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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色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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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年前,因当时据守东南的闽越王余善在对汉廷的政策上采取反复无常的态度,汉武帝由此忍无可忍,决定派大将朱买臣兴兵征讨。为抵御南下的天子之师,余善本意欲借福建山水“狭多阻”的天险之利负隅顽抗,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以卵击石,不仅自己招致了被手下枭首的杀身之祸,其子民也都被一纸诏令尽数迁移至江淮流域。此时,距离他当初谋弑兄长驺郢并代而为王只有短短二十余年。后来,当史官司马迁回顾这段往事,在痛悼无诸的开闽宏图竟一朝遭受“灭国迁众”噩运的同时,特地将余善的大逆与其先祖大禹的大德、勾践的大业进行比较,并声严色厉予以怒斥。

      岁月荏苒,刀枪褪掉锋影,鸣镝消去铮音。两千多年后,在莆田的一些山区,仍留存有当时闽越王国的屯兵旧迹:游洋镇的龙穿城、钟山镇的蛇湾城以及榜头镇的鸡子城。如今,这些地方早已荒草丛生,人去城空。但倘若将其置于整部封建史的视阈下,便会发现,这些最初由余善亲手修建并寄予厚望的铜墙铁壁,虽不能让人从中窥探到更多闽越先祖铩羽而去的细节,却早在筑成伊始便已于莆阳大地上埋下了一枚血色残阳。多年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反复目睹这颗残阳东升西落,伴随着七杀星、破军星和贪狼星的夹击围剿,他们的时代也将在数不清的兵燹硝烟中隐现沉浮。

      那时是西晋,当五胡乱华的铁蹄一再践踏丰饶辽阔的中土,从黄河流域启程远徙的氏族汇成了入闽的第一波移民潮。回首,是萦绕在恶梦中的刀光和弥漫在空气里的血腥,他们甚至还来不及细想等到了陌生疆域将何以安身立命,就要义无返顾马不停蹄。直到穷山恶水横亘前路,这才稍稍心安:那些骑在马背上驰骋的民族是断不会追到这里的吧?殊不知,他们携带而来的国破家毁的宿命,将会与闽越国的悲怆形成共振,一同觊觎着这里稍纵即逝的安宁。

      正在人们就要对此间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习以为常时,最早打破平静的是来自莆田山区的一声疾呼。北宋初年,枫亭陈洪进对赵氏纳土称臣,由于不满赵宋的繁重课税,游洋林居裔揭竿而起,率领近万农民起义反抗。然而,实力上的悬殊使他们很快败下阵来,不久,林居裔缴旗投降远走他乡,换来的是兴化军的成立和此后一整个时代的科甲鼎盛簪缨蝉联。但即便如此,一个王朝仍要循着它既定的轨迹走向末路,走向冷兵器时代无从规避的灭亡。

      于是,在历史的转折处,忽必烈找到了他的正当性。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很快将战火烧到了福建,并操控东南战局,却不想在莆田遭受到不小阻力。以陈瓒、陈文龙叔侄为首的民间力量,配合着节节败退的南宋遗兵,在这里苦苦维系着王室的最后一丝喘息。他们难道不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吗?他们本可效仿周边的各大府州,认识时务,投诚倒戈,在政权交替时保全爵禄性命。但读书人的骨气和莆阳人的血性,告诉他们只能破釜沉舟。一番僵持后,在城破之日,蒙古人大肆屠城,并将满腔的怨气加诸陈氏一门:陈瓒惨遭车裂,陈文龙则在被押解至杭州之后绝食而亡。他们的舍生取义,无愧于后人冠之的“节义愧当时”的赞誉,其族亲有侥幸免于身死的,亦无不毁家纾难,继续护送宋室的龙辇一路往南,直到崖山。

      当前,史学上流传有这么一种论调: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且不论个中是否带有偏激的成分,可以肯定的是,经此一役,整个莆田的文脉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而留存的那小部分,在此后虽也有复苏迹象,但已与两宋时期的辉煌相去甚远,并最终将在明亡之时再遭风霜。

      更残酷的是,所谓风霜并不是一次决绝的毁灭,而是自宋至今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阵痛。历史并不会因为一个地方曾遭受过的苦难,而对其萌生恻隐之心;相反,它总会以变本加厉的态势,将更多的劫数倾注其间。这么说来,一座城市在无数的战事和耗亡中栉风沐雨,反而有了一种历劫的意味,并最终圆满涅盘,化生出自强不息、敢拼会赢的地域性格。

      元人统治中原末期,割据泉州的波斯戍军一度北上肆扰,在莆田、福州两地频开杀戮,史称亦思巴奚兵乱。特别是这些番客,还曾数次插手莆田乡斗,激化民间矛盾,直至覆水难收。在长达十年的拼杀中,福建沿海生灵涂炭,百姓背井离乡,不仅泉州港趋于没落,原兴化县的人口也锐减至不足五百户,并终于在明初的行政区划中遭到裁撤。

      在痛定思痛的阴霾下,莆田人借来了近两百年的和平时光,却不知需因此赔付更大的代价。嘉靖年间,远渡而来的日本浪人在闽浙地区烧杀抢掠,虽都是些游击战术,却令大明头痛不已;后来,浙江巡按使王本固又急于求成地将海盗王汪直投狱杀害,致使倭寇之祸终于溃堤。被打破管理和秩序平衡的倭寇开始大规模集结,作乱沿海近十年,不仅加速消磨了明朝的气数,更让百姓谈倭色变。

      这其中,莆田首当其冲。嘉靖四十一年除夕,倭寇趁人们欢度佳节不备,连夜偷袭得手,并屠杀城内军民三万余人。作为首个彻底沦陷的府城,莆田的失守令朝廷大为震怒,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因此开启了与这片土地的传奇遇合。

      一开始,戚家军的进展并不顺利。尽管在进入莆田之前,他们曾取得过白水洋、横屿、牛田等大小战役的胜利,且都以悬殊伤亡比而告终,然而,就在戚家军莆田首役林墩之战中,由于倭寇的垂死挣扎,明军牺牲六十九人,成为所有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值得庆幸的是,此战一举歼灭倭寇三千名,斩首九百六十颗,倭寇从此阵脚大乱。不久后,戚家军又以风卷残云的气势发起平海卫之战,再度斩敌两千六百余人;而后,被击溃的万余倭寇慌不择路,逃往仙游,又迅速被戚家军清洗殆尽。戚继光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肃清纠缠莆田日久的倭患,无怪后来人们将其敬为神明供奉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戚继光初到闽浙,匮乏的军力令他深陷无米之炊的困顿。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就地招募新军,但兵源所在随即又成了棘手的新问题。一次偶然机会,在义乌亲眼目睹一场乡斗的他,当即断定义乌人身上所具备的团结协作的精神和骁勇无畏的性格,正是他在铸造强大军魂中所不可或缺的两大因素。很快,义乌人便以一系列战功回报了戚继光的慧眼独具。由浙入闽,戚家军声名远播,攻无不克,仅仙游一县就先后在虎啸潭、龙泉、龙华、大济等地速战速决数十次。据史载,戚家军曾在城中与倭寇展开巷战十八次,如今那片区域被唤作“十八战”;追剿逃兵时,又前后九战九捷,其地也得名“九战尾”;只是,他手下的义乌籍大将童子明,却因在虎啸潭间遭遇埋伏,不幸壮烈牺牲。

      2014年12月13日,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举行,得到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莆田,日本人留下的罪孽和仇恨同样深重,这段记忆也在以莆田人自己的方式代代相传。由于彼时倭寇破城是在除夕,当逃难民众重返家门已是大年初二,迎接他们的只有亲人冰冷的尸体。自此,莆田人过年就有了大年初二不拜年、大年初四(仙游为大年初五)重新过一次大年的风俗;就连门上张贴的春联,也会有一截留白,称为“白额春联”。不仅于此,莆田民间的很多庙宇及地名也都与抗倭往事多有关联,除上述的十八战、九战尾之外,还有林墩的戚公祠、黄石的飞燕府、北高的万灵宫、平海的彰善庙以及龙华的磨头街等,都为了纪念这片土地上可歌可泣的抗倭英雄。今天,这种种方式早已融入莆田人的基因,告诫一代代的人们要牢记先烈,不忘前耻。

      倭寇刚去不久,满人又接踵而至。与蒙古人相比,这次,他们在莆田并未遭遇类似早先的大规模抵抗,只是发轫于南少林的天地会,却要将“反清复明”的旗帜扛到大清国祚的最后一刻甚至更久。无休止的抗争与镇压,换来的是长期的截界内迁,莆田文脉滑向了式微的顶点,有清一朝的科举变得乏善可陈;加上在道光年间走到极端的民间乌白旗械斗,更是加速了地方的内耗,结生了“好恶斗狠”的辱名,不仅于地区发展毫无裨益,更进一步拉大了莆田与周边城市的经济与文化差距。

      清朝晚年,莆田的一些仁人志士又挺身而出,投入到辛亥年的革命洪流中。再往后,莆田地区又在闽中工委的组织下,成立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后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甘愿牺牲,为谋求闽中地区人民的自由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观这上下两千余年的历史,不难看出,在长期以来以汉民系为主的莆田地区,降临在这里的每一次沧桑巨变,莫不是由于外族入侵所致。也许这种说法略显狭隘,还有可能被视作民族沙文主义,但这确非笔者的本意;从因成千上万种不同缘由而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得到一些启发,这才是本文的真正目的。

      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在面对人祸时,只会出现两种人:一种自体内催生出血性,一种往深渊化归为血水。也许有人会问,有血性的人难道就是金刚不坏、就不会流血死亡吗?当然不是。区别就在于,在同一种血色中,前者必定以更浓的色泽和更暖的温度为人所识别。

      但血性还仅仅只是一个中性词。王阳明在《心学四句教》中写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血性,只有将其放置在善恶、正邪的价值体系中,围绕其展开的讨论才有意义:在普世价值前,它是天道、是仁义、是气节、是情怀;相反,背离了普世价值,它就只能是狭隘、是自私、是凶残、是毁灭。

      而今天的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存一身正气,留一腔血性,自强不息,珍爱和平。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规避血色,摆脱噩运,实现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伟大复兴。□郑龙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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