的,从大众口述和历史传说中听来的古代英雄。真的,他们不再礼敬天后圣母妈祖婆,但是,基督宗教有哪些进步使他们拜在天后圣母玛利亚之前呢?”

      卫三畏发现,中国人改信天主教非常容易。因为皈依者觉得信仰的仪式是非常类同的。中国皈依者从天后圣母妈祖改信西方天主教的天后圣母玛利亚,其实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其中国式的信仰形式仍然延续了“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和迷信的习惯。“人们用同样的名称来称呼佛像和天主教神像,采用的仪式大多是同样的项目。这样的皈依者可以很容易数出几千人;考虑到上述特点,所有中国人没有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倒是令人奇怪的。在这般情况下,信仰的转变有赖于各种影响,而不是靠‘圣灵’的祝福以启迪心智和使良心复苏”。

      因此,卫三畏指出,基督新教来华不能延续以往天主教人华的发展信徒模式,在此,他不仅批评中国本土信仰,连天主教信仰也是他批评的对象,以作为基督新教人华传教的前车之鉴。他说:“除非同偶像崇拜和迷信实行彻底的决裂,除非废除忏悔,废止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以及佩带十字架和念珠,废止对仪式和补赎的依赖,将全部《圣经》和《十诫》交给皈依者,简而言之,只有由信仰所证明的大道理取代了由行为所证明的种种常规,广大的中国天主教徒才能比受洗礼的异教徒高超得多”。

      三、来华西方人对妈祖文化两次认知的比较研究

      明代后期与清代后期两次西方人来华高潮,都向西方世界传递回对中国妈祖文化的认知。这两次西方人对妈祖文化的认知,由于其时代背景不同、进入中国文化考察的深度不同、来华西方人文化认知的手段和目的不同,其前后认知差异值得关注。

      (一)第一次认知

      明代后期西方正处于大航海时代,把妈祖文化信息带回西方的主要是葡、西、意三国来华人士。他们基本都在中国东南沿海徘徊逡巡,绝大部分人都无法进入中国内地作长期逗留和文化考察,因此缺乏对妈祖文化的切身体会,也很难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深入理解。从明代后期西文史料中频频使用天妃的俗名可以看出,初期的葡语记载可能来源于为葡人充当水手、导航和翻译的闽南人。稍后的葡、西、意文献的描述则得自来华西方人在闽粤沿海和澳门的直接观察。除了在航行过程中停留过的若干地点可以亲身观察,其大量信息来源乃是来自中国海外贸易商人的简单介绍。加之语言的隔阂,对妈祖文化的认知停留在平面的描述。加之来华人数少,带回西方的信息自然也零星散乱,颇多讹误。但也就在只言片语间,妈祖文化的轮廓已然渐趋鲜明。

      而在这个时代有机会进入内地长期逗留的耶稣会士们,如利玛窦等人,他们的志趣已集中于探索耶儒对话和向中国士大夫传教的事业。因此,他们的记载中倒反而极少提及妈祖文化这种民间信仰,或是这种耶稣会士眼中的偶像崇拜就如同当时繁多的地方民间信仰一样被他们在向西方传递中华信息时有意忽略。

      (二)第二次认知

      清代后期来华的西方人面临的情况已经大不同于前代。美英法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后携西方近代文明的船坚炮利,带着近代殖民主义时代的傲慢,前来这个“停滞的帝国”收获异教徒的“灵魂”。这些传教士往往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居住多年,长期与当地居民直接交流。很多传教士已经掌握了中国官话乃至地方方言,并纷纷撰写对中国从经济政治到文化信仰等全方位的考察报告。这是西方近代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结出的近代西方汉学的果实。例如卫三畏和《中国丛报》的主要撰稿人,都是长期居留在华并细致研究中华文化的研究者。他们既有耳闻目睹的观察,更有文化学方法的综合分析判断。因此他们对妈祖文化无论事实记叙还是文化理解都比较确切,给我们留下了研究当时地方妈祖文化宝贵的西文资料。

      清代后期来华欧美传教士笔下,可以说是重新发现妈祖信仰。由于这些传教士比较深入地学习了中国语言和文化,他们的描述便比较准确。但很明显,他们的论述往往带有傲慢的西方传教士和殖民者出自西方中心论眼光的偏见。尤其是英美基督教传教士为了与天主教传教士竞争,把对西方天主教的偶像崇拜批评带入到对中国妈祖信仰的评论中。卫三畏已十分熟悉妈祖庙的精美华丽,他自然而然地与同样崇尚教堂装饰华丽的天主教信仰进行比较。把天后妈祖和圣母玛利亚相提并论的目的,是批评两者都是仪式上的偶像崇拜和迷信。进而强硬地指出,近代入华才几十年的基督教(新教)不应仿效天主教强调与本土信仰的仪式调适,而应以文化来驯服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和迷信。妈祖信仰在基督教传教士眼中已然成为批评的对象。卫三畏在此再次凸显了其基督新教传教士的传统立场,将对华传教的议题从礼仪之争推向文化之争层面,显示了欧美新教传教士对华文化传教的勃勃野心。文/孔陈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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