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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祖信仰在台湾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影响力

      妈祖信仰是沟通两岸子孙民族感情的桥梁与纽带,是拉近两岸文化认知距离与隔阂的推手。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海峡两岸长期的分治与对峙,被人为的藩篱隔绝后,彼此不仅陌生、疏离、存有猜忌,且意识形态差距颇大。唯有妈祖信仰敢于冲破障碍,来往于海峡之间,成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其对于增进两岸人民的情感交流以及相互了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随着两岸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妈祖不仅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受到崇拜,而且成为两岸人民文化认同、寻根思乡的具体象征。妈祖信仰在台湾社会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本文试就这一议题加以论述。

      相传妈祖原名林默,生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她自幼聪明伶俐,8岁到私塾读书,能过目成诵;10岁就信佛焚香念经,早晚不懈。后曾多次遇异人指点,练就一身水性及善观天象的过硬本领。湄州湾海域内有不少礁石,在此遇风触礁的船只常得到她的救助。故当地人将她奉若神明。

      妈祖被民间尊奉为海上女神始自北宋。当时我国东南沿海的交通和对外贸易已相当发达。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民间海商,经常往返于我国沿海地区和南洋各国之间,福建莆田沿海一带逐渐成为航海转运的一个要地。由于海上贸易活动的频繁,海难事件时有发生。航海者于茫茫大海之中航行,犹如沧海一粟,面对瞬息万变,波涛万顷的大海,他们不免产生朝不虞夕的恐惧感。于是,在对海上莫测风云还缺乏预测能力的情况下,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神”的力量,祈求“海不扬波”、“顺风顺水”。人们出于海上谋生的需要,客观上迫切希望能有种超自然的保护神来庇佑他们平安无事。妈祖信仰适应了航海者企求平安的心理应运而生。

      妈祖生前是一个勤劳勇敢、心地善良、关心乡里疾苦的人,特别是她熟悉水性,驾船技术高超,在抢救海难中奋不顾身,受到世人的普遍爱戴。湄洲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又为妈祖海上救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妈祖的崇高品格,每遇台风来临,她便驾舟出海,只要高呼其名,她就会赶来救援。白天引臂高呼,夜晚红灯高举,指引船只进港避风。在当时科学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理解在惊涛骇浪之中会有姑娘冒死相救,更不会想到湄洲湾在躲避风浪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于是就认为得到了“神女”的保佑。妈祖海上救难的事迹因此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凡是得到妈祖庇佑的人们,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妈祖最初便以航海者的保护神形象出现,成为劳动人民理想的化身。妈祖信仰也随之在海内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台湾更是深受妈祖信仰影响的地区之一。

      台湾民众对妈祖的信仰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开始的,在台湾由早期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过程中妈祖信仰曾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台湾民众的祖先除少数原住民外,绝大多数都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的,因此台湾社会是一个以中国文化内涵为本质特征的社会。由于台湾与大陆的地缘接近、血缘相通的缘故,使历史上两岸民族文化情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明清时期大陆人民大量移居台湾,逐渐形成了移民部落。但由于移民水土不服以及地震、“蕃害”、台风等自然灾害不断袭来,在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异常艰苦险恶的情况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移民们非常企盼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给予自己保护。因此为息灾植福以寻求精神寄托,各居点便建起了各种寺庙,供奉神明及当初随移民渡海来台的妈祖。随着台湾的开发妈祖信仰也遍及全台各地,妈祖并逐渐从海上渔民的守护神扩大成为大陆移民的守护神。当妈祖信仰在台湾受到普遍崇拜后,它与当地居民的文化、经济等社会活动的联系更为密切,且深深地影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精神信仰和社会生活。

      早期到台湾的大陆居民,大都是以原居住的祖籍关系或方言为基础的,并建立起了地缘性聚落和方言群体。这种群体聚落排他性很强,他们供奉一个大陆携带来台的地方神以做为团体凝结的标志,如泉州人的村落供奉清水祖师,漳州人则祭拜开漳圣王。起初,这些地缘性群体聚落常因争地、争水源等问题发生矛盾,甚至发生分类械斗,给台湾移民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带来极大的危害。据统计,从1768年至1860年间,台湾各地共出现较大规模的祖籍分类械斗30次,几乎每3年一次。[1]19世纪晚期后,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台湾各地的分类械斗才逐渐减少,移民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地缘性聚落逐渐被以血缘宗族和以现居地或地理行政单位而组合的社会关系所取代,台湾的社会性质逐渐地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过渡。这种社会变迁反映在宗教信仰上,表现为各种作为地缘性移民群体聚落认同象征的祖籍神明信仰较以前淡化了,而人们对居住地共同信奉的神祗的认同则日趋统一,社会的宗教活动更趋融合,在民间信仰活动上改变了过去以祖籍神明的供奉、祭祀为中心,取而代之的是以居住同一地区之行政村里或乡镇为其信仰社区,并以现居地民众共同信仰的神祗为居住在同一区域内居民共同膜拜的新地方神。这种新地方神一般是原来在大陆时就非常兴盛并被各地民众广为崇拜的民间神祗,如妈祖、关公、观音等。

      出现上述社会文化发展变迁,固然是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和妈祖信仰也有着密切关系。早在妈祖信仰随汉族移民开发流传到台湾的过程中,各地妈祖信仰者便制造了许多妈祖“灵验显迹”的传说,使妈祖信仰日益深入人心。特别是清朝统治者多次传言妈祖帮助清军平台(如助施琅迫降郑克塽,助福康安镇压朱一贵起义等),并对妈祖大加褒封,妈祖封号也达到史无前例的64个字,全文如下:“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潭覃海宇恬波宜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普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这是其它诸神所不能比拟的。妈祖从神格升到至高无上的“天后”,被列为国家祀典之神,每年春秋都有例祭,使妈祖信仰的影响力得到更为广泛地扩展。尤其是妈祖的母性形象,更赋予她以特有的亲和力,“不仅漂洋过海者要向她祈祷,而且还认为她是救诸苦难,救助众生的全能神,如同孺子向母亲哀恳祈求一样,妈祖遂成为民间信仰中有祷必应的大灵大显神祗”[2]。台湾民族学研究所余光弘先生经过对历年资料整理与比较分析后,认为台湾民间寺庙主祀神的种类虽很多,但真正被民间普遍接纳敬拜的神明却为数不多,有王爷、观音、妈祖、关公等20种,这些神明在不同时期的影响时有升降,但妈祖基本保持在排名第三。[2]而且,只有妈祖受到普遍敬奉,成为各个不同地缘群体聚落共同崇拜的保护神。即便是有的地方没有加入妈祖祭祀圈,但民众对妈祖也是相当崇敬的。许木柱先生在桃园县龟山乡岩村的宗教活动研究中就提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岩村村民的信仰是以该村的4个土地公庙为中心的,岩村虽没有加入妈祖的祭祀圈,但却有一个“妈祖会”。村民们的社区性宗教活动有“土地公生”祭奠和参加祭祀圈的各种活动,但这些活动却很少吸引后来迁移到该村的新住民们参加。而“迎妈祖”活动居然成为属于全社区的活动,其活动经费是经由各邻邻长向村民收取丁口钱,且参加迎妈祖祭典的还包括许多新住民。[3]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岩村村民对妈祖的虔诚与重视,更反映出妈祖在联系全村人群上所具有的凝聚力。尽管岩村事例是现代社会的,但我们却可由此窥见妈祖信仰影响的普遍性。

      妈祖信仰被台湾各地民众普遍接受后,它对台湾社会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关系、经济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当妈祖纪念日时,各地妈祖庙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典活动,尤其是每逢“绕境”活动,不同祖籍地的居民自愿提供费用,招待食宿,供奉牲醴,演戏酬神,举行大祭拜。这种活动伴随着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并衍化为民众生活中的一种风俗习惯。可以说这种妈祖信仰活动为早期各聚居地的移民提供了接触交往、相互了解的机会,进而增进了彼此之间友谊与感情。在共同的妈祖信仰基础上,原来狭隘的祖籍地缘观念被逐渐放弃,社会关系更趋融洽,各地缘群体聚落移民间的往来互助与通婚结亲现象逐渐增多,客观上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妈祖信仰促使了移民社会的地缘关系日益削弱,一种“建立在本地地缘和血缘关系上”的宗族组织逐渐地取代了过去的祖籍地缘和血缘团体,从原来不同祖籍人群供奉其特有的神明,转变为供奉本地保护神或寺庙神如妈祖等神祗,民间信仰尊奉的神祗因此而渐趋统一,从而形成了跨越祖籍的祭祀圈。

      在台湾,据统计,道光年间台湾中部地区的云林、彰化、台中、南投、苗粟等县市已建妈祖庙72座,广泛分布在迁入埔里前34社平埔族的所有地区,与汉族杂居的平埔族深受妈祖信仰的影响。在汉族移民之中对妈祖信仰的情形,如同道光年间渡台的嘉应州文人吴子光所述的:“闽粤各有土俗,自寓台后已别成异俗,各立私庙。如漳有开漳圣王,泉有龙山寺,潮有三山国王之类。独天妃庙,无市肆无之,几合闽粤为一家焉。”[4]不仅如此,还出现了闽粤人共建的妈祖庙的情形,云林县西萝镇的广福宫即其一例。妈祖得到不同民族和族群的共同信仰,成为各地移民和平埔族的共同守护神。汉族移民与平埔族对妈祖的共同信仰,对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共同的民族心理,共同开发台湾,巩固海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妈祖信仰对台湾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还反映在对台湾社会殖民地化变迁进程中所具有的抗拒作用。由于台湾先天的海岛地形和位居交通要冲,历史上曾饱受殖民地的影响。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台湾沦为殖民地社会。但在此后的50年间,台湾民众利用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象征的妈祖信仰,来抗拒台湾社会的殖民地化进程,并表达他们不忘家乡、怀念祖国的民族感情。从1895年到1945年,日帝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采取民族强迫奴化政策,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而且企图从文化习俗上切断台湾人民与大陆联接的脐带。这时期,尽管台湾社会结构已从定居社会转变为殖民地社会,台湾与大陆母体社会的联系被人为削弱了,但是表现为民族自我意识和传统观念、乡土感情、信仰习俗上的民族共同心理特征却早已形成,并成为民族的标志而被顽强地保留下来。因为精神文化的变迁是相当缓慢的,而且常常成为抗拒社会变迁的因素。甲午战后台湾被割让及“七·七”抗战爆发期间,台湾民众间还纷纷流传着安平妈祖潸然落泪的神奇传说,以此表达他们对祖国大地遭受蹂躏的沉痛心情。在日本统治者的奴化过程中,有着强烈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台湾人民,更是很自然地利用了妈祖这种民间信仰来保持其民族性格与民族气节,顽强地抵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化进程。“拜妈祖,怀故国”的台湾民族文化运动不断兴起,而且所有的台湾妈祖庙都共认莆田湄洲妈祖庙为它们的祖庙。每逢妈祖诞辰,台湾各地妈祖庙都以“进香”、“交香”为由,组织盛大的信徒进香团到湄洲祖庙“谒祖”,或面海遥祭,以表达他们对家乡故土的思恋之情。无庸置疑,作为非物质文化的妈祖信仰在台湾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已演变为台湾与大陆母体社会联系的一种精神纽带。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台湾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妈祖信仰的追求已超越了早期祈求平安出海、祈求怯病消灾等精神生活安慰的范畴,进而发展成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而这一变化是伴随着信众对祖庙的认同、两岸民间文化往来交流的日益深化而不断发展的。

      众所周知,台湾妈祖信仰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回“娘家”进香拜谒。而最根本的“娘家”就是湄洲祖庙,台湾大多数妈祖庙都是湄洲祖庙的分灵或再分灵。据统计,台湾自大陆分香的妈祖宫庙超过2000座,信众达1600多万人,约占台湾总人口的三分之二。[5]加上有些地方与同乡会结合,兴办慈善事业等原因,台湾地区寺庙有增无减,香火日趋旺盛。据统计,自1979年到1987年,台胞到湄洲进香的有115批、434人,请走63尊妈祖神像;1987年1月至6月,有42批、128人。[4]近些年来,每年都有10多万台胞来妈祖祖庙朝拜进香,寻根问祖,曾至湄洲祖庙朝拜的信众总数近百万。2003年来湄州祖庙进香朝圣的台湾进香团就有800多批次、10万多人次。[6](P193)2006年9月25日下午,由台湾台中大甲镇澜宫发起组织的“台湾妈祖联谊会暨大甲镇澜宫湄洲谒祖进香团”一行4300多名台胞,经金厦航线到达妈祖故乡——福建莆田市,开始了为期四天的谒祖进香之旅,据悉这是迄今最大规模的台胞到大陆的进香交流活动。由此可见,台湾的妈祖信徒把返回祖庙接香续火的活动看得是多么的神圣,犹如伊斯兰教教徒麦加朝圣一般。台湾妈祖庙大都是从祖国大陆——主要是福建莆田湄洲祖庙分灵或再分灵,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近百万的信众到湄洲祖庙朝拜,其心理祈求已不同于以往的信徒祈求航海平安或祈求子息、祈求怯病消灾之类,为了求得精神的慰籍,更主要的是籍此认同祖庙,认同中华文化。也就是说,当代的妈祖信仰具有了现代功能,它已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它象一条坚固的纽带,把台湾同胞以及五洲四海的华人华裔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正是如此,随着台湾的妈祖信众认同祖庙的形式和活动开展,妈祖信仰也很自然地发展成为沟通和促进海峡两岸人民骨肉亲情、促进两岸民间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妈祖信仰不仅在台湾民众之间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而且在台湾当局的上层人物中也有很大影响。蒋经国先生生前曾先后11次到北港朝天宫进香,亲笔题写“人和年丰”的匾额送给朝天官,他临终前一再说,妈祖是慈悲的、博爱的,要把她发扬光大。近年来,从台湾海峡东岸直接、间接到湄洲祖庙来朝圣的骨肉同胞与日俱增。瞻拜妈祖,已成为许多华裔、华侨和台港澳同胞寻根谒祖的美好精神寄托,因此也才有了今天的妈祖热。在台湾的妈祖热中,有人公开在报刊上提出“政治的归政治,妈祖的归妈祖”,妈祖信仰精神的感召力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其他手段所难以达到的。可以说妈祖信仰避开了政治色彩的影响,以其独特的魅力拨动台胞的心弦。

      妈祖信仰的信众之多,使其在台湾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石万寿教授在他所着《台湾的妈祖信仰》中写道:“现在世界各地有妈祖庙近4000座,信众达2亿之多。台湾岛就有大小妈祖庙1000多座,信众1600多万人。”[7]妈祖信仰不仅对于维系两岸血肉亲情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改善两岸关系、冲破两岸几十年人为的政治藩篱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台湾民众的妈祖朝拜热潮,也从一个侧面影响并推动台湾当局调整大陆的某些政策。如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解除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包括朝拜妈祖的禁令。又如1989年5月6日,台湾宜兰县苏澳南天宫大型进香团乘坐20艘渔船、直航湄洲岛,打破两岸几十年不直航的僵局。1991年3月21日,台湾嘉义圣宫组织327人从高雄乘客轮绕道日本开往湄洲进香,结束两岸几十年无客航的局面。2000年夏天,大甲镇澜宫要求民进党当局实现其竞选时的承诺,准许他们实现宗教海上直航,虽然要求没有得到批准,但已真实地反映了妈祖信仰对台湾当局政策的挑战。2002年5月8日,湄洲妈祖金身乘船赴金门巡安,又实现了湄洲岛与金门、乌丘岛之间几十年的首次直航。2002年7月,泉州天后宫妈祖金身则乘坐“太武号”客轮赴澎湖会香,开辟了泉州与澎湖的客运直航。[8]随着民间条条“妈祖航线”的开通,台湾当局势必进一步解除直航禁令,并最终促进“三通”的实现。正如前来参加进香活动的台湾嘉义县新港奉天宫董事会董事长卢明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在台湾2300万的民众中,至少有1100万的人都信奉妈祖,我们这次到湄洲祖庙谒祖进香,就是希望这个活动能带动两岸的交流与和平,这是我们所有台湾妈祖信徒的期望。”

      文化是一方水土的血脉与灵魂,承载着血缘之根,文脉之源。文化的特性就在于为一定的社会群体所共有,而文化共享的渠道就是传播。妈祖信仰在台湾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中、以及它在台湾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表现,反映了大陆汉族移民在台湾开发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习俗,同时也是大陆文化向台湾传播的结果。它充分表明,历史上从中国大陆这个母体社会中迁移到台湾的汉族人民,始终在精神意识上保持着与大陆母体社会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毫无疑义,妈祖信仰在台湾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曾起着台湾与大陆母体社会联系的精神纽带作用。如今,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妈祖信仰对于促进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增强民族情感与相互了解方面又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文/樊如霞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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