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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中抗战前奏曲

      1936 年 7 月,国民党陆军第九师 25 旅因“清剿”游击队不力,被调离闽中,并由该旅的478 团会同各县的保安队,重点“清剿”常太、兴太游击根据地。从 7月中旬起,国民党 478团团长李鼎夷将指挥部设在枫叶塘,亲自指挥3 个连的正规军和 2 个县的保安中队,从莆田、仙游分两路围攻常太、兴太根据地。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大举“清剿”,为了保存力量,打破敌人的“清剿”计划,闽中特委决定将游击队和一部分地方干部及基本群众撤出常太、兴太根据地。

      7月下旬,中共闽中特委在后溪召开会议,学习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研究在莆、永边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把闽中特委领导的两支游击队集中到山溪会师,统一整编为中国抗日义勇军闽中第二支队。8 月,两支游击队正式在山溪会师。会师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对部队进行抗日救国新高潮新形势的教育,以及加强团结和加强纪律的教育,并组织学习文化知识、普通话和军事知识及操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闽中游击队也进一步调整了方针政策,与该地区的“大刀会”等一些地方势力建立“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协定,对各乡村的保甲和上层士绅,也采取了分别对待,打击反动,争取中间的斗争策略,对于商人则坚持买卖公平的政策。游击队每到一地,就及时宣传只打土豪劣绅,不扰商民,交易自愿、买卖公平的政策,这样不仅使商人放心照常营业,而且拥护游击队的抗日主张,主动组织货源供应游击队。

      针对国民党当局顽固实行“清剿”的政策,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妄图困死红军,并造谣“闽中共区已被消灭”的谣言。中共闽中特委采取政治和军事两手对付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即布置各游击队地下交通员,利用亲友关系,按规定的统一时间把抗日救国的传单同时寄给国民党的党、政、军、警机关和头目,以扩大闽中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在军事方面,则远袭国民党的要害地区——闽候琯口,当场镇压了反动的联保主任兼民团头子潘德仁,还利用敌人的电话机,打电话给国民党省政府,声称“共军一千多人攻至琯口,迫近福州”。造成国民党福建当局的恐慌,福州为之戒严3 日。待国民党福建省府调重兵向琯口扑来时,游击队早已安全返回根据地。这是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一仗,这一仗向各界证明了游击队并没有被消灭,也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是消灭不了的,这为以后国共和谈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合作抗日的主张,全国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为了执行中央“联蒋抗日”的方针,闽中红军游击队主动停止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行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发动各界人士向蒋介石发快邮代电,敦促其合作抗日。然而,国民党顽固地执行“北和南剿”的政策,在军事上“清剿”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便改用特务渗透的手段。1938 年 2月 16 日,中共闽中特委领导王于洁、潘涛、黄孝敬、余长钺、陈炳奎等在莆田梧塘洪度村开会,当晚判徒将他们诱骗到林外村往宿,被预伏该村的敌宪兵四团分遣队逮捕,并于同年 6月 23 日惨遭杀害。“五特委”被捕后,剩下的闽中特委唯一领导成员刘突军当即召开党内骨干会议,成立了中共闽中工委,由刘突军任书记,苏华、黄国璋等为委员,继续闽中地区的革命斗争,并以民族大业为重抛弃前嫌,为实现抗日统一战线而努力。  陈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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