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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两个萧然到一个萧然 ——《不是去向是归途》读后

      我们所身处的每一个“当下”的时刻,都在将时间一分为二:往前是历史,往后是未来。它们好比一条河的两岸。在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论述中,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此,此岸的人和彼岸的人,永远是两种不同的象征。

      在中国人的语境中,曾有一个词不止一次地概括了这种分裂和对立。那就是“歧路”。早在一千多年前,青年才俊王勃送别友人,因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愫,发出“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赠言;稍晚,诗仙李白政场失意,一路跌跌撞撞,只好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言壮语,安慰内心深处“多歧路,今安在”的茫然。王勃也好,李白也罢,他们在“歧路”面前,都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自己。

      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当我重读萧然的诗集《不是去向是归途》时,我猛然意识到存在于萧然身上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在过去的荏苒岁月里,曾以碎片化的形式不一而足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事业和诗写中,如今,在这本诗集的集结下,它们得以汇聚,映射出一个更为真实、立体而饱满的萧然。

      萧然的矛盾,首先是处境的矛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年仅十几岁的萧然就开始发表诗歌及散文,并依靠出众的才华,在福建省内崭露头角。当年,萧然加入福建省作协时年仅24岁,成为莆田地区最年轻的省作协会员;次年,又出版首部诗集《静夜无痕》,引起巨大反响。然而,不落窠臼的性格,让正处在风生水起的创作道路上的他自我否定,接下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光阴里,萧然毅然投身商海,先后南下广东,又北上京城。在此期间,他暌违诗歌发表,也刻意回避诗群,仅凭年轻时的诗心和诗情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并享受生活,以维持着自己与诗歌的些许联系。

      萧然的矛盾,其次是语境的矛盾。归途在前,去向在后,他横躺下来,是太多支离的时光。正因如此,萧然的诗,有着一种对时间的敏感。如《秋分》中“菊花不可分,一分就把/蝴蝶微凉的梦拆成碎片”,《冬至》中“心怀春天的人/一定会在这个重要的节日/停下脚步,祭拜祖先/打扫心灵”,《端午》中“我们每年必须一次/使用千万条江河/把您一个人的悲愤,变成/千万人的悲愤/把您一个人的死,变成/无数人的死”……他一再地对某些与时间相关的概念进行解读,甚至是以一种刻舟求剑式的冲动标注出自己与特定时点的共振,目的也许就如他在《历史》一诗里所写的那样:“拦住那些面目全非/夺路而逃的史册/上演古老的/滴血认亲”。

      萧然的矛盾,再次是诗境的矛盾。商人与诗人身份共存于他的一身,这让我看到了其诗歌里的两种代表意象——狼和花。他从商业场的丛林法则中认识到了“一匹误陷兽夹的狼/是怎样咬断自己的腿”的残酷,一开始他“再也无法/忍住愤怒/所以注定了我/要被愤怒/永远囚禁”,但他诗人的灵魂,决定了最后仍将以最大的善意和悲悯,与这个时代达成和解,因为“猎人和猎物/都是一匹狼的生死之交”。一旦褪去商战的硝烟,他很快便被还原出爱花人、养花人和惜花人的容貌。他和梅妃隔空传音:“你想把梅和妃拆开/把梅留给自己,把妃给那个杨姓女人”;他深居被桃花“层层围困”的“江南小城”,“春雨不来/胜败不分”;他暗恋水仙,因为“每一朵/都捐出了清香,一生/全部的积蓄”;他荷锄葬花,“花在树上,花是树的伤/一棵带伤的桃树,嫁接了/整个春天的痛”。萧然写花,看似咏物,实则寄放无法与狼性形象偕行的英雄柔情;萧然爱花,不仅爱花之色,更懂花之语,敬花之骨,护花之魂。

      除此之外,萧然的矛盾,还存在于心境的矛盾。他信奉佛教,在对十二因缘的审视下,他获得了“虚幻和真相/悬浮在云朵之上/彼此确认”的大智慧,让一切复杂的虚像都回归简单的本质,从而得到妥善的解决。与他相识,常常从他微笑亲和的神色、不缓不急的语速和仗义助人的行为感受到其成熟稳健的旷达风度,多少带有“无智亦无得”的超然。事实上,萧然并非“心无挂碍”。常年的羁旅生涯,让他的乡愁水涨船高,尽管他依然恪守节制,“使用修辞手法/省略掉战争,掌控好笔画的/宽度和深度,才能避免把木兰溪/写成黄河”;他爱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乡、妻儿和亲人,既不自大也不自卑,进而理解他对故乡、妻儿和亲人的爱,理解乡愁、爱情和亲情背后隐藏着的苦难与悲怆,悟出了爱这个国家,就要“大声说出高山/说出大海,说出漠河,说出曾母暗沙/说出喜马拉雅真实的海拔”。从师友到亲人,从故乡到祖国,他的爱是层层递进的,是真诚而热烈的,也是踏实而富于激情的。

      而这诸多的矛盾,其实都莫不是人生的暗喻:太多抱负,就会变成包袱;太多博爱,就会变成滥爱;太多抒情,就会变成矫情;太多在意,就会变成失意。在无数次的体验和领悟中,萧然深知这些道理,也一直在梳理并统一着种种矛盾。我们看到,经历过时光交错和人生起伏后的萧然,带着一种抱朴守拙的超凡,他的诗歌尽可能多地删减了冗余的修辞和铺垫,只留下直击人心的锋刃,一如他的朋友在久别重逢时不约而同地发问:“当年萧然的那一袭飘飘长发哪里去了?”也因为这种自觉,他成了一位活在当下的诗人,“去向”和“归途”都只是他的两种过去时,都在朝着“当下”的他逐渐靠拢;他在对“归途”的反思和对“去向”的希冀中,获得了人生的智慧与理想,从而以“既往不恋”和“未来不迎”的态度,自足于“当下不杂”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在对萧然兄诗歌的品读和与其人的交往中,让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来对我心中先前关于诗歌、诗人的一系列更为大胆的假设进行例证——

      诗歌是什么,一定要仅限于文本吗,或是只能以语言文字作为其唯一的载体?萧然亲近诗歌,也曾远离过诗歌,但始终以诗心对待世界。在我们相识不久且有限的交流中,我曾亲身见证他对地域诗歌和对慈善公益的默默付出,这更坚定了我对诗歌的理解,即诗歌不应只是一道文本,更应当是一种担当、一种道义、一种精神、一种情怀和一种信仰。

      从两个萧然到一个萧然,这其中的矛盾与统一,看似循序渐进,实则难以企及。庆幸的是,萧然以其智慧和情怀,借助诗歌完成了自我的回归;而萧然式的回归,更应当启迪其他人,帮助他们也实现从“出诗”到“入诗”的回归。□年微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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