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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有块“蔡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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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庆市大足县境北山佛湾第104号龛内,壁正中立一碑,面向西北,碑高3.79米,宽1.36米,厚0.34米。碑顶部正中直书刻两行篆文:“懿简公神道碑” , 两旁刻蟠龙花纹装饰。碑文竖刻,楷书,分刻39行,每行51字。碑首第一行题:“宋故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上柱国、天水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懿简,赵公神道碑。”次行署款为“左朝散郎、试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撰。左朝散郎、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蔡京书,并篆额” 。末行题:“元佑七年五月癸未朔,二十五日丁未建。”因其字笔力遒劲,意气风发,古人称此碑为“蔡京碑” ,游人观者莫不交口赞美。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兴化军仙游县人。宋熙宁三年(1070)进士。曾五度拜相,权倾朝野,一直爬上鲁国公的高位。蔡京的书法,“初类沈傅师,久之深得羲之笔意,自成一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 。据蔡京季子蔡绦的《铁围山丛谈》云:“鲁公(蔡京)始同叔父文正公(蔡卞)授笔法于伯父君谟(蔡襄),既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苏轼)适    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未几弃去,学沈傅师。……及元佑末,又厌傅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沈着。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者。其后又舍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 可见蔡京在当时,实以书法擅重名。故宋朝的四大书法家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 之说。

      赵懿简是何许人也?《宋史》载:赵瞻(1015—1090年),字大观,谥懿简,陕西凤翔府        (今陕西西安市周至县)人。庆历六年(1046)进士,累官同知枢密院事。着有《春秋论》、《史记抵牾论》、《唐春秋》等书。但碑言:“元佑五年(1090)三月丙寅,公薨。……诸孤奉丧       (周至),诏遣使护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茔。” 至元佑七年(1092)5月,始立“神道碑” 于赵瞻的墓地。

      那么,赵懿简是陕西周至人,他死后葬于故乡,其“神道碑”为何不存于故里,反而存于千里之外的重庆大足呢?对此,前人已有考证。如清朝人张澍《跋赵懿简公神道碑后》云:“懿简公之墓,宜在陕西。不知昌州(大足)何以有《神道碑》。且碑亦未言为昌州,或其子有为昌州守者,乞淳夫文刻于此,亦未可知。考蔡京于元佑六年知永康军,则其碑立于七年五月,宜在此时也。”

      着名史学家马衡在《古文孝经校释序》中亦以“赵瞻为陕之        (周至)人。既曰《神道碑》,当树于墓前,瞻墓不应在此。而窟之上下,又无冢墓遗迹。意为范之门生故吏所凿,以志景仰者” 。

      上述二说,各有偏颇。张澍之说,赵瞻之子乞得范氏墓文,不刻之于先人墓道,而刻之于己所官之地,于义无取。马衡之说,范氏着述甚富,其门生故吏,果欲纪念范氏,任取何文,均较取其谀墓之文,更为恰当。由于两人都拘泥于瞻墓应在陕西,不应在此,无墓而有碑,求其故不可得。而且,又偏重于从撰碑人范祖禹一方着想,不从书碑人蔡京方面去考察,所以真相难以明了。

      据史料记载:“崇宁元年(1102)九月己亥,立党人碑于端礼门。……时元佑、元符末,群贤贬窜死徒者略尽,蔡京犹未惬意,……籍宰执司马光、文彦博……赵瞻……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二年夏四月丁卯,诏毁司马光……赵瞻……十人景灵宫绘像。乙亥,诏毁范祖禹《唐鉴》,及三苏、黄庭坚、秦观文集。” 而在《双桥笔记》中更记载了蔡京兼毁元佑党人字画的轶事:“宋崇宁大观间,蔡京当国,设元佑党籍之禁,苏文忠公文辞字画悉毁之。政和中,建上清宝录,微庙每躬造焉。一夕,道士拜章伏地逾刻乃起,对曰:‘适至帝所,见奎宿奏事,良久方毕,臣始能达上。’帝颇叹异,问:‘奎宿何人,所奏何事?’曰:‘奏事不可得闻,此奎宿者,故端明殿学士苏轼也。’帝为之改容,遂驰其禁。”

      由此可见,蔡氏失势之后,元佑后辈,亦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扑毁其党人碑,并扑其一切所书之碑。又因蔡京之多行不义,民愤激昂,更群起而如火如荼,以搜扑其未尽之碑,以致蔡京书法一时俱灭,几无遗存者。故瞻墓原碑之毁,应与其它京所书碑,同在此时。

      据明人赵函《石墨镌华》云:赵函与赵瞻是同乡,他曾去周至城南四里赵瞻的墓地去观察,见赵瞻的“茔地为耕者侵占殆尽,碑扑而泐,仅有数十字可辨” 。但无法考证其是谁的手笔。“观其书法劲健,知书撰必非没没者。惜先达为邑志,不收其文,遂无可考,为之一概” 。

      所以,周至既有原碑,大足之碑当为复刻。原四川文史馆馆员、研究大足石刻专家陈老先生认为,大足北山之碑,是赵瞻的后人赵范所刻。“赵范为瞻之曾孙辈,复刻同时,在宋孝宗之世。其年党争已息,民愤亦平,范时适在昌州(大足),故出其原拓本与《古文孝经》,一并复刻于北山,其用意固在于不忍祖德之堙没,而京书亦得附托以传” 。

      此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今蔡京手书的碑刻存世稀有,在大足北山的这块“神道碑”是按京书手本直刻的,其书最真,是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珍品。□林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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