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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莆田 热爱莆田

      生活、工作或学习在莆田这块土地上,就有必要了解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了解这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我碰到一些刚接触莆田的人,他们觉得这么一个小地方,城市规划、规模及其他各方面又都不怎么样,往往不太以为然;接触一段时间后,不少人又会觉得莆田确实有几分神奇几分神趣甚至几分神秘。其实,作为神州大地的一个组成,它和我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有着许多共性,当然,她也有着自己很突出的特点。

      莆田,古称“兴化”“兴安”,雅称“莆阳”,又称“莆仙”,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中部,为八闽名郡,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莆田历史悠久。50年代考古发现大量新石器遗址遗物证明远在公元前1万年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的活动。夏商时(大概前2033-前1046),莆田区域属“九州”之一的扬州。西周时,是“七闽”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属闽越地。秦代,为闽中郡的一部分。西晋末,中原战乱,大批南下的士族百姓,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与当地闽越人一起劳动、开发,使莆田的经济文化出现了飞跃。到了南朝陈光大二年 (568),莆田开始立县。唐武则天圣历二年(699),析莆田西部设立清源县(后改名仙游县),莆仙两县均属当时的清源郡(郡治在今泉州)。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又析莆田、仙游等部分区域设立兴化县,置太平军(旋改兴化军),太平兴国八年(983),兴化军军治由游洋迁到莆田,辖莆田、仙游、兴化三个县。莆田逐步成为闽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景炎二年(1277),兴化军升为兴安州。元代改称兴化路。明代改为兴化府,裁撤兴化县,辖地分别归并莆仙两县。清代仍为兴化府。民国时期,废府,历属南路道、厦门道、福建省、兴泉省和福建第四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仙两县历属福建第五行政督察区、晋江专区、闽侯专区、莆田地区。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莆田撤区设市,辖城厢、涵江两区和莆田、仙游两县,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座新兴城市。2002年5月,再次进行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将原莆田县的部分乡镇分别划入城厢区、涵江区,并新设立了荔城区、秀屿区。莆田市现辖有城厢、荔城、涵江、秀屿四区和仙游县。

      莆田区位优越。北连福州,南接泉州,西依戴云山脉,东南濒临台湾海峡,镇八闽水陆之要冲。背山面海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世界不多、中国少有”的湄洲湾天然深水良港及众多的岛屿,是莆田城市发展的宝贵资源;肥沃的莆田“南北洋”平原和仙游“东西乡”平原,果荫成带,稻麦金黄,是莆仙人民的“金色粮仓”;东北及西北,青山连绵,峰峦叠翠,是莆仙人民的“绿色银行”和天然生态屏障;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既是莆仙人民的“蓝色田园”,也是加强与海外交流联系的便捷通道。

      莆田风光秀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仅造就了巍峨秀丽的群山,诗情画意的溪流,灿若明珠的岛屿,富饶肥美的平原,而且还打造了诸如壶山致雨、永兴神石、九鲤飞瀑、木兰春涨等奇山秀水;勇于开拓的莆田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把先人留下的丰厚文物遗迹和美丽的山水有机结合,再创了诸如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等众多新景区,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为古府新市增添新的光彩。

      这些大家都可以看得见、感受得到,我不多说。我想以自己的视角向大家介绍莆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把莆田的历史归结为三点:道德名邦、文教名邦和商贾名邦。外地的朋友或许会以为我是自吹,别急,等我说完后,大家再看看能否接受我的观点。

      莆田堪称道德名邦

      这点我感受很深。小时候听到过一个老妇人行善得好报的故事,对我影响极大。这个故事后来我居然在读过的一本书中看到了。那是明人袁黄为训导儿子作的《了凡四训》,书中云:“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红团’——莆田的一种风味食品,以糯米粉为皮,内包各种馅,皮着红色。我祖母还以为莆田人逢年过节作‘红团’的风俗大概就源于此)施人。求取即与之,无倦色。一仙化为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团。母日日与之。终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诚也。因谓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团,何以报汝?府后有一地,葬之,子孙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数。’其子依所点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这个故事,说的是“九牧林”的发祥,似乎应是野语村言,但莆田民间确实有施舍“红团”的习惯,而且这个故事早在明朝时已为江苏吴江人袁黄所录,足见当年流传之广。我不相信神仙之说,也不相信堪舆之术,但我以为,有这样的道德传家,林氏后人一代 “九牧”(刺史)没有什么奇怪;我更相信,广泛流传这样故事的地方,其人心的向善也是很自然的事。就在一、二百年后,林氏族人中又出了一个名扬海宇的奇女子林默(960-987)。这个林默,她一生拯危拔溺,乐善好施,以短暂的一生成了万民礼拜的海上女神,前些年有人称她为古代的“雷锋”,我以为很有些道理。到了今日,在世界十八个国家中仍有二千多座庙宇上亿信众。妈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一极其奇特的现象。

      莆田这样的积善之乡,它产生的辐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从它招来许多异地他乡之人到这里行善上可见一斑。就在林默娘身后不到百年,长乐有一年仅16岁的女子钱四娘(1049-1067),为解除莆田南洋平原百姓的水旱之苦,携巨资(一说携金大如斗,一说携资10万缗),来到莆田修筑水利工程木兰陂。结果功败垂成,愤而投水,成为莆田大地上的另一尊万民礼拜的女神。四娘修陂发放工钱流传开的“抓也十八捧也十八”的故事成了劝诫莆田人不可贪求的民谚。四娘之后,又先后有长乐林从世、闽侯李宏等继承四娘遗志,历经十余载,终于建成木兰陂。这些古人离乡背井不谋名利来到莆田留下的善举德行,既佐证了莆田的善俗义风,又足以让那些贪婪自私见利忘义者汗颜。

      就是到了今天舍己救人依然是莆田人的道德传承。雷锋纪念馆中有莆田埭头人林春霖名字。他在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某部工作。1990年12月18日,共青团中央通报表彰为“学雷锋先进个人”。 1991年6月2日凌晨,回莆田探亲休假的林春霖,在乘船从黄瓜岛到汀港村的途中遇到海难,危难之际,他临危不惧立即组织船上人员自救,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毅然将自救的舱盖板推给了15岁的林国章,把生的机会给了群众,而自己却被无情的浪涌吞没。

      说到舍己救人,我们学校校友当时年近29岁林伟捷的事迹同样感人。林伟捷和妻子黄金姐是同班同学,1998年毕业后,林伟捷分配到秀屿区下屿初级中学,黄金姐跟随林伟捷来到秀屿,分配到莆田第二十七中学教书。2006年7月29日下午4时许,跟妻子回常太娘家的林伟捷到东圳水库边垂钓,忽然听到从50米开外的水面传来呼救声,原来两位游泳者中的一个,双手乱挥,在水中浮沉,情况十分危急。林伟捷顾不上细想,扔下鱼竿,纵身跳进水中施救。他和另一个游泳者一道,一前一后,一拉一推,费力地托着溺水者慢慢游向岸边。眼看就要靠岸了,但水性一般的林伟捷终于体力不支,他用最后一口气,把两人往岸边一推,自己却再也无力支撑,沉入水中。或许,在某些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眼中,林伟捷太傻了,然而它确实秉承了莆田人的善俗义风,传承了中华文明精神。

      莆田是一个忠义之邦。长期关注莆田历史,我对莆田史上的那些士林人物有一种深深的敬佩,那些成了“仕”者,大多皆有令誉。其中有些人的功德是很应当勒碑刻石的。比如前文提到的生下九子皆为刺史的唐朝林披,他以明经及第,官将乐县令,升潭州刺史,因得罪权贵,贬为临汀曹椽,改临汀令。时郡俗信山鬼,披作《无鬼论》劝之,福建廉访使李承昭奏授临汀郡别驾,知州事。民习其化,其政不肃而威,声名传于京都。御史大夫李栖筠荐授检校太子詹事,兼苏州别驾,上柱国。披不善迎合上官旨意,遂解印归里。我觉得这位林披公至少有四德可大书之:一曰不畏权贵,二曰善于治化,三曰不信鬼神,四曰不恋官职。他的这些品格,怕是到了今日仍应该是为官者的楷模。他的九个儿子,皆有政声。六子林蕴,在应贤良方正对策中说:“臣远祖比干,因谏而死,天不厌直,复生微臣。”真是未露头角已峥嵘。主司以其把当朝皇上比作纣王,斥之不取。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蕴以明经及第,授集贤殿书院校理,官西川节度推官,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西川代节度使刘辟举兵反,蕴谏阻,辟令缚下狱,蕴大呼:“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得死为幸矣!”辟令人以刀磨其颈胁降,蕴叱曰:“死即死,我项岂顽奴砥石耶?”其为人气节若是。呜呼,世上唯知汉有强项令董宣,焉知唐有石项吏林蕴。

      莆田史上有好政声的官员比比皆是,仅宋一代,便难胜数。真宗咸平三年进士方慎言,为通判时,号称神明,登仕后有惠政,民仰其德。仁宗天圣八年进士蔡襄,“破奸发隐,吏不能欺”,修洛阳桥,撰《荔枝谱》,士慕其才,人仰其德,民受其惠。仁宗景佑元年进士蔡高,世称“奇才”,善断冤狱,欧阳修为其写墓铭志,颂其清正。神宗熙宁九年进士林豫,关心民情,体恤百姓,邢台、邵武等地百姓立祠奉祀。哲宗元符三年进士林冲之,为官时不阿权贵,为使金副使,在金十六年,饮恨茹辛,守义安命,七十二岁时南向一恸而绝。郑樵有诗赞之,“官以冯唐能老去,节如苏武不生还。”高宗绍兴八年榜眼陈俊卿,直言敢谏,以弹劾奸佞为已任,被高宗称为“仁者之勇”,乾道四年拜相后,“抑奔竟,奖廉退”,为政宽简,罢无名之赋,深受民众爱戴……

      若论历代莆田为官者在民间名头达到家喻户晓者,怕要算清康熙年间的彭鹏,《清史稿?277》中载,他在康熙年间历任三河县知县、工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贵州按察使以及广西巡抚、广东巡抚。为官清正,“不畏强御”,任知县时,治狱“摘发如神”,邻县办不了的案件也常调他去审。清末小说《彭公案》据说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演绎的。孙寿彭在该书序言中说,此书写成后,“京都钞写殆遍”,“故会庙场中,说是书者不记其数,一时观者如堵,听者忘倦”。因为小说《彭公案》的缘故,莆田彭鹏成了民间清官能吏的典型之一。

      元朝时,莆田留存诗文者多为布衣,极少有为官者。我先是不解,后细究之,始知那时因异族统治残酷,读书人皆以“不仕异族,隐居耕耘”为荣。进而,我还发现,莆田历史上为官者中,不畏权势,不恋官职,因而致仕甚至丢官者甚多。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后梁开平年间的徐寅,大呼“臣宁无官,赋不可改”,拒绝梁太祖改赋的要求,被削去名籍东归。唐昭宗乾宁二年进士黄滔,因宦官刘季述乱政,愤然弃职回乡,后帮助王审知治闽,劝王审知崇节俭,减赋役,与民生息,使闽境三十年不罹兵燹之祸。到明朝时,莆人官员致仕之风尤盛。明洪武时进士黄麟,以怪异、佯狂称于时,尝于早朝时乱发敞冠,明太祖赐他帽带纻丝,不受,乞归。英宗天顺年间进士彭韶,论事不避权贵,批麟逆谏,帝之左右皆憎恨之,于是乞归。宪宗成化时进士周瑛知抚州时兴水利,息苛征,使民安居。于江西布政右使任上致仕。宪宗成化年间进士黄仲昭,任内法不容私,“务尽其情”,对纨绔子弟尤严,招来怨恨甚多。后丁忧归家,服毕又托病乞归。宪宗成化年间进士林俊,任职十四个,屡诤屡谏,因感世宗未采纳,愤而辞官归里。孝宗弘治年间进士周宣因劝阻皇帝南巡,跪烈日中,五天不死。受杖刑,降职,又升广东按察使,调左布政,后罢归。其它如郑岳、林富、朱制、林云同、王凤灵、林兆珂、康大和、佘翔、郑茂、林润、吴献台、林尧俞、朱继祚等都曾或致仕或乞归。就是到了晚清,莆田江春霖在御史台上,人称“戆直御史”。劾陆宝忠“冒烟禁,不宜长御史台”;劾袁世凯交结亲贵,多树私党等十二款;又劾庆亲王奕匡“老奸误国,多引匪人”。终以母老乞归,归装仅旧书十余箱,旧衣几套而已。从地方士林的气节是很可以看出莆田人的忠义传承。

      莆田人在道德传承上极有特色,常把道德教化转化为一种民俗或者也可以说给这类道德教化加上民俗的包装,从而使之能千百年地保留下来。比如,莆田民间有一种风俗,小孩降生或一个人去世时都要穿大领衫,这种风俗即使到了今天在乡间依然随处可见。我祖母当年曾告诉我们,这大领衫是咱大明朝服装,这种穿着就是为了表明咱们生不忘明死不降清。而莆田贴“白额”对联的风俗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清顺治五年,明朝遗臣莆田人朱继祚抗清战败,清兵入莆,劫掠烧杀,使得许多人家办丧事贴白联。接着清廷发薙(剃)发令”,威胁人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为莆田人不肯“薙”发,更是被杀了不少,又使得许多人家办丧事贴白联。此时已到岁末,官府要求家家户户贴红联庆祝“新朝新岁”,并以杀头相威胁。这时有人巧妙地在贴红联时,故意让原来的白联露出一截,以示心怀不满,情有余哀。于是人们竟相仿效,遂成风俗。莆田春节还有正月初四“做大岁”的风俗,也是为了教育子孙不忘嘉靖年间倭寇入莆,大肆杀掠,莆田人纷纷逃难,过不成除夕的惨痛历史。这种民俗之所以能够形成,就因为它所传递的信念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可见,莆田人民当年是何等地同仇敌忾。这类以民俗为载体而得到强化的民族气节教育,确实收到了妇孺皆知、历久长新、世代相传的效果。如此,莆田这块土地上多产忠臣烈士,又有何奇?

      莆田人的道德教化的另一妙着,便是尊崇地方上出现的忠贤。前些时候,我曾到位于莆田城郊的阔口村(玉湖),拜谒奉祀南宋末年抗元英雄陈文龙叔侄的“二忠祠”(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陈文龙在南宋景炎元年任参知政事。时元兵进逼,建宁、泉州、福州守将皆已降元,文龙尽散家财,募兵守土,设伏于囊山寺前,连挫元兵。后因部将投降,引元兵至城下,诈称援兵,通判曹澄孙开城迎降,文龙力尽被俘。元将唆都把他械送杭州,文龙绝食,至杭州时,饿死在岳飞庙中,文龙之母继而也绝食而亡。其叔陈瓒率兵收复兴化,困守孤城,后城破被执,大骂不屈,被唆都车裂于五门。陈氏叔侄的忠贞节烈,直可以动天地泣鬼神。民间传陈文龙陈瓒死后分别被封为福州和兴化府城隍,备享哀荣。陈氏族人更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至今门首犹贴“玉湖家声大,二忠世泽长”。

      莆田城外有个叫“岳公”的地方。我小时不解其故,一打听原来此地曾有明成化年间兴化府知府岳正修的一座桥和奉祀岳正的宫庙。岳正在莆田为官时,为地方做了许多好事,却遭到地方上一些人的误解及谤议。闹得岳正乞休回家。后莆人得知岳正去任后家计萧然,濒于贫困,始知其为官清廉。莆人为感念岳正的功德,也为表达心中的愧疚,遂立祠纪念。从这座宫庙的身上,我们既为莆田人的猜疑妨贤而愧疚,我们又可以看到莆田人的追过知悔、从善如流的胸襟。就是到了今天,莆田人尊崇忠贤的民风依然不改。你说这样一个地方多义夫节妇、忠臣孝子又有何奇。

      莆田弘扬道德教化的另一妙招,是通过生动的民间传说和民谚来扬善抑恶。妈祖的传说、钱四娘的传说、草鞋公的传说等等,都表达了莆田人民的道德诉求。

      据县志载,在嘉靖年间,莆田县城仍有一坊曰“善俗坊”。嘉靖十年(1531年),莆田知县王钜为了推崇莆田的文化教育,改“善俗坊”为“文献名邦”。窃以为如今我们在为“文献名邦”美誉深以为荣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莆田历史上的“善俗义风”而自豪,我们更应当认真清理莆田传统道德,去芜存精,去劣存优,卸去传统道德中消极因素给莆田改革开放带来的某些桎梏,让莆田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成为今天精神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莆田无愧文教名邦

      莆田自古重教兴学,“开莆来学”奠定了教育鸿基,“家贫子读书”蔚然成风。自唐至清,境内有官学5所,书院58所,书院58所,书堂47所,万卷藏书阁3处,私塾遍及族祠村里。

      古代莆田,科甲佳话绵延不断,科举文化非常发达,唐朝以降,科举出仕者2697人,进士及第者1808人,中举人者2633人,辟荐出仕者388人,其中状元17人,榜眼、探花12人,任宰相者9人。

      据统计, 宋代所取进士中,每39人中就有一个是莆田人。无怪一代名相王安石会发出赞叹:“兴化多进士。”另据《宋史·地理志》和明弘治《兴化府志》的统计,当时兴化军的人口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但考取的进士数却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5%。正如邑人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所言:“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据《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共有118名文状元,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5名(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明一代,科第联芳,其中仅任过尚书一职的,就有十三人之多。民间相传,在明代,莆田有过 “六部尚书占五部”历史。其他诸如“一家九刺史”(唐代林披的后裔,有九个官至刺史)、“一门五学士(唐黄璞进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馆职)”、 “一科两状元”(1076年文武状元分别为莆田人徐铎和仙游人薛奕所得)、“魁亚同榜”(1138年,莆田人黄公度、陈俊卿同时中状元和榜眼),极尽莆田科举之盛。留下了“析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黄公度、陈俊卿)”和“龙虎榜头孙嗣祖(指宋徐铎与其祖唐徐寅均为状元)、凤凰池上弟联兄”之类美谈。

      据不完全统计,宋时文采焕发、见重名家的莆田进士作家就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以文名当世、为欧阳修深爱的陈动之;有朱熹称其“文章见重外夷”的蔡襄;有着书百卷、刘敞以为“似两汉儒者”的黄君俞;有宋徽宗和曾巩、曾布推重的傅楫;有孙觌称其文赋“魁琦玮丽”的傅谅友;有徽宗朝四大名儒的徐师仁;有绍兴间奏赋第一、号称莆阳文字“开山祖”的郑厚;有下笔数千言、王十朋叹为“传世之文”的蒋邕等。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被誉为南宋三大词人之一的刘克庄以及梁启超曾高度评价其为 “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後……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彗星焉”的郑樵了。正由于莆田有如此壮观的科举成就,加上学术昌明,着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文献名邦”(宋度宗赞语)、“闽越之地,邹鲁之邦”(宋真宗敕字)、“兴化多进士”(宋王安石赞语)、“莆田人物之盛”(宋朱熹赞语)、“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宋游酢赞语)、“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宋张友赞语), “莆田,文物之邦”(宋黄公度赞语)、“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黄灏赞语)等美誉着称于世了。近现代,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自古迄今,壶山兰水哺育了灿若群星的经世致用的俊才。进入新世纪,莆田学院的创办,更圆了莆田人民的“大学梦”。

      莆田文化发达,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外,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莆仙戏曲,推陈出新,多次晋京献演,誉满京华;体坛健儿,频频捧金摘银,改写了诸多运动项目纪录;还有那形神兼备的国画艺术,笔补造化的书法艺术,巧夺天工的工艺美术,惟妙惟肖的摄影艺术……这些异彩纷呈的艺术门类,使莆田赢得了“戏剧之乡”“田径之乡”“武术之乡” “摄影之乡”和“绘画之乡”等崇高赞誉。

      莆田还是商贾名邦

      莆田人重商敢闯的精神非常突出。莆田人很早就突破中原农耕文化观念的束缚,从民间流传着的“瘦店胜过肥田”、“田园万顷,不如薄艺在身”谚语中可见在重农轻商的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莆田人独特的重视“工商”理念。从唐代开始,莆田的黄石、涵江、城厢、江口、梧塘、西天尾、华亭、庄边、笏石、北高以及仙游的枫亭等地,就先后形成商业贸易网点,并逐步形成集镇。黄石是最早形成的商业集镇。宋时已成为莆田、仙游、惠安三县的商业中心。宋元时期,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展,方圆仅1平方公里的秀屿,城堡环抱,店铺鳞次栉比,商贾往来不绝,一派繁荣景象。莆田人更具敢闯精神,早在唐朝时就有人远涉重洋,到海外谋生。《兴化军祥应庙记》就有 “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番者”的记载。莆田人的这两种特有性格,使得莆田商人象蒲公英一样,把种子撒向各地。历史上,众多外出经商的兴化人,遍布福建各县城镇、国内许多商业重镇,当年南京、芜湖、上海、安庆、台湾、香港等地,都可以看到莆田人的踪迹,以至于有“无兴不成镇”之说。当时福州市的下杭路和中亭路,兴化商人云集,实力雄厚,形成全省首屈一指的兴化商帮,其中不少门类兴化人所经营的业务几乎垄断福州市场。最早的有南北货、食糖、鞭炮等,抗战期间至解放前夕,百货批发和汽车运输业成为兴化商帮风头最键的业务,仅兴化商帮的私营汽车即占福州全市私营汽车的85%以上。莆田是福建省着名侨乡,据统计,旅居海外的华侨和祖地为莆田的外籍华人约有60万人,分布在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以上旅居在东南亚,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最多。在国内的归侨、侨眷有29.1万人。如今,国内莆商风头正健,早在改革开放前,莆田人就有人走出家门外出经商。目前在全国各地的莆田籍民营企业家多达几十万人。

      莆田商人的团结互携精神非常突出。他们的重乡谊乡情从莆田流传的民谚“相牵邀”、“举粗勺荫柄”中充分体现出来。正是在这种团结互携精神的影响下,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行业,只要有一个莆田人获得了成功,接下来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许多莆田人都会在先行一步的乡亲的“牵邀”帮助下,一个个都经营起来,大家互相照应,互相帮忙,于是,大家都获得了成功。比如,在东南亚被称为“脚车业始祖”的姚为棋先生,1899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设了福隆兴脚车修理铺,兴化乡亲互相引荐,彼此提携,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兴化籍华侨经营的自行车业、汽车业,遍布马来西亚、印尼沙捞越、英属北婆罗洲、文莱,并在东南亚形成了福莆仙帮。

      兴化乡亲在外地在海外打拼的过程中,深知只有互相帮助、互相关照,才能形成力量,共同发展。不仅在国内一些商业重镇有兴化乡亲的民间组织,就是在海外,也会组建兴化乡亲民间组织。1898年,侨居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兴化人郑美、颜绍、黄峰、李丽、陈厝等人发起组织第一个兴化人侨团组织“福兴仙会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名“太平兴安会馆”。1920年新加坡兴安会馆成立,1922年印尼仙豀会馆成立,1931年滨城兴安会馆成立,此后世界各地30多个兴安会馆之类的侨团建立。这些会馆成为兴化商人联络乡谊、凝聚力量、沟通信息、融汇资金、互相帮衬的重要场所。就是在国内,不论“弯仔”、“金银匠”、“行医者”还是其他的行当,莆田人都互相提携,形成气候。兴化商会活跃各地,热心服务乡亲。

      莆田商人特具精明善算的精神。兴化人在经商行贾的过程中,以精明善算着称。他们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他们精于经商之道,锱铢必究,量入为出,许多在外地人看来难以赚钱的地方他们都能赚到钱。“摔倒了也要抓一把沙”、“鸡母屎都可以做药”等,既是莆田人对自己中一些人的一种揶揄,又是莆田人给自己的自画像。莆田人的精明节俭,既为自己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最基础的资金,又形成了自己事业发展的一种最基础的原动力。兴化人的过于精明,也可能让一些外地人或者感叹“神仙难赚兴化钱”,或者敬畏兴化人的“阿骚”。

      莆田商人具有巨细俱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特别强的生存能力。他们认为“想娶‘某’(老婆),须艰苦”。兴化人在出外谋生经商的过程中,特别能吃苦,他们不卑不亢,不眼高手低,不好高骛远。在那些最艰苦、最难赚钱的行业,他们也能从中看到机会和空间,在他们的经营下,往往也能获得成功。比如解放前在国内外地许多城镇谋生的兴化人,理发的、拉车的、修鞋的、摆摊的什么都有人干;旅居南洋的兴化人,最初大多从事垦荒、种植、筑路、建房、开矿、拉车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兴化商人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地方开始,谋取生计,积累资本,渐渐发展。他们勤劳俭朴、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兴化人看来,什么行业都有发展的机会,做什么生意都有可能赚钱。在他们看来钱放在那里就是死钱,国宝流通,才能生财,他们相信“有死钱、无死货”。

      莆田商人具有不忘故里的精神、具有牢固的“根”的观念。莆田人历来主张“吃茄要捻(念)蒂”,具有强烈的爱乡爱家的情结。莆田商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不畏惧背井离乡、漂泊他乡。然而,他们又具有特别强烈的家乡观念,不管千里万里,即使在外面拥有高堂华厦、锦衣玉食,他们还是眷念着自己的“摇篮地”,信奉着“长江虽绿,不如旧居”(长安虽乐,不如旧居)。他们不忘根本,总想着报效桑梓。一旦事业有成,总不忘在家乡修建祖居,修建祠堂,修桥铺路,修建学堂医院。当家乡或祖国有难之时,他们还会或者慷慨解囊,或者挺身而出,甚至不惜捐躯。兴化籍海外侨胞曾经积极支持和参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发动3200多名侨胞汽车司机回国帮助抗日,莆仙籍侨胞踊跃参加。在牺牲的千余人侨胞司机中,莆仙籍的占20多人。当国家民族有难时,虽倾家灭身他们也在所不惜。

      我们今天听到一些人对莆田商人的讥评,这不能全怪莆田商人,它是特殊环境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莆田人讲究“装君成君,装臣像臣”,只要有一个良好的经商氛围,他们同样可以是最优秀最讲道义最守诚信的商人。莆商既是华商的缩影,也是最能体现莆田人精神的一个特殊群体。

      莆田的明天不是梦

      对于莆田的现在和未来发展,我同样看好。

      莆田拥有建设一个港湾城市得天独厚的条件。莆田境内大小港湾众多,较大的有湄洲湾、兴化湾和平海湾等。这些海湾一般水深港阔,不淤不冻,湾外岛屿拱卫,两侧有半岛或岬角环抱,形成了“口小腹大”的地理形势,避风条件良好。湄洲湾北邻兴化湾,南连泉州湾,东、西和西北三面为莆田、惠安和仙游三县大陆。湾口朝向东南,湄洲岛雄踞湾口,湾内有盘屿、大竹屿、小霜屿、罗屿、横屿、洋屿等,形成三道天然屏障,使湾内风平浪静,水阔港深。兴化湾口外有南日岛作为屏障,北部有江阴岛顶托。自江阴岛南部至南日岛西南水道,水域宽阔,深达10米至28米之间。兴化湾的西北部和西部为大片浅海滩涂,湾口的三江口港是福建省有名的古老的港口。如果把莆田作为一个港湾城市来经营,它的基础条件非常优越。

      莆田拥有发展需要的潜在人才资源。莆田教育的发达造就了无数优秀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莆田目前在国内外工作的博士有一千多人;全国各地莆仙籍的专家、学者、将军达6000多人,仅在京供职的正副教授就达3000多人。莆田多院士,按莆田市现有的300万人口来计算,每23万人就出了一名两院院士。莆田先后有半导体材料学家林兰英(已故、学部委员)、空间技术专家闵桂荣(学部委员)、空间返回技术专家林华宝(已故)、水利学与河流动力学家林秉南(学部委员)、有机化学家黄维垣(学部委员)、动物学家陈宜瑜(学部委员)、生物化学家刘思职(已故、学部委员)、药品检定专家俞永新、加速物理学家陈森玉、精细化工专家杨锦宗、金机械专家关杰治等11人,分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闵桂荣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几乎所有莆田籍的人才都有着强烈的家乡情结,只要家乡需要,他们都愿意效命。加上莆田教育的普及,人才素质普遍较高,这就为莆田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

      莆田拥有发展需要的潜在的民间资金。莆田在发展中除了可以吸引投资和通过金融渠道融资外,自己民间也拥有巨大的资金潜力。只有三百万人口的莆田市,自一九八三年建市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规模扩展迅速,占全市国民经济的份额快速上升,并撑起了莆田市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如今,全市已有非公有制企业三千八百家,总投资额近二百五十亿元,创造增加值一百九十亿元左右,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三。莆田在外经商者普遍获得成功。全国至少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莆田人创办的;莆田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万余家,资产总数达360亿元,年营业额3050亿元,员工总数63万人;在外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00家,资产总数25亿元,年营业额50亿元,员工总数5万人。也就是说,仅这些在外莆田人人所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超过了中国中西部个别省的生产总值。莆田的珠宝业在全国也颇有影响。由上塘村珠宝首饰加工户为主建成的上塘珠宝首饰城是全省最大、全国第三的金银珠宝首饰加工和批发基地,年产值近十亿元,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各个省市。目前,该首饰城已入驻商户4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就有依依首饰、升威饰品、义顺饰品、凌志首饰等。在国内建材领域及其他一些领域,许多莆田人同样为国内同行中的翘楚。再加上许多海外华侨及其亲属也拥有雄厚的资金。这些都是莆田发展可供利用的潜在资金来源。

      莆田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思路——着眼港城,统筹城乡,全方位发展。

      莆田着眼未来百万人的城市,统筹城乡,整体布局,全方位发展,应当是个正确的发展思路。现在正着力建设“两铁两水三高五大道一机场”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港城建设全面铺开。福厦铁路莆田段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向莆铁路控制性工程已经动工。金钟水库导流洞全线贯通,大坝成功截流,金莆供水工程正在积极筹建。以湄永高速、福厦高速、福厦高速复线莆田段为基础的绕城高速公路加紧推进。五条通港大道全面开工,仙港、荔港、城港、沁峤路一期工程贯通,涵港大道一期工程今年贯通。莆田机场列为福建省“十一五”新机场前期准备项目。妈祖城建设进展顺利,中铁集团投资22亿元开发基础设施项目,相关配套项目陆续签约,妈祖城东拓(平海湾)已着手规划。莆田正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8.5亿元建设市政道路、园林绿化、公共设施等72个城建项目,城市形象明显提升,功能日趋完善。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将得到全面推进,湄洲湾港口城市的崛起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莆田的明天不是梦,它将变成辉煌的现实!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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