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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下西洋:妈祖信仰在海外之伟大传播历程

      妈祖亦称天妃、天后。按有关道教文献记载,妈祖崇拜,或说天妃崇拜兴起于宋代,是为海上守护女神。然而,形成妈祖崇拜的重大影响时期,应该是在明永乐年间。因为郑和七下西洋,拓宽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和商道,而妈祖崇拜也随之扩大到西洋诸国,这些从后来郑和纪念妈祖的文献可以看到。永乐皇帝自己也是妈祖崇拜者,有书曰:“本朝永乐六年正月初六日,太宗又加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庙号宏济天妃之宫。”所谓太宗又加封之说,应该是在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加封妈祖为“孝顺纯天孚济感应天妃”之后,成祖朱棣又予加封。

      永乐皇帝加封妈祖之时,正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成功,第二次尚在海外之时。这次有可能是郑和真的在海上遇险,得妈祖保佑化险为夷,其化险快报报知京师永乐皇帝,为报答妈祖之恩,永乐加封妈祖。这个分析结论来自于古文献《娄东刘家港天妃石刻通番事迹记》和《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后述简称《娄东记》和《长乐记》),二《记》收入《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一书,据说二《记》均出自郑和本人之笔。

      二《记》之中较详细的多次记载了妈祖拯救郑和的事件,这里我们很难用一般的理性来想象这种事件,只能从文化心态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来理解郑和当时记录的历史故事。

      在妈祖保佑下,郑和大败海上大盗陈祖义。

      《长乐记》曰:“永乐三年统领舟师往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等聚众于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返。”永乐三年就是公元1405年,也即郑和第一次远洋。《记》中所说古里国,为现在印度西海岸一大城池,重要商港,明代永乐时期属西洋大国。郑和第一次航行就碰上了海盗陈祖义,并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剑桥中国明代史》一书对此事的说法是“(郑和)船队在1407年的回程中抵达苏门答剌沿海时,遭到强大的华人海盗陈祖义的对抗”。该书用“强大华人海盗”形容陈祖义。可以想见郑和船队当时的惊恐,陈祖义久惯海路,无论是航海经验和战斗经验都十分老道,而郑和初下西洋,没有任何经验可谈,且肩负皇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精神压力之大可以想象。但是,郑和胜利了,还生擒了陈祖义。这样的事对郑和来说不可思议,有奇迹之感,他自己认为有“神兵阴助”,当然奇迹感亦包括平安渡过航海风险,所有功劳他都归记于妈祖的拯救。

      “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妈祖神验非独郑和有感。

      这些他都照直记录在《娄东记》和《长乐记》中。《娄东记》曰:“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蒙,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能康济。值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此神功之大概也。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借神之助也。神之功绩,昔尝奏请于朝廷,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事,钦承御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

      郑和的这个《记》同传说中一些渔民、商贾被救的情况相若。这是险后余生之感,等闲不好轻议。

      《记》中所说“一称神号,感应如响”,笔者在其他文献也见有同样描述,见之油然感慨。《道藏》收有《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后称《灵验经》),其中赞曰:“威容显现大海中,德广遍施天下仰。护国救民无壅滞,扶危救险在须臾。……变凶为吉如弹指,赐福消灾若殄微。”所谓“扶危救险在须臾,变凶为吉如弹指”,这个说法虽与“一称神号,感应如响”的表述不同,意思却完全一样。可见,多处反映和传说有相类性,非郑和要独神其说。

      妈祖护佑能力不独限于本土,而是如影随形于整个郑和船队之中。

      郑和的文献是官方文献,直接代表的是明皇室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郑和感激妈祖的事实,从一个则面反映了妈祖拯救行为的范围:即郑和的远洋航行能到哪里,妈祖的保佑能力就可以到那里。这个拯救范围应该是妈祖扬名海外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郑和的《长乐记》和《娄东记》均记载了这样的认识,如《长乐记》曰:“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着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这样的记载与《娄东记》相类,几可以理解为郑和不管到哪里有了不测,妈祖均可以如影随形闻声解难,不可思议。

      妈祖信仰符合民愿、国愿,故而其随着郑和之远洋而广泛传播,并使得郑和下西洋这一事件本身具有了国家和宗教的双重影响力。

      以下可以看《灵验经》所记载的妈祖的拯救能力。其拯救能力与她对太上老君和天尊的誓愿相一致。经曰:“尔时天妃闻说偈已,稽首天尊道前而说誓言。一者,誓救舟船达于彼岸。二者,誓护客商咸令安乐。三者,祛逐邪祟永得消除。四者,荡灭灾逆家门清净。五者,收捕奸盗屏迹潜形。六者,收斩恶人诛锄强梗。七者,救民护国民称太平。八者,释罪解愆离诸报对。九者,扶持产难母子安全。十者,庇护良民免遭横逆。十一者,卫护法界风雨顺时。十二者,凡有归向保佑安宁。十三者,修学至人功果圆满。十四者,求官进职爵禄亨通。十五者,过去超生九幽息对。是时,老君闻天妃誓言,乃敕玄妙玉女锡以无极辅斗助政普济天妃号。”

      妈祖的这十五誓言,有的属民间喜欢的行为,有的属国家喜欢的行为。如第一、第二誓愿,就明显是民间喜欢的,第七、第十一就是国家喜欢的,当然总体来说都符合民愿和国愿。而奇特的是,妈祖的这些誓愿都能如传说和文献记载的那样有了相应的故事出来,确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由此,很自然的让人想到了郑和远洋所到之处,应该都留下了妈祖的影响。妈祖的影响属宗教意义的影响,郑和的远洋是国家的影响,国家之影响和宗教之影响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恐怕在中国历史上属首次。其影响之强烈,本土学术界尚未有积极响应,倒是西方人很看重这次影响。

      《剑桥中国明代史》开篇总结郑和下西洋的这次行为,有了一句令人犯疑惑的话,看来很刺眼:“海上远征。”尽管作者知道郑和的船是“宝船”而不是战船,但是作者依然要用“海上远征”这样有战争意味的话来总结。从上述妈祖的誓愿可以看到,妈祖的神力行为也是和平的温和的。估计西人由自己的远洋经验出发,比较敏感这种有强力国家意志和温和宗教行为相结合的事件。

      妈祖信仰随郑和航行遍布“西洋”。

      以下我们来看郑和以后的六次远航都到了哪些国家和地方,由此可以间接地知道妈祖的影响到了哪里。

      永乐三年第一次远洋前文已述略。《长乐记》曰:“(第二次)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番王各以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第三次)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第四次)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剌国有伪王苏斡剌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述,就率官兵剿捕。奈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回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第五次)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前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糜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齐捧金叶表文朝贡。(第六次)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第七次)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舶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记于石。”

      郑和所记到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只记大概,没有详记。上述国家和地区,有的现在国名相同,有的则不同,有的过去是一个国家,随历史演变,现在只是一个地区或城市。

      大致情况为,爪哇国,即今印度尼西亚;柯枝国,过去是一个国家,现在为西印度洋一个城市;暹罗国,即泰国。忽鲁斯谟国,现在为伊朗的一个岛城;满剌加国,查今地无考,大约在泰国附近。木骨都束国,查今地无考;卜剌哇国,查今地无考。

      如果说妈祖信仰随郑和船队之传播属于隐形影响的话,那么在外洋随之而修建的妈祖庙宇与神祠便构成了其显性影响力。

      从上述记载可见,郑和所经诸国,均带有使团回中国,并且以后又向中国朝贡,以沟通其国务和商务往来。当时的明皇室在宗教信仰上除崇道外,其实尚讲敬信佛儒,很多地方建有道佛儒三教殿。郑和自己也是三教同敬,只是海上远洋航行,妈祖信仰或说妈祖效应十分突出。这样,郑和的信仰行为当然会对各国君主、使臣有影响,这是判断。

      上述《记》中虽然多次谈到有赖神明显灵帮助,方可化险为夷,或获胜利。这些均为郑和个人和船队自身之事,其影响是隐形的有限的。而真正构成大影响的是郑和在外洋建立了一些庙宇和神祠,而这些正好《娄东记》和《长乐记》也有反映,如此,妈祖在外洋之影响就不是推断,而是真有其事。

      如《长乐记》曰:“今年春仍往诸番,舣舟兹港,而又发慈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三清宝殿供奉道教三清道祖,妈祖可能也陪祀其中。因为建殿祀神主要是为了感谢妈祖的佑护之恩。从郑和建三清宝殿也可得知,当时已明确将妈祖视为道教神灵。再如《娄东记》曰:“复重建山小姐之神祠。”《娄东记》是为天妃专《记》,故小姐之称,应是指妈祖人间原形“林默娘”之说。

      郑和远洋沟通了西洋诸国,显示的是明朝永乐时期打开外洋的国策。妈祖信仰,也即道教的影响,随当时的国力远播海外,这是明朝人所希望的。郑和既充当了国家的友好使者,同时又充当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传播者。郑和下西洋与传播的妈祖信仰,两者均为和平远洋行为,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初涉此问题,权作抛砖引玉,诚望方家赐教。文/游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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