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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茂良与王安石

      龚茂良是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王安石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二者相隔96年。王安石是宋神宗时名相,龚茂良是宋孝宗时名相。龚茂良以王安石为榜样,勤奋好学,严于律己,他的《题木兰陂》诗说明了这一点。

      龚茂良《题木兰陂》诗云:“木兰春涨与江通,日日江头送晚风。此水还应接鄞水,为谁流下海门东?”在这里,龚茂良把木兰陂的创建和王安石当年治浙江省鄞水的实践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增添了许多诗意。

      王安石初开始知鄞县。据记载:“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不次进用,可以激奔竟之风。”在这里,激奔竟之风即扭转追求高官厚禄之风。在这方面,王安石做得特别突出。他任地方官,那是想方设法为老百姓做好事,认真落实庆历新政,却不想高官厚禄。由于勤奋好学,严于律己,王安石德才兼备,大智大勇。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继续把宋朝中期改革推向深入,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范仲淹十大政六曰厚农桑,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生产,以纠正“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现状。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王安石在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按中央政府要求办事,后来发展为农田水利法;“贷谷予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这一利民政策,后来发展为青苗法。

      由于王安石在鄞县办实事,落实的是庆历新政,莆田木兰陂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最终建成的,所以龚茂良的诗,体现了作者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的肯定,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从中可以看出,龚茂良之所以会成为宋孝宗时名相,是因为他对范仲淹、王安石等改革十分重视,予以精心研究,并且收到了效果。

      龚茂良忠孝两全,像王安石一样,严于律己,从地方官做起,一直做到了宰相。《宋史》的《龚茂良传》说:“龚茂良,字实之,兴化军人。绍兴八年进士第。为南安簿、邵武司法。父母丧,哀号擗踊,邻不忍闻。调泉州察推,以廉勤称。改宣教郎,以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荐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累迁吏部郎官。张浚视师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靖康之祸在于致疑。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除监察御史。”在那时,宋高宗和宋孝宗之所以对绍兴和议态度不一样,是因为宋高宗效法汉高祖、唐太宗马上得天下,花了16个春秋才迎来了和议的签订,而且还是在金要他称臣的情况下签订的。

      那么,宋高宗当年签订绍兴和议称臣,是不是奴才相十足,是个典型的投降派?从他的庙号看起来,后人称他高宗,那是对他创业的肯定,他和汉高祖、唐太宗一样,都是马上得天下。至于绍兴和议称臣,那是向越王勾践学习卧薪尝胆,人家可以为吴王夫差牵马,他在签订和约时称臣,让中国南北早日结束战争,平民百姓早日过上天下太平的日子,这是值得赞扬的。要是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靖康元年即1126年开始的宋金战争,还会于1141年结束吗?而且只有早日结束战争,中国南北经济才能得到发展,20年后才能彻底粉粹完颜亮妄图灭亡宋朝的阴谋诡计,取得了采石大捷。那时金兵40万,却打不过宋军18000人,后来,“亮为其下所杀”。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今人在研究历史时,切不可忘乎所以,乱扣帽子。卧薪尝胆,一时吃点苦,让国家经济早日发展起来,到宋孝宗再去“正皇帝之称”,也就容易了。但是,宋孝宗却不懂得实行和亲政策的重要意义,所以,才会老犯错误。

      《宋史》接着说:“江浙大水,诏陈阙失。茂良疏曰:‘水,至阴也。其古为女宠,为嬖    ,为小人专制。崇、观、政和,小人道长,内则    腐窃弄,外则奸回充斥,于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阙。今进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哗然,指为此辈。臣愿先去腹心之疾,然后政事阙失可次第言矣。’内侍梁珂、曾觌、龙大渊皆用事,故茂良及之。迁右正言。”在这里可以看出,龚茂良进言,坚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好学风;历史上的事经过他的总结,就会成为切实可行的经验。崇、观、政和年间,小人得志,经常兴风作浪,却得不到致命打击,最终发展为内乱,徽钦二帝被金军掳走。宋金战争进行了16年,至1141年11月签订了绍兴和议才结束。所以,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拉帮结派的人,一经发现,就要坚决清除,以杜绝后患。

      龚茂良因为出谋献策升了官。但是,宋孝宗却做不到。这是因为他有“恢复”心病,容易被小人利用。

      有比较才能鉴别。宋仁宗亲民爱民,虚怀若谷,犯了错误,有人敢于批评。据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九《蔡襄传》记载,蔡襄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在那时,蔡襄在西京任职,初生牛犊不怕虎,写诗批评宋仁宗赏罚不明,不仅没有遭到打击,反而还被宋仁宗请到东京做大官,视蔡襄为知己。所以,蔡襄论谏,效果特别好。但是,龚茂良却很不幸,因所谓“五年不言恢复”被罢官,丢掉了宰相乌纱帽,父子俩人死在英州贬所。

      宋神宗继往开来,视王安石为知己,尽管太皇太后反对变法,但是他却毫不动摇。到了后来,甚至于连王安石都辞官了,他还是坚持干到底。宋神宗办事真如神,其结果,硕果累累,许多人都说王安石变法好。例如在莆田就是这样,宋代福建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莆田木兰陂建成后,平民百姓无不说王安石变法好,直至今天,仍是如此。那么宋孝宗呢,他视谁为知己?他是以“恢复”划线,其结果,只能乱了阵脚,谁也不是他的知己。

      综上所述,龚茂良《题木兰陂》诗云:“木兰春涨与江通,日日江头送晚风。此水还应接鄞水,为谁流下海门东?”在这里,龚茂良把木兰陂的创建和王安石当年治浙江省鄞水的实践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增添了许多诗意,会让我们浮想联翩,想起了宋史上许许多多值得重新研究的地方。□林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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