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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甲莆阳

      在莆田人的交往经验中,若要以一两个词来概括或介绍这座生养他们的城市,大概第一时间闪过脑海的只有“文献名邦”和“海滨邹鲁”。鲁,至圣孔子的故乡;邹,亚圣孟轲的桑梓。从字义上来看,不管是前者的直接定论还是后者的名人代言,无不揭示了这座城市深厚悠久的“崇文”传统。尽管在明末清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边缘化、文化衰退化的莆田一度疲于续写既有的辉煌,于是这八个字就成了人们在漫漫长夜里自我慰藉的星光;直到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定繁荣的大环境下,它们才重又变作激励和鼓舞,召唤出更多光前裕后的栋梁之才。

      这形如正弦曲线般陡变的轨迹,其实也是一种暗示,即当我们置身恢弘神坛面前,必须以更客观的姿势、更平和的心态、更理性的情感和更辩证的眼光去解读一切历史镜像,哪怕需借助必要的质疑和自反,来达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目的。只有这样,存在于每个渺小个体身上的光点才不至于被历史光晕所掩盖,才能汇聚成更耀眼的光芒。

      不可忽略,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赋予了这片土地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它始于隋唐,盛于明清,在漫长的进化中形成了一套严密而又完备的人才选拔制度。当年明月曾在他的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对有明一朝的科举制度详述备尽。那时的读书人都生活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巨大舆论场中,相信“学而优则仕”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主流途径,但据作者介绍,在这条崎岖道路上,他们至少应该接受四场大战役:一是院试,应试者将面临从童生到秀才的转变;接着是乡试,考上者将更进一阶,化身举人;再就是会试,通过者被称为贡生;最后才是考验是否拥有进士资格的殿试。这其中的一切荣誉,也都会被仕子们带回家乡,或雕于牌坊中,或刻于横匾上,或涂于灯笼间,代代相传。回首来路,地点不同,称号不同,距离自己人生理想的远近也在不断改变,难怪个中的痛并快乐,常被类比为“鱼跃龙门”。

      今天,人们常常会诟病生硬刻板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创造力的绞杀抹灭,甚至还以此观照和评判当下的素质教育是否也沾染了些许封建习气。但无法否认的是,科举制度在不同阶级、不同家境、不同身份和不同民族的读书人中间,搭建了一座公平竞争的舞台。古代的科举考试鲜有舞弊,即使存在,其惩治力度也是极度严苛,因此,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游戏规则契合了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心态,成为了吸引读书人前赴后继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儒家典籍的濡染下,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得以深入骨髓,并贯穿整部封建史;而知礼、知耻的风气,也成为了构成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砖瓦。

      当然,科举制度并非就无可厚非。对四书五经的过分专注,使得人们无法敏锐地观察到科学技术带给这个世界的巨大变革,甚至还滋长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漠然,种种都为其后的丧权辱国埋下伏笔;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以前读书人略显病态和机会主义的学习动机:功名利禄为先,自身修为为次。反倒是在遭遇了挫折之后,他们才会想到以佛家的释然、道教的超凡来调节自己,获得人生的升华,如李白、苏轼、王阳明、曾国藩等众,莫不如此。但无论如何,从科举制度中浴火涅盘的精英,绝大多数还是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双重考验。

      位于北京国子监街的北京孔庙,当中立有一片进士题名碑林,198块巨型石碑上,共镌刻了元明清三朝共计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其名次,是研究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珍贵文物。在莆田,自唐以降经过论证的进士共有2482名,这也使这座城市跻身全国十大进士地级市之列;其中,状元21人(包括正奏状元9人、正奏武状元2人、特奏名状元8人、两优释褐状元2人),榜眼7人,探花5人,历代宰辅(含追赠)17人。若以年代区分,有六七成进士出自两宋,二三成在明朝,剩下的在唐、清两代,暗合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千年兴替。

      莆田的首位状元是唐末延寿村的徐寅,但他生不逢时,最终辞官回乡,将无尽的抱负遗留在绶溪的粼粼波光里。就这样到了北宋,他的后代徐铎不辱先志,与同乡人薛奕双双折桂文武状元,赢得了神宗皇帝“一方文武魁天下,万里英雄入彀中”的赞誉,莆阳从此声名远播;此后,这里又接连缔造了“一家九刺史,三代五廷魁”、“一门二宰相,九代八太师”、“昆仲两宰相”、“一门五学士”、“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进士”等系列神话,令他域望尘莫及。

      那么,在这个面积仅有四千多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魔力,才能催生出如此绚烂的争艳花丛?其实,早在南宋,就有人发出过相同的提问。绍兴八年,全国进士总数293人,莆田人独占16位。其中,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为榜眼,73岁的林邓年纪最大,18岁的龚茂良年龄最小,史称“四异同科”。这引起了当时皇帝宋高宗的极大兴趣,于是他问道,难道莆阳这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黄公度答:“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俊卿则回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听罢两人陈述的高宗当即大笑,点评曰:“公度不如卿!”

      这以后,陈俊卿的廷对成为千古佳话,在莆阳民间广为流传。千百年来,“家贫子读书”演变成无数院墙里的家训,承载着一代代人对后世子孙的殷殷期盼。但倘若认真审视黄陈二人的口白,会发现这其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对抗:两人出自同一方水土,前者言富,后者言贫,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两人说的都是真话,但彼时的莆阳也绝不贫穷。自北宋木兰陂修筑完成之后,被分流的海水日复一日,在此间冲刷出南北洋平原,加上适宜的气候和开阔的交通,莆田渐成闽中的鱼米之乡。黄公度所说的“披锦黄雀”和“通印子鱼”,就是当时产自莆阳山海的两大特产,因此,他想要告诉高宗皇帝,这里兴起的文脉,离不开农耕文明的有力支撑。即便是今天,推动一个地区的教育和文化发展,首要因素仍是经济。

      而陈俊卿的叙述也绝不矫情,他在一个预设的前提下,阐明了莆田人崇文向学的坚定决心。早在初唐,从中原一路南下来到莆田的郑露、郑庄、郑淑兄弟三人,就是面对这满目贫瘠的土地和曼胡之缨的人民,在南山建起了莆田的第一座学堂——湖山书堂。他们“附凤凰翼,与木石居,和乐兄弟,游玩诗书”,在这里传道授业,广开教化,开启了簪缨蝉联的序幕。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将其尊称为“南湖三兄弟”,并立“开莆来学”牌坊纪念之。

      往后,书堂、书院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站立了起来,“十室九书堂”的盛况与官办的文庙、孔庙相辅相成,孕育出累累硕果。遗憾的是,兴化府文庙早已被拆除殆尽,成为福建下四府文庙中唯一不复存在的古建;平海卫文庙也仅余些许断柱残碑,被立于平海中心小学内供人凭吊;原涵江孔庙也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正学门。但我们仍应庆幸,与上三者的衰败毁弃相比,今天的莆田人仍可从保存良好的仙游县文庙、黄石文庙和度尾朝天文庙中,一窥去日繁华的清晰背影。

      到了明朝,书生林龙江集儒、释、道三教教义为一体,创立了“三一教”。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东南沿海频遭倭寇肆扰的时期,于是,他在莆田各地的书院悬壶济世,救助在兵燹和瘟疫中受苦受难的人民,深受百姓爱戴。后来,这里的大小书院就成为了三一教传教布道的宗教场所。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尽管时过境迁,但那场黄公度和陈俊卿从经济和风气两个层面关于兴教之道的辩论,于今犹有借鉴意义。对比清朝莆田科举的没落,其原因正是连年的战乱和截界,极大损伤了莆田经济的根基;反观2002年以来福建省的高考文理科状元,无一是出自莆田地区的学校,亦是由于在经济更发达、社会更多元的今天,人们对读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对学习的信念也有所动摇。可见,这两者缺一不可。

      然而,黄陈二人似乎还遗漏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一座城市的诞生、兴旺和衰落,这诸多的结点莫不受到人才去留的左右。不管是早前的中原两河流域,还是后来衣冠南渡的福建,又或是近代的通商口岸,它们的兴衰起落都是在移民潮的催化下完成。不同地域的智慧结晶,因为不同地域人民的迁徙交融,实现了碰撞与新生,才有了崭新的文明。

      因此,今天的莆田只有以更开放的姿态,打破横亘自身日久的地域成见,去接纳老莆田人和新莆田人,去打造足以吸引人才的宜居宜业莆田,才能重塑昔日的神话。□郑龙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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