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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访新窑村体验窑器制作的传统手工艺

      盖尾镇新窑民族村还保留着清代时建的窑,更有一批老人在寂寞坚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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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陶手工艺人用陶轮拉陶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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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器厂的小工把陶坯搬到太阳下晾晒。

      新窑村是盖尾镇最小的一个村。全村460多户、1900多人中,回族人口占60%,是镇里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村。这个村名,见证了该村窑器制作的悠久历史。这天,我来到新窑村探访,体验窑器制作的传统手工艺。

      村党支部书记郭辉亭介绍,400多年前,新窑人的祖先从河南固始县迁移到仙游,村里没有耕地,村民世代以制陶为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制陶业最旺的时期,全村有6座陶炉、近千名制陶工人。但是,随着人们器具需求的变化,制窑业逐渐式微。目前,全村只剩2家集体陶器厂和1家私营陶器厂,全村制陶手工艺人不足百人。新窑陶器厂是全村最大的陶器厂。

      郭辉亭带我来到新窑陶器厂,可映入眼帘的是几座破旧的土坯房和几堆土红色的陶器。陶器厂内堆满了陶器品,砖头砌成的柱子上挂着工人们的围裙和橡皮条,满地的土灰使得厂房里的光线更暗了。几名工人正在低头忙碌着,有的用手捏陶土制陶,有的坐在陶轮前拉坯塑形,有的则往特制的小火炉里添木料烘陶坯……

      今年71岁的郭福美是村里手艺最好的制陶艺人。他布满老茧的双手粗糙而有力。由于长年制陶,他指甲缝里沾着的黑泥怎么也洗不掉。老人说,他制陶的手艺是祖传的,他父亲郭金顺一辈子都在这个陶器厂里,他这一生也和陶器有着不解之缘。

      老人放下手中的活,缓缓对我说:“我没念过几天书,14岁就和我2个兄弟一起跟父亲学制陶。那时,厂里师父多,学徒也多。做得不好师父会骂,学徒之间也会相互比较,七八十人聚在一起,每天都很热闹。再看看现在,3亩多大的厂子里就这么几个人,空荡荡的。”

      和老人交谈中我得知,这个陶器厂是清代时建的窑,至今有近200年的历史。从建窑至今,陶器厂只在村制陶业最旺的时候翻建过一次,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冲刷,变得如此破旧。

      老人说,以前村里男人就靠制窑娶妻生子,他也不例外。他年轻时,每天能做五六个大水缸,挣一两元钱,相当于现在的100多元。那时,全村人都围着陶器转。男人制好陶后,女人帮着把陶器挑出去卖,男人也会把陶器用车拉到全省各地去卖。那时候自产自销,虽然辛苦,但只要一摸到口袋,就不觉得累了。一座陶炉由一个工区长管,全村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工区长手上,所以工区长的权利比村领导都大。“以前陶器厂多生产盛皿容器,米缸、谷缸、油缸之类的很受欢迎。我们的船一停靠在涵江河岸边,一船的陶器就被抢光了。”说起往事,老人的语气激动了不少。他说,福清、惠安等地的陶器厂都要来村里请师父去教授制陶手艺。

      我请老人教我拉陶。他从一大块陶土中揪出一小块,让我双手沾湿后再接过去。他说这样陶面会更光滑,拉起陶来更顺。我卷起袖子坐在陶轮前,把陶土放在石盘中间,双手再次沾水。老人转动石盘,陶轮就快速地转了起来,我用大拇指插进陶土转出一个陶口,成形后再用左手轻扶住陶身,右手伸进陶口里砌边,一个大口直筒花瓶初具模型。老人双手稳住石盘边,陶轮的转速渐渐地慢了下来,他教我用虎口卡住陶身的上半部分。不一会儿,陶颈就被我转了出来。担心陶身在转的过程中变歪,老人一直帮我扶着。十来分钟左右,我做的陶器花瓶就拉好了。

      老人帮我把花瓶从陶轮上移开,放在木板上,搬到屋外晾晒。他说:“你做的这个花瓶要3天后才能来拿。太阳大的话,光这晾晒就要十几小时。之后装窑密封也要12个小时,焙干后再大火烧2小时,还得等12小时放凉后才能出窑。”他还说,陶坯在陶炉内煅烧时,烧炉工需要不断加木料,使炉内温度保持在三四千度。

      该陶器厂厂长曾桂荣告诉我,他们做的只是陶器坯,挣得只是小利。每年春秋两季广交会后是制陶的旺季,榜头镇的一些陶器厂把订单交给他们做,陶坯再由那些陶器厂加工后出口东南亚、欧洲等地。制陶苦、工资低,使得如今村里找不到年龄在50岁以下的制陶艺人。再加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村里大部分青壮年选择到外地经商、务工。

      时过境迁,新窑民族村的老人还在坚守着。郭福美老人作为一位守望者,他常有这样的迷惘:制陶手艺后继无人,他还能坚持多久?湄洲日报记者 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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